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是否真的不为世俗所累

陶渊明自南朝被“人德”化以来，至宋时愈加圣化，被誉为“高简闲靖，晋、宋第一辈人”。后世的有关研究也往往夸大他的“高节”性，称道其胸中“无一点黏着”的超逸。其实，陶渊明也有不能脱俗的一面。

诗作多有叹苦恨穷之意

陶潜生前以“人德”著称。钟嵘说：“每观其文，想其人德。”陶渊明逝世百年后，萧统收录其诗文并编纂成《陶渊明集》，并在序中直言：“余爱嗜其文，不能释手，尚想其德，恨不同时。”

自唐以降，陶渊明迅速地高大起来，被塑造成一个忘怀世事、绝弃名利的圣人。这也定势了一些人的思维，即便从其诗中读出了世俗的一面也不敢太多议论。但诗圣杜甫在《遣兴五首》中，说出了陶潜“未必能达道”的实话。诗云：陶潜避俗翁，未必能达道。观其著诗集，颇亦恨枯槁。达生岂是足，默识盖不早。有子贤与愚，何其挂怀抱。

《遣兴》诗的中心意思是说，陶渊明尽管一生超凡脱俗而高蹈独善，志在求其心性之真，但在现实生活中终不能完全免俗而忘怀得失。杜甫作此诗，似也不能排除是“自遣”或所谓“聊托之渊明以解嘲”。

在《饮酒二十首》中，陶渊明反思自己“一事无成”的一生：“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行行向不惑，淹留遂无成。竟抱固穷节，饥寒饱所更。敝庐交悲风，荒草没前庭。披褐守长夜，晨鸡不肯鸣。孟公不在兹，终以翳吾情。”此诗写自己贫困而孤独的现实处境，写自己为穷困所埋没的苦闷。诗中的孟公，是东汉刘龚。

据记载，东汉张仲蔚隐居不仕，“常据穷素，所处蓬蒿没人，闭门养生，不治荣名，时人莫识，唯刘龚知之”。通篇为“淹留遂无成”的意识所笼罩，而渴望有一个像“孟公”的人来赏识他。看来，陶潜这个“避俗”老头还真未必能够免俗。

对五子成器非常挂虑

陶潜一生四次出仕，且只要有官就做，不管做什么官，不管为哪家做。他从29岁“投耒去学仕”，到41岁辞去彭泽县令，宦海沉浮也仅13年。辞官之际所作《归去来兮辞》，是理想受挫、想奋起却苦于无路可走时的不得意之作。通篇渲染出世之乐，文字背后却能让人体会到诗人的离世之苦。或者说，诗人是在用想象的欢乐来压抑现实的痛苦，表现出一种极其矛盾的心境，是掩饰不住的内心苦涩。

杜甫举例说其“责子”诗，指出陶渊明对五子之成器与否是非常挂虑的。可见，他虽然想不受世事牵累，却仍然少不了舐犊深情，为五子不能出息而烦恼。

陶潜确实是非常希望儿子们有出息的，期望他们迅速成长、获取功业。陶潜的《责子》诗，据考写于38岁时。诗为四言共十章，前六章历述陶氏先祖功德，以激励儿子继承祖辈光荣的家风；第七章才言及自身，说到自己的不是；后三章旨在表达对儿子的殷切希望和谆谆诫勉。

有观点提出，陶潜自号“五柳先生”，此五柳乃指其五子。陶潜自己已无可能成为陶侃那样的人物，故将振兴陶门的希望寄托在五子身上。中国古人庭院之中常植三槐五柳，就是期望子孙中出现三公五侯。五柳之象征说，似可自圆。

入世不能又出世不甘

现实生活中，陶潜算得上是一个失败者。他事业失败，又不擅处世，不擅营生，不会耕种，不会治家，也不擅教子。

杜甫的《遣兴》诗主要是针对陶渊明《责子》诗而发的议论。《责子》诗云：白发被两鬓，肌肤不复实。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阿舒已二八，懒惰故无匹。阿宣行志学，而不爱文术。雍端年十三，不识六与七。通子垂九龄，但觅梨与栗。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

“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二句，写的是儿子不喜读书、不求上进。接着分写：阿舒是老大，十六岁了，却懒惰无比；阿宣是老二，快十五岁了，就是不爱学写文章；阿雍、阿端十三岁了却不识数；老五通子，快九岁了，只知贪吃……

可见，陶渊明对这五个“不成器”的儿子是很不满意的，或者说他最放心不下的就是这五个儿子。《责子》诗开篇就直言自己老迈，白发布满两鬓，肌肤也不再丰满。因为来日不多，才愈发为儿子没有出息而焦躁不安。他可以不要功名，但还有家庭、子女；他可能脱离了社会，但绝非脱离了文明；他可以沉迷“杯中物”，但还清醒。因为心系五子的前途、挂虑他们的品学好坏，故而才有此哭笑不得的“责”。

我们不能因为此“责”不是板着面孔的教训，就认为这不是“责”，更不能因为“责”，就贬低了陶潜。杜甫说陶潜不能“达道”，是说他虽然想放下尘俗世事却还是没有放得下。

总的来看，《责子》的“责”并非雷霆之怒，而真正反映了诗人内心的痛苦，反映了教子无方的无奈。于是，陶潜在将儿子一一数落之后说：这也许是天意，还是喝酒去吧。

说到饮酒，世人多将陶潜与阮籍比。阮籍醒时少，陶潜醉时多。陶渊明与阮籍一样，都是极其痛苦的人；陶潜不同于阮籍的是，他以酒寄情入诗，诗中“篇篇有酒”。酒不仅是陶潜遣忧除闷的“忘忧物”，而且是创作的催化剂，是生命的主要内容和乐趣。用现代医学的观点来看，陶潜是酒精依赖。在《饮酒二十首》中，他这样唱道：“若复不快饮，空负头上巾。但恨多谬误，君当恕醉人。”其自嘲且自宽，却绝无自责之意。

古往今来，真正的“达道”或“达生”谈何容易！中国文人与政治天生有着不解之缘。如果不卷入政治，一般就只有归向山林田园。穷乡僻壤的封闭，小生产者的狭隘天地，对他们的视野与情感，构成严重的限制和束缚，使他们与外部疏离，难得从时代生活中汲取创作的动力，甚至连诗歌创作在死水一样的生活中也会变得多余。

坦率地讲，古代文人要真正摆脱传统儒家的用世思想，要真正放弃大济苍生的社会政治，几乎是不可能的。陶渊明进退而皆忧，进不足以谋国、退不足以营生，其悲剧在于入世不能而出世不甘。

（选自《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