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全欣

北宋以前的历代王朝大多建都黄河之滨，中原是南粮北运的必经之路。自元开始，元、明、清相继建都北京。元在隋代大运河的基础上，重新修整京杭大运河，中段运河不再经汴河绕行中原，全国漕运干线东移，中原失掉了作为全国航运网的枢纽地位。明成祖永乐初年，为巩固政权，朱棣将国都由南京迁至北京。但当时的经济重心已偏向南方，北方所需粮秣大都需从南方运送。《大明会典》卷二十七会计三漕运载：“国朝自永乐定都于此。军国之需皆仰给东南。”但是，陆路运粮困难很大，而京杭大运河会通河一段“元末已废不用”，时常淤积，海运又受外敌骚扰，通达不畅，必须新建一个漕运通道。

《海河史简编》载：“永乐成祖徒都燕京，漕运之局势又变……”户部尚书郁新，准确把握漕运形势，向皇帝建议开辟中原漕运，规划了一条江淮地区经过河南东部北上京师的漕运新通道——沙颍河、蔡河漕运。永乐元年（1403年），郁新上奏：自淮抵河，多浅滩跌坡，运舟艰阻。请别用浅船载三百石者，自淮河、沙河运至陈州颍岐口跌坡下，复用浅船载二百石者运至跌坡上，别用大船运入黄河。至八柳树诸处，令河南车夫陆运入卫河，转输北京。皇帝采纳了郁新的建议，自此，“颍歧口”走上了历史舞台。

《明史·地理志三》载：“陈州洪武初，以州治宛丘县入，南有颍水，又西有沙水，亦曰小黄河，至颍歧口，与颍水合，下流分为二。”这里提到的“颍歧口”，就是蔡河入颍河之处。2013年12月4日，《周口晚报》刊载消息《文物部门发现颍岐口旧址》，确认其在今港区李埠口乡高山顶村附近，大约在市区东部10公里左右。沙水就是蔡河，更早则是古鸿沟，当时也称为运粮河。

按照郁新奏议规划的“江淮经河南至北平水运快速通道示意图”，“颍歧口”位于漕运新通道的枢纽位置。这条漕运干线位于京杭大运河西侧，江南的漕粮若由南京装船，先入长江，后进运河，经洪泽湖，溯淮河而上至沙颍河，再至颍歧口，后溯蔡河（贾鲁河）北上，过郑州逾黄河，陆运转卫河、进北京。在这条通道上，行至“颍歧口”，航道发生变化，必须更换船舶，重新出发。

这样，“颍歧口”成为漕运船舶的接驳地、物资商品的中转站。明初，官方在此处设置巡检，正德年间开始收取商税，为保障漕运安全，设军营（衙门）负责管理。繁华的漕运，让“颍歧口”慢慢地打破了往日的平静，从荒野变成集镇。乾隆十一年《项城县志》载：“商舶丛集，烟火万家，称巨镇。”

但是，“颍歧口”的辉煌是短暂的。究其原因，一是自明初至明中期的近一百年里，黄河几乎年年发水，每次都会泛滥至豫东，对中原航道破坏极大，以至“舟楫不行”。二是永乐九年（1411年），京杭大运河全线疏通，此后的四百多年里，成为南北交通的大动脉，“自是漕运直达通州，而海陆运俱废”。国家漕运主通道不再辗转中原，户部尚书郁新所推荐的自淮河、沙河至“颍歧口”等处的运道，慢慢地或废弃或衰落，“颍歧口”渐次萧索。

到了嘉靖年间，“颍歧口”淤塞严重，转运枢纽地位大为降低。万历年间，京杭大运河中的会通河淤塞，湖广茶陵知州范守己建议利用贾鲁河运漕。“今自正阳至朱仙镇，舟楫通行略无阻滞”。明统治者接受建议，开辟了正阳关至朱仙镇的漕运路线，周家口位于贾鲁河入沙颍河处。这样，周家口就拿到了“颍歧口”的“接力棒”，成为南北漕运咽喉、东西交通枢纽。

关于“颍歧口”，有学者和资料认为，它就是后来的“周家口”，其旧址在沙河、颍河交汇处，或贾鲁河与沙颍河汇合处。而实际上，“颍歧口”并非周家口的“前身”，其旧址在周口市区东。之所以出现这些论述，究其原因，一方面，“颍歧口”和“周家口”两者都具有航运枢纽的功能，且一前一后，易产生误解。另一方面，忽略了蔡河的西移。《水经注》记载，蔡河入颍河处“谓之交口”（今沈丘槐店）；宋代地图标注蔡河入颍河处为蔡口镇，或蔡河口（今项城北）；明代地图标明蔡河入颍河处为“颍歧口”（今周口东）。这就说明其河尾不断自东向西迁移。明弘治年间刘大夏疏浚贾鲁河的时候，蔡河故道就纳入了“施工图”，成为贾鲁河的下游，通向周家口，周家口成了新的蔡河入颍河处。又一个一前一后，也是让人误解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