张杰民

当初夏的熏风掠过田垄，春日的姹紫嫣红渐次凋零，芒种的脚步里又一场关于麦收的约定悄然轮回。

老话说：“芒种忙，三两场。”从前，一进入六月，麦收的帷幕便在中原大地上徐徐拉开，待到芒种时，不少地方打麦已经打罢了两三场。可随着农业机械化的浪潮奔涌而来，传统农耕的节奏按下了“快进键”，在联合收割机的轰鸣声中，小麦从收割、脱粒、秸秆粉碎，到装袋入仓，一气呵成，不过短短几日，麦收就圆满收官。这不仅省去了部分人力与时间，更终结了过去人们靠天吃饭、丰产难丰收的忐忑，那句流传已久的“芒种忙，三两场”，也就成了“过去时”。

千百年来，麦收时节都是农村最忙的时候。造场、割麦、拉麦、碾场、垛垛等，全靠手工操作，拼的是体力，而且要突出一个“抢”字，争分夺秒地与时间赛跑。一个麦季下来，很多人好像过了一道“鬼门关”，累得腰酸腿疼，皮肤晒得黑红。“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正是此时最真实的写照。

前些年，麦收的第一项工作就是造场，那时的打麦场是各村的标配。我老家村子的打麦场，坐落在苇子坑的东岸。把打麦场造在苇子坑旁边，是有讲究的，造场、麦场防火、牲口饮水等，从苇子坑取水非常方便。打麦场上，原来种的是油菜，收了油菜，正好造场，这是生产队计划好的。造场时，先用耙把土地耙松耙平，在上面洒水、撒上麦糠，三四个小时后，套上牲口拉着石磙反复碾压，直到场面儿又平又实。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收麦前，必须把镰刀磨好。虽然磨镰刀技术含量不高，但对于高中初下学的我仍然是一个不小的考验。我家的镰刀，平时都是插在土坯墙的缝隙里，一年没用，拿出来时已锈迹斑斑。我找到一个磨刀石，端来一盆水，拿起镰刀磨起来，边磨边淋水，镰刀在石上蹭出“刺啦刺啦”的声响。用拇指在刀刃上轻轻一碰，有种细微的锋利感，便算是磨好了，可以拿去割麦了。

到了割麦那天，天刚蒙蒙亮，一阵清脆的铃声划破夜空，队长在村里大声吆喝：“大家赶快起床，下地割麦了！”沉睡中的我揉了揉眼睛，急忙起身，拿上镰刀，随村民来到麦田。村民们按照生产队要求，一字排开，每人揽上几垄，便挥起镰刀开始割麦。我由于不懂技巧，感觉左手握不住麦子，割起来很费劲，割的过程中，还得不时站起来捶捶腰，尽管拼尽了力气，却始终处在“压阵”的位置。

打麦的过程，包括摊场、头遍碾麦、翻场、二遍碾麦、起场、扬场和装袋，是一场与阳光、汗水的对话。但是，我印象最深的，竟不是炎炎烈日下的汗流浃背，不是杈把、扫帚、木锨的碰撞声，而是牲口碾麦和扬场的景象。碾麦时，“鞭把”站在麦场中间，左手持缰绳，右手挥长鞭，指挥着拉着石磙的牲口。随着缰绳的收放和吆喝声的高低，蒙了眼的牲口围绕“鞭把”画出了无数个同心圆。再一个就是扬场，起场后的麦粒拢成一大堆，村民用木锨迎风扬麦粒，借风分离壳屑。这不仅是个力气活儿，还是个技术活儿。“会扬的一条线，不会扬的一大片”，特别是最后一遍，必须由“老把式”操作，一锨扬不好，麦糠就会落在麦堆上，负责用扫帚掠场的人就得进行多次清扫。人们戏称此举是“行善没有作恶大”。

在打麦期间，最令人害怕的是突然到来的雷阵雨。天气变幻莫测，时不时地耍性子，让村民措手不及。有时场里的麦子刚刚摊好，有时正在碾麦，忽然阴云密布，暴风雨就要来。这时村民要赶快起场，前半晌的摊场、碾麦就算做了无用功。倘若没有起完场便遭了雨，那叫“塌场”。一旦“塌场”，再遇上连绵阴雨天，注定要吃芽子麦。

垛垛是打麦的收官之作，村民往往要白天黑夜连轴转。每逢垛垛，生产队都要提前蒸馍，作为夜间的加班饭。这些馍，在那个食不果腹的年代，是人们梦寐以求的食物。馍一般到后半夜才会发放，一个劳力能分到三四个。有些小孩子，为了吃个馍陪着大人在麦场熬到深夜。

20世纪70年代末，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交够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这个响亮的口号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此情况下，我们生产队的打麦场，分到了各家各户。为解决打麦难的问题，我们家族的几户人家集资买了一个小马达（电动机），用小钢磨（打面机）改装成简易的打麦机，联合打麦。炎炎烈日下，麦秸、麦糠和尘土在打麦机周围乱飞，我们戴着草帽，嘴上捂着毛巾，汗流浃背，灰头土脸。这种打麦的方式，延续了五六年，直到我工作调动，才与之挥手告别。

而今，人们挥镰割麦的场景已经远去，石磙等农具淡出了人们的视野，打麦场也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农业机械化不断向智能化、信息化方向发展，智慧农机和无人机已成为麦收“新宠”，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可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那个遥远、鲜活的人工收打小麦的场景，早已融入我的记忆，每每想起，心里就会涌起一阵暖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