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振宁

文明脉络

书院作为一个社会组织结构，起源于唐代，兴盛于宋明。扶沟的大程书院就是北宋时期程颢在担任扶沟知县时所建。历史上著名的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应天府书院、嵩阳书院四大书院之所以闻名于世，不在于其建制规模，是因大儒讲学弘道而为后人敬重。

为什么这些大儒被后人如此敬重，他们所弘扬何道呢？程颢、程颐与周敦颐、邵雍、张载，并称北宋五子。程子倡导的性理之学及主德行修养，是为后世书院治学方式之奠基。张载提出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成为后世诸多书院治学之精神。这些鸿儒的精神之所以能长存于世，在于其秉承了中华文明之脉。

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之道，以中华民族的发展特征为主，她属于整个人类社会文明。中华文明不啻为人类世界文明的组成部分，她与各种人类文明相互影响，融会贯通。中华文明“天人合一”之思想使其成为最悠久、最具有生命力的人类文明。“天人合一”体现了人类文明的产生发展脉络。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从“文明”开始探究。

据《尚书》所述，尧舜之时，中华民族已具有较为成熟的礼制及国家运行管理机制。尧帝德高，在位时社会运行和顺，为礼制成形奠定基础，尧帝被后世称为文祖。舜帝聪明睿智，通感物理人情，以此建立社会运行秩序，使万物各有其性、并行而不相害，为礼制雏形。孔子祖述尧舜，概因二圣所建之文为中华文明成形之始。

舜帝制礼启示我们，文以理为基，文是理的呈现，文与理一体，不可分割而论，什么样的理生发什么样的文，悖理则有不善之文。《论语》中子贡对文给出了准确定义，棘子成曰：“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子贡曰：“惜乎夫子之说君子也！驷不及舌。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天命所赋予的性是万事万物之内质，万事万物之呈现状态即是其文。

尧舜从天理中探索人类社会运行之理而形成的人文。这种对天道的探索，由理成文并非起始于尧舜，而是对人类祖先文明的继承。人类开始用火，据其特征被称作燧氏部落，建立巢穴被称作有巢氏部落，种植农作物被称神农氏等等，这些是人类对事理的认知和转化，是为人文。

道理之文是社会结构建立的指导方针和理论基础，伏羲氏如此，神农氏亦是遵自然之道而建立，黄帝统一中原，农耕文化得以广泛传播，为中华文明飞跃性发展奠定基础，才有尧舜之道盛德至善局面。禹帝治水感通天地物情而创建五行，有扈氏威侮五行，背弃夏之道，启讨其罪。五行中有物物相生相克之理，与天地四时大序相应的万物生息交替的五行之序。河图、洛书以五行为基础，以数成像，以方位成像，通过五行属性知其物性，反之，又能以像知数，通过五行之序辨其吉凶祸福。商先祖上甲微假中于河，商人以河龟卜筮，心诚于天，通于像，辨以五行，故知其吉凶祸福。殷高宗讨鬼方，多以河龟卜筮。高宗讨伐鬼方作誓责鬼方不敬图书，说明鬼方为野蛮无礼之族，非行中华文明之道也。

一阴一阳之谓道。文王得卜筮之诚，识阴阳之道，将物性人情及其发展变化与阴阳定数结合，现其卦，观其化，而作《易经》。

文王、周公之德奠定周王朝之基，且持续影响社会体系的建立。周王朝除了周公制定完备的礼制，还有一个重要的治国方针，即诗教。诗三百，是圣贤在事物上真诚心性的体现，承载了礼与心性的信息密码。子曰：“志之所至，诗亦至焉。诗之所至，礼亦至焉。礼之所至，乐亦至焉。”

文是理的呈现，由文而格物理，若学文只知其字面意义，心性未能通其理，不能有心之体悟或化为德行，非真知也。文之彰若失其根本，是文理相离，失其道也。《中庸》：“诗曰，‘衣锦尚纲’，　恶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暗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厌，简而文，温而理，知远之近，知风之自，知微之显，可与入德矣。”　君子做到简而文，温而理，是文理相通也，如此可格物致知，察人之所不知，而能知远之近，知风之自，知微之显矣。

宇宙怎么产生的不得而知，中国古人将产生混元世界的命名为道，道生一；一生二，混元生阴阳；二生三，阴阳成体而成物。物因阴阳定数不同而被古人定义为金木水火土五行。

成像显于世是明也，用另一种方式表述即理形成文是明也。明非止于成像，眼睛失去接收相关信息功能的盲人难以看到光等成像，看不到光的盲人可以通过触摸、声音等接收外界信息而认知成像，心中仍是明。因此明又是心感通物及理的过程，即古人所说格物致知。

圣人心性洁净，既知成像之物，又感通其理，圣贤所超乎人者，心正意诚也。圣贤从所感之事理，知其运行之道，制定万物并行而不相害的规则秩序，而形成文，指引人们向至善之道运行发展。

