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辉

我小时候跟母亲住在卫生室家属院，院子很大，住着五六户人家。

院里孩子少，赵医生的儿子已上初中，当然不屑与我这个六岁大的小屁孩玩。马护士的女儿，三四岁，我当然不屑与她玩。我一般自己领自己玩，用弹弓打麻雀，当然也打玻璃，用木剑砍野草，当然也砍花卉，抱着小树晃知了，当然也晃核桃、桃子、苹果，用长竹竿敲夜猫，当然也敲家属院里的鸡鸭鹅……最后，当我把鞭炮点燃扔进露天厕所后，赵医生、马护士他们几家来找母亲，说，这孩子不能整天在家属院疯了，该送学校了。母亲有点为难，说：“才六岁，学校接收不接收？”赵医生说：“我认识校长，我去说说。放心。”最后说“放心”时，赵医生环视了所有人。

学校离家属院一里多地。母亲送我去了学校，我个子矮，坐在教室第一排。母亲对我上学这件事很高兴，写信告诉了在平顶山煤矿工作的父亲。

一年级学生都是七八岁的，我六岁，长得矮小瘦弱，在同学们眼里属于小不点儿。我下课后喜欢一个人去校园靠西的一个小树林，也许这里称不上树林，七八棵桐树而已，但这里是我的乐园。桐树花白里透红，像小喇叭，蜜蜂在喇叭口钻进钻出。偶尔有桐花落下，我捡起来，抠掉花帽，放嘴里吸一下，又甜又香。树林里还有一种成人拇指盖大的褐色虫子，你要碰它，它猛然一蹦，转眼就落在几米远的地方。树下青草里不但有蝴蝶，有走路弓腰的青虫，有黑蚂蚁和黄蚂蚁，还有满身斑点的瓢虫，还有绿色和土黄色的蚂蚱。

我的学习成绩不好不坏，中等，升级考试，语文、数学都考了七十来分，虽然不高，升二年级绰绰有余。当我背着书包兴冲冲地跑进二年级教室时，却不发给我新书。我只好灰溜溜地又回到了一年级。放学回家，我摔了书包哭着发脾气。母亲托赵医生去问校长，得知原因是我年龄太小，再上一年才能升二年级。我的自尊心很受伤害。

课后我正拿着一根竹签往蚂蚱身上刺，身后响起个轻柔的声音：“同学，你怎么老是一个人玩？”那根竹签刺穿了蚂蚱绿色的身体，竹签上有些绿色的液体。蚂蚱的身体扭动着。我的手边已经有不少被刺穿的蚂蚱了。我看了她一眼，没说话。主要是不知道该说什么。但我知道她教三年级语文，三年级的教室在一年级教室前面，我时常看见她穿着云朵一般的白衣衫、拿着课本轻盈地走路。

她看我不说话，弯下腰柔声说：“同学，你想不想看蚂蚱飞过矮墙？”我顺着她的手指，看校园西边蓝砖砌成的一段矮墙，觉得她的提议很有趣。我问：“蚂蚱能飞那么高吗？”她说：“能，只要它想飞，就一定能飞过去。”

她领着我拍手跑着，把草丛里的蚂蚱往那段矮墙赶。蚂蚱们惊慌失措地蹦跳着，然后纷纷飞起来，越过矮墙，飞出了校园。我望着蚂蚱们纷纷飞过矮墙，开心地笑了。她搂住我的肩膀，指着那堆被竹签刺穿的蚂蚱，说：“它们永远也不能飞过矮墙了。”我的心揪紧了。我等她走了，挖坑埋葬了那些死掉的蚂蚱。我心里一阵一阵疼，哭了。

当我上二年级时，她调走了。

三十多年过去，很多往事在岁月里消散无影，可是那一只只绿色、土黄色的蚂蚱飞过矮墙的情景，还有一身白衣裳、拿着课本轻盈走路的身影，清晰如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