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情

梁颖

　　1968年隆冬，为响应毛主席“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号召，我抱着“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的志向，来到沈丘县东南部一个偏僻的小村庄插队。我怀揣理想又依恋故土，想为农业出力流汗，又怕农活干不好，更不知农村人是否喜欢我们，当时的心情可谓是五味杂陈。

　　刚到村口，社员们就迎了上来，一位老大爷笑盈盈地说：“可把你们盼来了，村里人甭提多高兴啦！”虽天寒地冻，大爷的话说得我们浑身热乎乎的。

　　到了这里我才了解到，土楼村是方圆十里最穷的村。但让我欣慰的是，这里的社员善良、淳朴、热情、乐观。他们都有与天斗、与地斗、与困难斗的向上精神。每户家里还装有一只小喇叭，听歌、听样板戏、听新闻、听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它是当时老百姓唯一的信息来源和娱乐收听工具。因之前我自学过无线电修理技术，所以谁家的小喇叭坏了，都找我修理。正是遵了母亲“莫因善小而不为”的教诲，我在劳作之余，义务为社员上门服务，因此与乡亲的关系也更近了。

　　我的永久牌自行车，是村里仅有的一辆自行车，在村里起了大作用。他像一匹不知疲倦的马儿驮着人们到处跑。哪家人有急事或走亲戚，哪家的孩子去相亲，生产队干部去公社开会，都来找我借车子，真是“借满庄”。有的小青年去相亲还找我借中山服、金星钢笔。那时候青年人穿上中山服，上衣口袋别上一支金星笔，骑上自行车，矫健轻盈、风度翩翩，别提心里有多高兴。比现在穿西服、开小车出行还要体面。

　　村里有一位叫梁万田的社员与我同姓，他参加过八路军，打过日本鬼子，受过伤，立过多次战功。复员后是村里民兵排长。当兵出身的人性情倔强、铁面无私。对我这个“一家子”并不照顾,有时好像故意在找我的“茬”。一次锄地，我不小心砍掉了几颗庄稼苗，他告诉记工员扣了我的工分。类似的事发生过好多次，让我饱经尴尬。然而他却说这是公事公办、公私分明。他的妻子人称 “大辫子”，是个贤淑的女子。照顾老人，抚养孩子，做饭洗衣，喂猪养羊，里里外外一把手。大辫嫂子对我这个小弟弟并不外气。在农村生活“红薯汤，红薯馍，离了红薯不能活”的艰苦岁月里，时不时叫我吃她蒸的热红薯和手擀的杂面条。虽不是山珍海味，却能果腹。这情意让我至今难忘。

　　那年冬天，生产队响应上级号召要深翻土地。我把一双大头鞋晾在屋门口上工去了。中午回来发现鞋子不翼而飞。六十年代表弟送给我的那双军用大头鞋，在村里很是少见，也很显眼。乡亲们为此议论开了。队长说：鞋是不是被狗衔掉沟里了。更有人说，兴许是“五类”分子搞的鬼，破坏上山下乡运动，晚上开会斗斗他们。邻居老大爷直言不讳地说：上午没多少人来，好像治安主任从这走过一趟。

　　我心想：如果是狗衔走了，它衔走一只,怎么两只鞋都不见了。再说治安主任是共产党员，他是村里管治安的，平时工作非常负责任,谁家的鸡不见了，谁家的农具被人拿走了，他都要认真调查分析，细心查找，直到物归原主。听说，文革刚开始时，有人向派出所检举村西头雪地里发现了反动标语，污辱伟大领袖毛主席。一时草木皆兵。公安局派来了十多名警察，个个荷枪实弹，把村庄围住了。乡亲们人人自危，好不恐慌。是治安主任带领警察察看了现场，他不怯不惧地说：“请公安局领导看看这是啥反标，全是小孩上学路上玩耍画的圈圈道道，我敢拿党籍作保，这绝不是反标！分明是别有用心的人假汇报祸国殃民。”警察们听了治安主任的话，围着雪地左看看右看看，琢磨来琢磨去，也辨不出反标的真面目，只好拍了几张照片，扬长而去。

　　这样的好干部，他怎会偷拿我的鞋呢？百思不得其解，只好自认倒霉吧。

　　第二天早上一开门，奇了，鞋子又回到了原处。几块砖压在两只鞋上，其中一只鞋像是浸过水，上了冻。

　　鞋子失而复得，我自然高兴。至于谁人所为，并未深究。直到半年后才有人解开谜底。原来那天晚上治安主任带着儿子，一人手拿一把手电筒，到村边、路旁、沟沿、柴草间，各个角落里一夜挨冻苦寻的结果呀。