书院精神

当前，文献记载书院出现在唐朝。唐代书院既有官办，也有民办。相对于民间个人讲学，书院更显得有建制性。《资治通鉴》：“上遣中使征李泌于衡山，既至，复赐金紫，为之作书院于蓬莱殿侧。”李泌不愿出仕，唐代宗为了保持其民间身份而为其建书院，说明书院有别于国子监等官方教学机构。唐德宗少时游于该书院从李泌学文，说明官办的书院性质并非藏书场所，而是修行的道场。

宋代建立的书院是有建制规模的书院，书院有维持运转的学田，有管理人员，有督学，有讲师，还有讲学制度和院训。朱子所作院训、横渠先生所作《东铭》《西铭》等都代表了书院核心精神和治学理念。

宋代书院秉承孔子治学之道，以经学载道传承中华文脉，延续孔子、子夏、文中子、皇甫规等圣贤讲授经学与培德育人并重的教学方式。相对于官方的功用教学，民间书院治学较为纯、粹、精。

程子、朱熹等大儒治学精研义理，重视心性养成，使心通于义理，将义理验证于心性，深得孔孟为己之学之道。为己而学，则能立天地心，复天命之性，然后由本及末，知事之终始先后，从完善自我至止于至善，而后齐家治国平天下。

书院秉此善道，方为有水之源，有根之木。为善，仁之方也，为善之道即修己安人，修己以安百姓。故志士仁人己欲立而立人，担当社会责任办书院，兴士子之教，传中华文脉。

书院几经兴亡，而能不断延续复兴，其精神存也。这种精神灌输进中华儿女的血脉之中，非某个历史事件可以割断、磨灭。清朝时期，书院精神逐渐丧失，书院沦为功用的模具。然仍有所生发。光绪十七年，康有为徇陈千秋、梁启超之请，　在广州长兴里万木草堂开始讲学。讲学内容主要是“中国数千年来学术源流、历史政治沿革得失，取万国公法比例推断之”“大发求仁之义，而讲中外之故，救中国之法”，推动了戊戌变法运动。

文明脉动

书院精神的沦丧与社会环境影响有关，然书院兴衰与否最终取决于一个社会的士子精神是否沦丧。士子精神的起伏源自文理之辩。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野则难于经世致用，史则拘泥于功利，失其生命力。”孔子弟子，颜渊、仲弓、闵子骞重于德行修养，子夏重视实务，冉求、宰我重功利。非圣贤，难以把握文与理合适的度。

子夏重视文学，易生出功利之学。曾子批评河西讲学有畔洙、泗从孔子所学，然子夏之文未明显脱节于理。有人问程子：“游、夏称文学，何也？”程子曰：“游、夏亦何尝秉笔学为词章也？且如，‘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岂词章之文也？”

诸子百家时期，功利之学风大起，诸侯利欲之心使社会长期动荡不安。秦始皇废道学，隋文帝废学校，皆自功利之心也。后世以八股文科考取仕，亦是功利大行，士子又何来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呢？又怎能格物致知，与时俱进呢？

功利之大行，皆因人心不知止也。子曰：“苟志于仁，无恶矣。”人没有志向，则不识其道，识仁道，不能安于仁道，亦不能止于至善也。人学文通理，为明道而行也，故学必思其用。若志于为己而学，完善自己，则可外学而内化。若心志于功利，则被外物外用所牵，失去自我，偏失正道。

有人认为科举的功用之学会影响修身，程子认为：“或谓科举事业，夺人之功，是不然。且一月之中，十日为举业，余日足可为学。然人不志此，必志于彼。故科举之事，不患妨功，惟患夺志。”　为己而学，科举也可作为心性之实修；志于功利，修身也成为功用。朱子门生也是学圣贤之道，然受科举功利之心影响，其心渐渐由君子之道坠入小人之道而不自知，诸学子在鹅湖之会上闻听陆九渊讲君子小人之辩而痛哭流涕。

书院担当

古人如此，今天我们仍面临同样的问题。古人办书院多由乡绅或宗族提供学田，今人办书院弘扬传统文化，需要自行解决学田问题。若以书院营生牟利，有失书院之道。心存善道，若因学田事务而乱其心志，丢失根本，亦将迷失仁道。即使有心为善，若眼里只盯着事情成功与否，则不能明心见性，不能修己安人。若只盯着事之功用而不为做事的人考虑，则不能知人之性，更不能知物之性，如此怎能功成结善果呢？若为做事而使人不安，则失人，失人则失土，失其位，失其领域，终坠入功利之道而败其事。

若畏功利如虎，心亦不正也。子曰：“敏则有功。”　功，成事也，乃为善之道。心性正则事必有功，反过来从事务之功上可验证心性。丢掉事理谈心性则陷入虚谈清议。晚清时期，一些志士仁人主张向西方学习，而大学士倭仁认为：“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今求一艺之末，奉夷人为师，所成不过术数之士，古往今来未闻恃术数而能起衰振弱者也。”足见迂腐之学误国误民也。然今有人主张复古却不知当代人权意义，修身而排斥当代科学文明，心岂在理上？又如何遵循天道承接文脉呢？

书院所教为己之学，重在成己成人，时刻不丢心志，不丢书院之精神，任何外事功用为成己，完善自己，如此则可安于仁道，而后再谈兴士子之教，传承中华之文脉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