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庆邦
有句俗话,说是干什么吆喝什么。我写短篇小说多一些,是不是就该多吆喝短篇呢?有的媒体人好像认为写短篇是我的长项,也愿意拿短篇跟我说事儿,让我说说吧,说说吧。我吆喝不吆喝呢?我说不说呢?我想了又想,觉得还是不吆喝为好,还是少说为佳。因为吆喝的目的,无非是为了引起别人的注意,以期多卖一点货。我不想引起别人的注意,对于货卖多卖少也无所谓。别看小说带一个说字,却是写出来的,不是说出来的,说多了不好,容易露气。
如果非要让我说,我想说的是,短篇小说也叫短篇少说。
记得我以前说过,写小说要小声地说,也要小心地说。前者要求下笔月明风清,心平气和,不可大喊大叫,企望一鸣惊人。后者要求,对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保持敬畏之心,安排得熨熨帖帖、恰到好处。
从体裁上说,小说分为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等。长篇小说可以叫长篇长说,中篇小说可以叫中篇中说,那么短篇小说呢,就可以叫短篇短说,或者叫短篇少说。这三种体裁,长篇小说像大海,滚滚洋洋,波澜壮阔。中篇小说像长河,曲曲折折,奔腾不息。短篇小说像瀑布,飞流直下,潭深千尺。这三种比喻,虽说都是水质,却各有各的形态,各有各的使命,各有各的美,谁都不能代替谁。是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换一个比喻,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好比是日月星辰。长篇小说像太阳,中篇小说像月亮,短篇小说像星星,它们各有各的光,各有各的亮,都有经天的价值,都不可或缺。
今天别的咱不表,着重把短篇少说稍稍说一说。短篇因体量所限,不可能容得下长篇大套,连中篇中套也容纳不了,只能是在螺蛳壳里做道场。换个比方,短篇小说好比是一只用高粱篾子编成的蝈蝈笼子,它的容积只装得进一只蝈蝈,恐怕连两只蝈蝈都装不下。蝈蝈笼子的空间虽然局促些,因蝈蝈笼子上下左右都留有窟窿眼儿,蝈蝈在里面却可以八面来风,自拉自唱,声音远播。如果往一只蝈蝈笼子里硬塞进两只蝈蝈,或更多的蝈蝈,它们不仅活动不开身子,还有可能互相排挤,甚至互相撕咬,再也无心歌唱。
我说了短篇小说的体量有限,并不是体量决定论。体量只是短篇小说的一个方面,或者说只是表面的东西、形式的东西。真正决定一篇短篇小说成败的,是内在的东西,是短篇小说的心,是充盈在短篇小说里面的心魂。王安忆在给我的小说集写的序言里,说我的天性里头,似乎有些与短篇小说投合的东西,这是一种谦虚和淳朴的东西,忠实于自己的所感所思,在承认有限之中,尽全心全力地发展完善。比较灵感和锻炼,天性是短篇小说更为本质的东西,可说是短篇小说的心。我以前只知道短篇小说有着特殊的结构,是一个特别的小世界,还从没听说过“短篇小说的心”一说。是王安忆的说法让我得知,短篇小说生长于作者的心,心仁得仁,心善得善,心诚得诚,心真得真,作者有什么样的心,就会写出什么样的小说。我理解,一个作者的天性,也是一个作者的天心。天心不可违背,更不可失去。一旦失去了天心,就会失去自我,有可能陷入无头苍蝇的境地。当然,除了天心,一个作者还应当具备慧心和匠心,天心为本,慧心为思,匠心为技,“三心”相互结合、相辅相成,才有可能成就一篇完美的短篇小说。