　　一天下午临近收工的时候，天空乌云密布，骤然下起了大雨，社员们纷纷往家跑。梁万田顿感肚子疼，到家时已疼痛难忍，躺在床上汗珠直滚，大伙知道他的老胃病又犯了。大辫嫂子急得手足无措，几个孩子吓得畏缩在墙角哭泣。弟弟梁万仓请来赤脚医生给哥哥看病，医生看梁万田病情较重，打了一针止痛剂就说，赶快抬到公社卫生院去吧，不然耽误治疗。

　　当时，不少社员也围在梁万田身边，心急火燎。既想分担梁万田的痛苦，又想帮他做点什么。队长韩万领当即要派4个人，用担架把梁万田送往公社卫生院治疗。当他点了三个壮劳力的名字，然后把目光落在了我身上：城里娃能不能吃这个苦，愿不愿去？我已猜出队长的心里话，立即自告奋勇说，队长，让我去！

　　土楼村离公社卫生院大约十多里路程。基本上是土路。砖渣、石子垫过，车子碾后高低不平。为了不使病人受淋，我把自己身上披的一块塑料布盖在他身上。自己头上只戴一顶旧草帽，身上已被雨水湿透。脚上的鞋也被泥水吸掉，只能赤脚前行。天上的雨夹杂着雷声越下越大，地上的路越走越艰难。事不顺心，脚指头被利片割了一下，鲜血直流，十指连心哪！一位叫国恩的大哥撕下他的汗衣为我包扎。我当时非常感动，鞭策自己：这与当年战场上浴血奋战的梁万田相比算得什么？不能掉队，救人要紧！这样一想，脚的疼痛就能忍受了。

　　到公社卫生院时天色已晚，经医生会诊，梁万田的病是胃穿孔。情况危急，需立即手术治疗。院长说，发电机没汽油了（煤油灯时代，燃油是计划供应物资，只有县里才有供应点），没电无法手术，你们还是转到县医院去吧！大家听后都急出了一身汗。县里没有救护车，就连县委书记下乡还经常骑自行车。这里离县城大约25公里，靠人把梁万田抬到县医院最少得4个多小时，抬不到地方，病人恐怕就没命了。

　　无奈、无助、无望的阴影笼罩着大伙心头，真的回天无力了？不安的心让我想到了自己的小学同学孙贯甲。他在公社电影队当队长，平时关系也不错，能不能向他借点汽油发电呢,我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大家一致赞成。

　　我深一脚浅一脚来到人民会场（电影队所在地），拍门叫了一会才有人出来。开门的正是孙贯甲。我简单说明了来意，急切地希望他给予帮助。谁料他怏怏不快地说：“放电影是个政治任务，上级有规定，汽油不准外借、外用。我连打火机的汽油都没敢用过。”

　　我听了他堵门的话，脑子一下懵了。转而央求他说：老同学，咱活学活用吧。这可是救人性命的大事呀！三天后我一定把汽油还你。

　　孙队长说：你不用给我上政治课。病人是你亲戚？是你朋友？无亲无故，你好自为之吧。

　　我坚定地说：他是我亲大哥！打过日本，立过战功。

　　任凭我好话说尽，孙队长一副铁面无私的严肃样仍不开“恩”，我急得头冒火星。时间就是生命，一分一秒不能延误。我想，救人心已定，就怕心不诚。只有丢弃上跪天地、下跪父母的尊严给孙队长磕头求情了。在我欲将下跪哀求他的时候，孙贯甲终于被感动了，急忙拉住了我的手：别，别这样。亏你好心，我今天就破例了。咱有言在先，我借你10斤汽油，你可尽快还我。

　　我说：一定。

　　我借回汽油回到卫生院，大家一阵欢喜。梁万仓拉着我的手说：谢天谢地，哥哥有救了。医生们也做好了手术准备。发电机转动了起来，手术室的灯立刻亮了，病人推进手术室……

　　二个小时过去了。喜讯传来，梁万田的手术顺利完成。大家的心像悬着的石头落了地。梁万田住院半月，回家后又成为一名壮劳力。

　　一晃40多年过去了。然而，土楼村的人还没有忘记我在插队期间与他们结下的手足之情，常常打电话或捎信，总希望我常回家看看，吃顿农家饭，看看村里新变化。如果治安主任、梁万田、大辫嫂子……仍健在，那该有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