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团
村里人都说,哑巴叔是可有可无的。
这话不假。他没有名字,至少村里没人记得他的大名,连“哑巴”两个字都叫得含含糊糊。他像村后沙河边那棵歪脖子槐树,天天见,年年见,谁也不会特意提一嘴。
从我记事起,哑巴叔就在村里“活跃”了。谁家娶媳妇,他头一个到,帮着搬桌子、借板凳、烧火洗菜,忙得后脑勺的汗珠子一串串往下淌。新娘子进了门,酒席散了,客人都走了,他还蹲在院子里刷锅,刷得月亮都上了房顶。主家过意不去,给他塞两包烟,他推来推去,推不掉就揣着,咧着嘴笑,露出两排被旱烟熏黄的牙。白事也一样,他忙前忙后,手上划了口子,往裤子上蹭蹭,接着干。
他一生无儿无女,看到我们这群孩子,亲得不行,老远就“咿咿呀呀”地叫,张着两只手迎过来。有些小孩子不懂事,追着他喊“哑巴、哑巴”,有的捡地上的小砖块往他身上丢。他从来不恼,顶多假装生气跺跺脚,等孩子们笑着跑散了,他又背着手慢悠悠地走开,嘴里还哼着不成调的“啊啊”声,像在唱一支只有他自己听得懂的歌。
我从来没有这样对待过他。每次从巷子里过,他远远看见我,就站住了,笑着冲我挥手,嘴里喊一声“啊——”,那一声拖得长长的,像喊我的小名,又像喊“回来啦”。
他勤快。农闲时节,别人蹲墙根晒太阳、打牌,他背着蛇皮袋进城打工,去工地上搬砖、和泥、扛水泥;去饭店里刷盘子、洗碗。冬天工地停了工,他就猫在家里,蹲在邻居家牌桌边看打麻将,看得比打的人还上心,谁出了臭牌,他急得“啊啊”直叫,拿手指头戳人家的牌,被轰走也不恼,换个位置接着看。
后来,我离开家乡出去工作。每次回来,在村里碰见他,他老远就“咿咿呀呀”地喊起来,那声音就像一把生了锈的唢呐,听得人眼眶发热。他跑过来,上上下下打量我,看我穿得周正、气色不错,就竖起大拇指,比画着“好好好”的样子——他发不出“好”这个音,只能“嗷嗷”两声,可谁都听得懂。
村里人不知道他具体多大岁数,有说七十多岁的,有说八十多岁的,他自己也说不清。有人问他:“哑巴,你多大了?”他就掰着手指头数,数到十就乱了,最后手一摊,嘿嘿一笑,意思是:管他呢,活着就中。
他身体确实硬朗。虽说上了年纪,可还能扛着锄头下地,还能爬到房顶上帮人补漏。
不久前我回老家,在县城一家小餐馆吃饭,竟然碰见了他。
他穿着后厨的白褂子,袖子挽得老高,正弯着腰拖地。我进门时他正背对着我,我没认出来。朋友点完菜,我无意中往厨房门口瞟了一眼——那身影,瘦了、驼了,拖地的动作一拱一拱的,像一张拉满又松了劲的老弓。我心里咯噔一下,跑过去拍了拍他的肩膀,喊了一声:“哑巴叔?”
他猛地转过身来。
那一瞬间,他脸上的褶子全部炸开了,眼睛瞪得溜圆,嘴张得大大的,“啊啊啊”地喊起来。又把墩布往地上一丢,两只手举到头顶上,拍着巴掌跳了两下,像个得了糖的孩子。他跑到我桌前,指指我,又指指自己,再指指桌上的菜,一通“啊啊啊”地比画,意思是:你咋在这儿?你回来啦?你吃,你吃,我在这儿干活呢!
我看出来,他老了。
朋友问我:“你认识?”我说:“我们村的哑巴叔。”朋友说:“哦,那个哑巴老头啊,在后厨打杂的,吃住都在后头那间小偏屋。”
我鼻子一酸,差点没忍住泪。
走的时候,哑巴叔到门口送我。还是那样,举起手来,慢慢地挥,嘴里“啊啊”地喊了两声,那声音短了、哑了,像一把唢呐吹到最后,气不够了,只能漏出一点余音。
坐上车,我从后视镜里看见他蹲在马路牙子上,拿袖子抹脸。和四十年前他蹲在村口老槐树下的场景一模一样。
可我知道不一样了。老槐树枯了一枝,哑巴叔也老了。他蹲在那里,身子缩成小小的一团,像一本被翻旧了的书,书脊松了,书页黄了,风一吹,哗啦啦地掉渣。可村里上了岁数的人都还念着他——念他大雪天帮人修屋顶,念他红白喜事上闷着头干活,又最后一个离开……
这本旧书不会说话,可每一页都密密麻麻写着字,写着人间的暖。
我发动车子,摇下车窗,挥着手冲他喊了一声——
“哑巴叔!回去歇着吧!”
我知道,他是听不到的。
可我看见他笑了。
那笑和四十年前一样,干净得像村东头井里的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