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光斜斜地打进老屋的窗棂，正好落在墙角那个落满灰尘的老物件上。那是一把算盘，静静地躺在那里，像一个打盹的老人。我轻轻吹去灰尘，棕褐色的木框露了出来，上珠两颗，下珠五颗，是那种老式的七珠算盘。珠子大多是灰黑色的，唯有一颗泛着暗红色的光，像是浸染过岁月的颜色。

爷爷只上了三年小学，算不上有文化，但他喜欢看书，总是随身带着书，有些书纸张已经发黄发脆，边角也卷了起来。闲下来的时候，他就坐在门槛上，眯着眼睛看，有时还会摇头晃脑地吟诵。村里人都说，爷爷认得字，有学问。每逢过年，左邻右舍都请他写春联，谁家有个红白喜事，也总请他去主事。他从不推辞，笑呵呵地应下，然后打开书，认真地查对礼仪规矩。

爷爷的算盘打得好，在方圆十里是出了名的。农闲时节，常有人来找他学打算盘，他总是耐心地教。他说，算盘打得快不算本事，还要打得准，心里要有一杆秤。

20世纪60年代末，大队选会计，大家都推选爷爷。那时集体合作社刚刚走上正轨，生产队的账目复杂得很——粮食收成要算，工分要记，分红要算，还要和公社对账。爷爷接下了这个差事，从此，这把算盘便陪他度过了最忙碌的岁月。

每天夜里，昏暗的煤油灯下，爷爷总是伏在桌前，左手翻着账本，右手拨着算盘珠，“噼噼啪啪”的声音，在寂静的夜里格外清脆。父亲说，爷爷做会计那些年，大队的账目从没出过差错。有一年年底，爷爷发现差了一毛四分钱对不上账，忙活了一整晚。公社的会计实在熬不住了，就说：“这钱我个人出了，现在结账。”爷爷却说：“钱我可以出，但账一定要算清。”查来查去，最后发现是公社那边少记了一笔账。从此，公社的会计也服气了，说爷爷的账，算得是分毫不差。

有一年秋天，队里分粮食，有人多领了几斤麦子，被爷爷发现了。那人说好话，想糊弄过去，爷爷硬是不答应，说账目是公家的，少一分都不行。后来那人把麦子补上了，爷爷却自己掏钱买了包烟送给他。有人不解，爷爷说：“账是公家的，人情是人情，不能混在一起。”那算盘上的珠子，在爷爷手里拨动，从来都是干干净净、清清白白的。

20世纪70年代，物资紧缺，大队的每一分钱都要精打细算。有几次，上面来人检查工作，想让爷爷在账目上动动手脚，但都被他顶了回去。那些人威胁要撤他的职，爷爷说：“撤就撤。但只要我在一天，这账就得清清白白。”后来，那些人到底没敢动他，因为大家都信他，换了别人，群众不放心。

那把算盘，爷爷用了十几年，珠子都磨得发亮了，特别是那一颗暗红色的珠子，是爷爷打算盘时用得最多的一颗。

70多岁时，爷爷的眼睛不好了，不再做会计了，但谁家要算个什么账，还是会来找他。他戴上老花镜，手指依然灵活，拨起算盘来“噼噼啪啪”，一点不含糊。有人问他怎么算得这么准，他就笑着说：“算盘珠子也是有灵性的，你对它认真，它就不会糊弄你。”

我拿起这把算盘，轻轻一晃，“哗啦哗啦”的声音，像是时光在流淌。算盘框上刻着几个模糊的字，我仔细辨认，依稀是“诚实做人，清白做事”八个字。这大概就是爷爷留给我们的家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