所谓短篇少说,是指在有限的篇幅和尺度内,情节要少,人物要少,细节要少,废话要少。情节多了,会不得要领,削足适履,浅尝辄止。人物多了,会头绪繁杂,顾此失彼,面目模糊。细节多了,会拥挤不堪,撑破容器,变成一地散沙。废话多了,更要不得,会味同嚼蜡,让读者厌烦。空口无凭不行,如果让我举一个短篇少说的经典例子,我愿意举鲁迅先生的《孔乙己》。这个短篇还不到三千字,却穷尽了孔乙己的一生。从情节看,他无非是三番五次到咸亨酒店喝酒、吃茴香豆。他每况愈下,一次比一次贫苦落魄,日暮途穷。从满口之乎者也,到偷书遭人吊打,脸上添了新伤疤,再到被人打断了腿,欠酒店的十九文钱还不起,坐着蒲包挪到酒店还要讨酒喝。直到中秋、年关,再也不见孔乙己露面,“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从人物看,这篇小说里出现的名字只有孔乙己一个人。别的人物有掌柜、伙计、喝酒的人,还有邻家的小孩子。别的人物都是代称,都无姓无名。我想这一定是鲁迅先生有意为之,如此以来,孔乙己像是一轮月亮,别的人物像是星星,众星捧月,就更加突出了孔乙己这个人物形象。从细节上看,《孔乙己》的细节是系列化的,有人物形象细节、动作细节、对话细节、表情细节、气氛细节,还有心理细节等。每一个细节都是鲁迅先生精心安排的,不累不赘,精当有效。这篇小说的语言更是考究,能省则省,当略则略,浮在水面上的少,藏在水面下的多,是真正的惜墨如金,以少胜多。
要做到短篇少说,我们除了向公认的经典短篇小说学习,还要向诗歌学习。沈从文先生曾经说过,写小说的如果只读小说,所得是不会多的,写小说的多读诗歌,才有望把小说写得好一些。我非常赞赏沈从文先生的说法。我国是诗的国度,诗的成就是我国文学的最高成就,诗歌被认为是我国文学皇冠上的明珠。诗意化的境界是文学的最高境界,当然也是每个小说作者的最高追求。古往今来,比起小说,每首诗都不长。如杜甫的“三吏三别”,每首诗不过一百多字。白居易的《琵琶行》和《长恨歌》稍长一些,也就是几百字,不到一千字。但他们的这些诗里,都有情节、人物、细节等。如果把这些诗歌解释成白话文,演绎成小说,都是成立的,而且都是好小说。如同我上面所说的“四个要少”,这些诗篇里的情节、人物、细节和词句都是少而又少,可谓精炼无比、字字千钧,纸短情长、意境深远。
不仅对短篇小说的文本,要做到短篇少说,对关于短篇小说的创作谈,也应该做到短篇少说。法国的莫泊桑活到43岁,一辈子写了359篇短篇小说。俄国的契诃夫活到44岁,一辈子写了700多篇短篇小说(他自己说写了1000多篇)。美国的欧·亨利活到48岁,一辈子写了381篇短篇小说。他们每人写了那么多短篇小说,却很少在短篇小说的文本之外再谈短篇小说怎么写。因为他们所创作的每篇短篇小说,都在说明着短篇小说怎么写,好像再说就是多余。我注意到,长期从事短篇小说创作的作家,在笔会上,在别人的提问下,或是在受到约稿的情况下,都偶尔会谈到短篇小说。他们所谈,都是从自己出发,从个人出发,不过是自言自语、自说自话,对别的写短篇小说的作者构不成什么帮助。我自己呢,就短篇小说的写作,也曾写过若干篇创作谈,并多次讲过课。有的作者听我讲过课后,表示深受启发,连醍醐灌顶这样的词都用上了。可我后来再看他所写的短篇小说,觉得还是在原地踏步,并没有什么起色。其实,关于短篇小说的创作,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约翰·斯坦贝克在接受《巴黎评论》访谈时,早就说得很清楚。他说:“如果说在短篇故事写作里有种魔法的话,我相信从来没有人可以把它浓缩成一句秘诀,由一人传授给另一人。”那么,怎么才能写出一篇好的短篇小说呢?他给出的结论是:“要写出一个好短篇,唯一的方法就是写出一个好短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