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高考第一天清晨，我开车送女儿到考点。看着她从容的背影消失在晨光里，我的心猛地一颤，仿佛被一根无形的细线牵回了30多年前——1994年，我参加高考那一年。

那时的高考还在７月。7月的河南是个大火炉，空气黏稠得能拧出水来，蝉鸣撕不开厚重的湿热。对于农村孩子而言，高考不仅是一场考试，更是过独木桥，是改变命运的唯一窄门。三年高中，我们的目标只有一个：考出去。

父母深知帮不上什么忙，竟做了一个近乎残忍的决定——考前半个月，与我彻底断了联系。就像古时父母送子上了战场，从此音讯全无，只在家中静候捷报或噩耗。后来我才懂，那是父母把担忧生生咽进了肚里，把牵挂狠狠掐断，只为让我安安静静发挥出真实的水平。

考前那一天中午，妹妹顶着毒日头送来几个鸡蛋。她问我准备得咋样，我却几乎是把她赶走的：“你甭管，别来打扰我！”关上门的那一刻，我的心“扑通”狂跳。妹妹的到来像一颗石子投进我刻意维持的平静心湖里，险些让伪装的坚强溃堤。

幸运的是，考场碰巧就是我的教室。熟悉的课桌、朝南的窗，甚至黑板上未擦净的粉笔痕都一如往常。那三天，我在考场与各科题目殊死搏斗。笔尖划过试卷的沙沙声、窗外知了的聒噪、风扇徒劳的嗡鸣，交织成我青春里最庄严的乐章。

紧张吗？当然，但我又出奇地平静。三年的淬炼，早已让我学会在重压下呼吸。估分时，我以为能过大专线就不错了，没想到竟超出本科线30多分。

等待放榜的日子，是另一种煎熬。我不敢让自己闲下来，怕脑子不受控制地去回想那些做错的题，于是拼命干活：背着喷雾器打农药，在毒日头下锄草，跟着父亲蹬车做小生意。汗水浸透衣衫，农药味呛得喉咙发苦，反倒让我觉得踏实。乡亲问我考得如何，我只含糊其辞：“还不知道呢。”不能说好，怕希望落空；不能说差，怕辜负了心里憋着的那口气。

７月下旬，河南人民广播电台滚动播放过线考生的考号、姓名和分数。我和家人守在收音机旁，大气都不敢出。当熟悉的名字伴随着一串数字传来时，父亲的手抖了，母亲的眼圈红了。我脑子里“嗡”的一声，似有什么沉甸甸的东西，终于稳稳落地了。

填报志愿时，我看到“提前录取”栏，觉得空着是浪费机会，便想顺手填上。老师沉吟片刻说：“电子技术代表着高科技。”我便听从建议，填了郑州的一所军校——解放军电子技术学院。8月13日，我蹬车20多公里去县教委拿通知书，拆开信封时愣住了——不是电子技术学院，而是解放军测绘学院。不管怎样，从此我的人生拐进了一条全新的轨道。从军校到基层部队，再到总部机关、军委机关，30多年的军旅生涯，如同一幅长卷，在我面前徐徐展开。

可高考留给我的，不只有荣光。许多年了，我依然会做梦回到那间教室：桌上堆着永远做不完的试卷，天气闷热得让人窒息。我在梦里焦虑、压抑、惶恐不安，像被困在一个透明玻璃罩里。每当现实压力如山，这个梦就会出现。它像一道心灵的魔咒，时刻提醒我曾经从那样一条窄路上拼杀出来，永远不能松懈。

如今，女儿也走进了考场。她的6月里，有凉爽的风，有父母的陪伴，不必再背负“唯一出路”的沉重负担。这是时代的馈赠，是无数父辈用汗水换来的晴空。

那年我的高考，是一场战争、一次涅槃、一圈刻进骨头的年轮。岁月流转，每当高考的风吹过，我总能听见，1994年的蝉鸣依旧在耳边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