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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与近代朝鲜

您当前的位置 :中华龙都网  >> 新闻中心     来源: 周口日报 2017-04-20 00: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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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闽杰

  在中国历史中,集如此多之争议于己身者,袁世凯能算上一个,且排名还应该比较靠前。美籍华裔史学家唐德刚的一句评价,很有代表性。他说:“自民国有史以来,吾尚未见一本、一篇甚或一页对袁有正面评价之书。有之,或自不才始也。”其中的原因,就不探讨了。而本文作者之所以选择《袁世凯与近代朝鲜》这段历史来写,也正是要避开那些敏感的问题和纷扰的争议。国人对袁世凯的印象多是从小站练兵开始,终结于八十三天皇帝梦。如果我们把小站练兵看成是袁世凯登上晚清政治舞台的序幕,那么他在朝鲜的十二年,就是他从一个布衣荫生,开始历练、成长的起步期。

  袁世凯在朝鲜的十二年,收获的不只是一步一步的成熟,更有好的官声。他在朝鲜的出色表现,不仅深得李鸿章的赏识,同时也给清流党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以至于在争取小站练兵大臣时,能得到李鸿藻等人的支持。

  本报将陆续刊登《袁世凯与近代朝鲜》一文,就是要告诉读者,袁世凯到底在朝鲜做了些什么!

  一、院试失败

  袁世凯能去朝鲜,因为他先去登州投靠吴长庆,当了兵;而袁世凯所以去当兵,是因为他在己卯科的乡试中败得很惨,自感很没面子。所以,尽管本书主要叙述“袁世凯与近代朝鲜”的事情,但还是要从袁世凯的科举考试说起。且科举路上的惨败,不只袁世凯自认为是自己人生的最大遗憾,常引以为耻,也被很多人当作把柄来嘲笑调侃袁世凯,他们以此作为指责他不学无术的一个重要口实,作为认定袁世凯靠旁门左道、投机钻营起家的一个有力证据。

  “丁未政潮”后,袁世凯和张之洞明升暗降,同时被提拔进京做了枢机大臣,但两人的待遇却是迥异的。张之洞二十七岁时,即同治二年(1863年),高中一甲第三名,即俗称的“探花”,所以进京后即被任命为大学士、军机大臣,而袁世凯连秀才都是靠叔叔袁保恒生前的功绩恩荫得来的,所以只能做个军机大臣。职务虽然上去了,但待遇,也就是今天所说的级别并没有提高,特别是名望更错了很多。袁世凯曾私下自我解嘲说:张香涛是做学问的,我是为朝廷办事的。此话传出来,立刻遭到张之洞幕中辜鸿铭更加猛烈的反击。辜鸿铭说:世事都要有学问才能做成,挑大粪才不用学问!本是一句自我解嘲的笑话,却招来流传更广、更大的羞辱,所以,科举的失败是袁世凯一生的痛。从军后,袁世凯在给三哥袁世廉的信中说:“弟不能博一举人,不能瞑目。近来以作文太多,且盼家信,因呕血患从前喉症,按日服药,已觉渐愈。”所以,很多人说袁世凯不敢,也不愿再走科举正途,而一心投机专营,显然是片面的。

  现在很多书提到的袁世凯参加过的科举考试,共有两次。一次是1876年的院试,考秀才;一次是1879年的乡试,考举人。

  第一次考秀才失败了,有人把他归结为瞿鸿禨的报复。

  刘成禺(1876-1953),字禺生,国民党员,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家。二次革命时曾被袁世凯和他的北洋政府所通缉,曾任孙中山大元帅府顾问。

  按理说他不应该对袁世凯有什么好感,更不会无中生有地为袁世凯说什么好话,但在其著作《世载堂杂忆》?中却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说袁世凯1876年院试失败另有他因。事情的大致经过是这样的:

  瞿鸿禨(1850-1918),字子玖,湖南善化(今湖南长沙)人。同治九年庚午大考,以一甲第二名得了六品翰林院编修,超擢侍讲学士。宣放河南学政。“学政”是翰林院的翰林们经过“考差”后,临时的外放职务,主要是到各省主持县、州、院的秀才考试,该科考试结束后即回京复命。学政在各地所收到的礼遇叫“棚规”,说白了就是各地学子和地方给其的贿赂钱。开始还是暗地中的灰色收入,到后来得到朝廷的认可就成了一种惯例。河南向例以五品为标准棚规,不过,这其中也存在大小的问题。因这年是初考,归德(今河南商丘)知府以大棚规礼遇瞿鸿禨。

  当时的陈州知府吴重熹,乃山东郡望名族“海丰吴氏”的第十八代孙。吴重熹久居官曹,自视极高,为清末名士,自然不会把一个区区六品的编修放在眼里。瞿鸿禨到陈州后,吴重熹不仅按小棚规礼遇,还将自己的做法通告各府,以资参考。待遇越来越高,正常,因为人都喜欢日子能过的越来越好;高处往低了降,就和怠慢是同义词了。瞿鸿禨自认为受了羞辱,为人再清流自爱,毕竟也是凡人,对吴重熹心生恶感是必然的。但棚规本来就是没有明文规定的灰色收入,加之自己确实只是六品编修,以瞿鸿禨的涵养与修为,也不会就事论事,立即发作。

  大清朝有公开卖官鬻爵黑暗的一面,叫“捐官”;也有凭真才实学,考试得差的一面,“考差”。进士,并非考中进了翰林院就万事大吉,各种八股制艺考试还会经常进行。考得不好,说明你学业荒废,外放去做地方官,即“散馆”。考得好的庶吉士,便有机会放学政,叫“考差”。 乾隆后,简派正、副主考也要经过考试,翰林院编修、检讨、庶吉士、各部侍郎、阁学、三品京堂均可参加考试,曰“大考差”。光绪元年(1875年),朝廷大考翰林,瞿鸿禨又以非常优秀的成绩名列前茅。

  以吴重熹的脾气和作为,在晚清的政坛中官运不达并不奇怪。其晚年能有较大发展,还是得益于晚辈袁世凯的提携与关照,那是另一个话题,这里暂且不表。

  吴重熹这时虽还只是陈州知府,以瞿鸿禨当时的资望也并不能把他怎么样,但受罪的却是陈州学子。瞿鸿禨稍施经纶手,吴重熹辖下各县的第一名便一律不予录取,不得入学。据说刘成禺故事里说:那年项城的第一名正是袁世凯。

  对这段言之灼灼的传奇,真假并不重要,既有史料记载,关注袁氏话题的人,自当了解才是最关键的,这也是我把他搬到这里讲述的原因所在。且这里还有一个因缘巧合的事情,使这个故事更加耐人寻味:二十多年后的丁未年(1907年),袁世凯和瞿鸿禨斗得你死我活,不共戴天倒是真真切切的事实。

  有人说那就是1876年两人的宿命,是与不是,我们都且一笑了之。(未完待续)

[ 责任编辑: 翟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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