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雨素的一千斤书和农民工的六十斤煎饼

     《我是范雨素》的走红，对范雨素来说是个意外，但对历史而言，并不奇怪。关于各种各样活着的悲惨故事，每隔些年就要走红一次。从《悲惨世界》到《汤姆叔叔的小屋》，从《芙蓉镇》到《活着》，《我是范雨素》也可以归为此类。人类社会需要通过眼泪来洗礼心灵，《活着》以及所有这一类作品，充当了人类释放善意、回归道德的载体。

　　其实，范雨素的故事并不怎么引人入胜，要说“不忍卒读”的“拙劣”程度，其八十多岁的老母亲恐怕要更令人落泪。但是时代就是这样喜新厌旧，范雨素身上所拥有的，正是属于当下这个时代的苦难历程。范的故事可能有点平乏、范的感情可能有点平淡，范的文笔甚至可能有点平庸，然而她身上却有无数人的影子——城中村、小出租屋、被一些富人和当地人另眼相看、家乡的苦难，等等。每个为《我是范雨素》转载点赞的人，或多或少都有相同的感受。所以范雨素的走红，与其说是大家喜欢其人其文，不如说是在其人其文中看到了自己，引发了共鸣。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个时代的每个人，都可能是范雨素。

　　就在范雨素走红的这两天，另一组照片也在网上流传，这是一组在杭州务工的临沂农民工，五六十岁的年纪。每天跟车铺设电缆，从家里带来六十斤煎饼，每天中午就着咸菜大葱吃上半斤，据说成本不到两块钱，六十斤，足够吃上四个月，省下的钱带回家。

　　这种在城市里过着清苦日子的农民工，和范雨素有着本质的区别。他们年岁已大，故乡是其唯一的归宿，对于城市而言，他们是真正的过客，心无旁骛。而范雨素则不同，虽然其也宣称北京这座城市与她无关，但是老家又如何能成为她心灵的栖所。

　　很少有人关心范雨素给她女儿买了一千多斤的书，更少的人追问这一千多斤的书都是什么书、目的何在。文章中所言的，书没有被看就像没人疼一样恐怕只是一个文学爱好者诗意的修辞，其真正的目的，恐怕还是如同她在答记者问里所言，把小女儿送往衡水的私立中学，为的是避免其再进“世界工厂”。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给家人送上一千斤书，还是塞上六十斤家里的煎饼，就具有了分水岭的意义。前者是希望家人不要继续现状，借助书本走向新生活，后者是希望家人不要忘记现状，通过煎饼找到回家的路。

　　如果说农民工是当前这个特殊时代的特殊景象的话，范雨素的意义正在于，她给了我们一种提醒，不是所有的农民工，都是出门时带上六十斤煎饼，也有大量的农民工，带上的是书本、是地图、是希望。而后者，由于其心理期望的不同，再叫“农民工”已经名不副实，这也就是为什么范雨素所在的皮村工友之家，十多年来坚持称自己是“新工人”，而不是“农民工”的原因。甚至可以说，“新工人”三个字中的“新”字，比后面二字更为重要。

　　即便如此，无论是皮村的“新工人”也罢，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工”也罢，他们都是这个社会最能触动泪点的一个群体，也正是最需要我们这个社会自省自查的一个群体。当我们在医治这个痛点的时候，既要观照到“六十斤煎饼”群体的需求，更要观照到“一千斤书”群体的需求。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是范雨素》能否超越时空而具有经典意义，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和那一组临沂农民工吃煎饼的照片一样，共同作为新世纪现代版的《活着》，道出了这个时代的痛点，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共鸣和思考。只是希望这种时代集体无意识的感动和反思，不要浅尝辄止，更希望日后这种“活着”的心酸故事，能更少一些，最好不要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