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宪宗元和十五年，洪州刺史、江南西道观察使王仲舒，重修滕王阁，请韩愈写一篇记文。韩愈提笔挥洒之际，独辟蹊径，写下《新修滕王阁记》，创造出曲径通幽的别致效果。就历代“记”体文章来说，此文可谓名篇佳构。

滕王阁历史悠久。唐高祖李渊的幼儿滕王李元婴，精通歌舞，终日寻欢作乐，在任洪州都督兼刺史期间，为览江山之秀、享歌舞之乐，在临江的“仙人旧址”上建阁为别居，后人将此称为“滕王阁”。它与湖北黄鹤楼、湖南岳阳楼并称为“江南三大名楼”，并被誉为“江南三大名楼”之冠。

由此，初唐才子王勃作《滕王阁序》，王绪写《滕王阁赋》，王仲舒写《滕王阁记》，史称“三王记滕阁”。王勃与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并称初唐“四杰”，且居“四杰”之首。在滕王阁即席所赋《滕王阁序》，流传千古，天下扬名。其中“飞阁流丹，下临无地”“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脍炙人口的名句。

韩愈一生没有到过南昌，更没有见过滕王阁的模样，也没机会了解滕王阁“新修”的详细过程，况且“三王记滕阁”已把滕王阁的巍峨壮观描绘得淋漓尽致。当他奉命作记时，究竟该从何处着墨？这是他面临的一个最大难题。

韩愈果然不愧为一代文豪，他不落窠臼，挥笔而就，写出的《新修滕王阁记》，与“三王记滕阁”迥然不同。文章以对滕王阁的赞美开始行文：“愈少时则闻江南多临观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瑰伟绝特之称”，故“江西第一楼”也。滕王阁如此壮观，又有三王“壮其文辞”的序、赋、记等，作者自然“益欲往一观而读之”。下面笔势一转，叙述了两次都不能亲登滕王阁的缘由经过。一是在元和十四年（819年），作者因“言事”被贬谪潮州，前往任所时，本可途径南昌去观阁，因取便道走的是海路，故未去成。这年冬，愈移职于袁州。袁州为南昌属邑，作者窃自期望能一至其处得偿所愿。但是不久后，御史中丞王公前来查看江南西道时，属邑八州之人，凡“公至之日，皆罢行之”。这次韩愈又因“无一事可假而行者”，错失时机。屡次想去滕王阁一游而终不得偿愿，至此已逐渐流溢于字里行间。最后记叙了王仲舒修整滕王阁以及作者为阁作记的过程，并把对王仲舒的赞颂处理得恰到好处，不露谀态媚骨，又避免了凭空捏造，真是匠心独运，妙不可言。全文写得跌宕起伏，变化多姿。

韩愈此文，妙就妙在基本避开对滕王阁的景致描写，全篇除用少数文字扼要记叙滕王阁的修建过程外，几乎全是围绕登阁一事倾诉心向往之而终不得偿愿之情。作者以生平感慨起波澜，笔意缠绵，文情婉转，于空幻之中捕获了灵感。这种情真意切、余味缭绕的感情抒发，越发容易引起人们尽情想象滕王阁的美景。那种扑朔迷离的想象之美与人们对美好事物的憧憬追求结合在一起，便形成了朦胧美妙的审美意象，极易引起人们的共鸣和新奇之感。这种独辟蹊径的写法，使文章别具趣味，不落旧套。

林纾在《韩柳文研究法·韩文研究法》中评价此文：若写江上风物，度不能超过子安，故仅以“不至”为塞责，舍阁外之风光，写修阁之缘起，力与王勃之序、王绪之赋相避，自是行文得法处。试想，“三王记滕阁”已把滕王阁的美景写得如花似锦，作者再写也难以超越，即使写得天花乱坠，也不过是老生常谈，没有动人之处。文章最忌人云亦云，“须教自我胸中出，切忌随人脚后行。”盲目跟随，就会千人一面、千篇一律，只能落得个鹦鹉学舌，索然无味的评价，而毫无传世价值；选取那些别人没有用过的材料，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文章才能新颖、新鲜，做到浅中求深、旧中求新、与众不同、新奇少见，方能脱颖而出，取得成功。就韩愈《新修滕王阁记》而言，因为韩愈没有去过滕王阁，若在文中写虚构的景致，不管如何铺叙渲染，终究会大为失色，难免“假、大、空”。文艺作品可以虚构，但是记文对材料的要求必须真实。真则朝日夕月，伪则朝华夕槿；真则精金美玉，伪则瓦砾粪土。

《新修滕王阁记》，体现了作者观察、思考方面的深度与敏锐度，选取最佳的叙述角度，给人们启迪，使我们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