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部

农村娃上中国名牌大学的故事

来源:周口晚报

作者:

2019-05-09

(接上期)吴努总理讲的是信仰佛教的有神论,周总理在这种场合不便表态,但马寅初校长一直拉着他,台下经久不息的掌声一浪高过一浪。周总理笑容满面地走上讲台,说:刚才我听了吴努总理一番内容丰富的哲学演讲,这充分体现了我党提倡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我表示热烈欢迎。针对吴努总理邀请周总理到缅甸受戒3个月,周总理说,吴努总理讲佛学修行的第三种境界是对外界事物的概不反应,我现在已经达到了这种境界。周总理短短几句掷地有声的话,赢得了现场阵阵掌声。面对吴努总理滔滔不绝地大讲唯心主义佛学如何表态?既不能违反原则表示支持,又不能有损国际友人的面子表示反对。周总理上述表态既彬彬有礼又非常有分寸,真不愧是伟大的外交家!

印象深刻的学术报告

在北京上大学聆听领导、专家、学者的学术报告是学知识、长本领的一条重要渠道。中央党校校长杨献珍作关于“一分为二、合二为一”的报告,引起了全国哲学界一场大辩论。陈伯达在北京大学给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哲学系的老师、学生作了一次关于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报告。陈伯达一口福建闽南音,我们一句也听不懂,主办方专门请了北京大学语言学家王力为他翻译。陈伯达这次讲话,绝大部分引用毛主席的话,他自己的话很少。此外,我们还有幸聆听了中国哲学家、逻辑学家金岳霖的关于形式逻辑的报告,哲学家关锋的学习辩证逻辑的报告,还有艾思奇、何干之、孙定国等人的学术报告。

听冯友兰先生的报告,至今让我印象深刻。那是1956年的初冬,地点在学校海运仓小礼堂。当时冯友兰先生刚过耳顺之年,留着一撮美髯,看上去颇有遗老风范。冯先生是河南唐河人,口音仍留有河南味儿。他讲话慢条斯理,句句耐人寻味。他讲的内容是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他说,在中国哲学史上,有些哲学命题具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抽象的意义,一是具体的意义。如果只注意一方面,忽视了另一方面是不对的。他举例说:比如《论语》一开始就讲“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从这句话的具体意义来看,孔子让人学的无非是《诗》《书》《礼》《乐》等传统的东西。这些从现在来看没有多大用处,因为我们现在学的不是这些,用不着继承它。如果从这句话的抽象意义来看,则是说无论学什么东西,学了之后要及时地不断地去温习、实践,这都是很快乐的事,从这层意思上讲,这句话还是正确的、有用的,是可以继承的,这就是它的抽象意义。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命题都具有这两方面的意义,有的话抽象意义不多,只有具体意义。如“君君、臣臣”是说国君要有国君的样子、大臣要有大臣的样子,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国君和大臣都不存在了。因此,这句话也就没有什么意义可继承了。可是“父父、子子”就不同了,父亲要有做父亲的样子,儿子要有当儿子的样子,这无论何时都是不能改变的,都是应该继承的。再如孔子所说:“君使臣以礼,臣伴君以忠”这句话没有什么可继承的,然而这个“忠”的思想,这个“忠”的抽象意义还是可以继承的,就像现在说的忠于祖国、忠于人民一样,对祖国对人民还是要忠。

听了冯先生的演讲,我们都感到很受启发,有茅塞顿开之感。冯先生提出对历史遗产的继承有两个方面的意义,即具体意义和抽象意义,我少年时曾熟背孔子的《论语》,特别是“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当时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现在运用冯先生讲的具体意义和抽象意义,就为我们指明了一个带有普遍意义的方法论:对待历史遗产问题不能一点论,要两点论,只抓住一点,不及其他是片面的。有的历史遗产具体意义过时了,但抽象意义还有,这就为我们开辟了一条古为今用的广阔道路。

“大鸣大放”

哲学系200多名学生怀着崇高的责任感和自豪感端坐在教室里,聆听老师讲课。我是学校哲学系第一批本科生,接受的是当时堪称国内一流的哲学教育。我们6班28名同学,绝大多数来自各省省会城市。每逢召开讨论会,大家都滔滔不绝、旁征博引,什么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黑格尔怎么说,什么唯物主义哲学家赫拉克里特如何讲等等。记得有一位同学坐在板凳上,昂着脖子,露出傲视群雄的神情。党支部书记郝骥如问他为什么不发言,他说:“如果我的发言不能调动千军万马,那我就不用发言!”看到这种场面,我很自卑,觉得自己读书太少,知识面太窄,插不上嘴,只有埋头读书、苦心钻研,才能一步一步地赶上大家的步伐!

1957年春天,党中央号召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开展整风运动。课停了,正常的教学秩序打乱了,学生以班为单位,学习文件,开展“大鸣大放”。6班在郝骥如的主持下,每天集中在6排最东头两间宿舍内学文件、搞“大鸣大放”。有的同学提出,人民大学学术空气淡薄,师资力量相对不足。在郝骥如的主持下,讨论始终围绕主题逐步深入。系领导只管大事,班里的日常工作都由郝骥如主持,我们都称他“年轻老干部”。他老练成熟,遇事有主见。他家在河北省平顺县农村,是解放老区,他11岁就参加了儿童团,并且还当上了团长。他经常跟随父母上山逃避日军的轰炸和扫荡。新中国成立之初,他第一次进城,听到汽车响,急忙趴在路边地上。别人看见了,很奇怪地问他:小朋友,你趴在地上干什么?郝骥如说:“我以为是敌人的飞机又来轰炸呢!”众人听了哈哈大笑。我的出身和经历与郝骥如有许多相似之处。我家是睢(县)杞(县)太(太康县)老革命根据地中心区,我也参加过儿童团,在村头站岗放哨,上初中、高中时一直都是班干部、班主席。但是与郝骥如相比,无论哪方面,我都自愧不如。

有一天,学校布告栏里贴出了哲学系的第一张大字报,题目仿鲁迅笔法,叫作《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鼓动大家“大鸣大放”。我班从经济系转过来的上海调干生潘某某,带头挑起“并系运动”。他提出人民大学不具备办哲学系条件,应该和北京大学哲学系合并。他还用大民主的方式把教育部和人民大学领导召集起来,叫他们表态并系,打乱了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后来,学校根据上级部署,开展反右派斗争,潘某某被划成右派分子。

办厂

1957年暑假过后,人民大学哲学系搬到了西郊,我们住在靠近学校西大门的第一排平房里,这时又恢复了往日正常的教学秩序,老师、学生都按部就班上课、学习。在“大鸣大放”中,社会上一些不怀好意的人大肆攻击人民大学死守着马列主义不放,是“教条主义大蜂窝。”对于恶意攻击,我们进行了必要的反击,但是教学中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确实是存在的。哲学从象牙塔里解放出来,学哲学的人也必须投身到现实生活中去。如何投身到现实生活中去,学校、系领导有了一个逐步认识、逐步深化、逐步完善的过程。

学校一开始提出要办工厂,但学校一无厂房,二无设备,如何办工厂?

(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翟迪]

中华龙都网版权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周口24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