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划 王彦涛 李建成

编者的话

张伯驹是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上一个极具魅力的名字。他是卓越词人、收藏家、戏剧家和书画家，1982年逝世至今的30多年里，怀念和评价他的文章、讲话不断见诸报刊，记录其生平的书籍更是频频问世。《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篇纪念张伯驹诞辰120周年的文章称他是“百代高标，千秋丛碧”。

除却他的文化成就和人格魅力之外，张伯驹先生还是一位很有“故事”的人物。正是抱着这样的认识，作者张恩岭决意以实事求是、拒绝戏说的态度来讲一讲张伯驹。本报今起连载的《张伯驹十五讲》共17万字，是记录介绍张伯驹生平、文化艺术成就、人格魅力和逸闻等的传记性文学作品。作者以通俗的笔法，流畅的文字，系统、酣畅地展现张伯驹先生思想、学识的博大精深及其一生的绚丽多彩，其中穿插的许多生动故事又让该作品极富可读性，妙趣横生。

张伯驹出生于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正月二十二，家居河南省项城市秣陵镇（原项城县县城）闫楼村，距县城仅3里之遥。

张伯驹谱名家骐，字伯驹，后即以字行。初号冻云楼主，而立后改号丛碧，又号好好先生、春游主人、重瞳乡人等。但张伯驹作画、作文多署“丛碧”，久而久之，人们便以“丛碧”为其字，如他的女婿楼宇栋先生在《张伯驹小传》中说：“张伯驹字丛碧，别号好好先生。”他的女儿张传綵也在《我的父亲张伯驹》一文中说：“我的父亲张伯驹，字丛碧。”丛碧也的确是个好名字，本意不就含有清灵、高远、纯洁、不染凡尘的意思吗！名副其实，张伯驹正是这样的一个人。

那么，要讲张伯驹，先从哪里讲起呢？我以为，还是先从张伯驹的祖辈和父辈们讲起吧。

祖辈与父亲

张伯驹出生的项城县，地处河南省东南部，与安徽省交界，惯称豫东平原，今属周口市。但其时项城自然条件很差，因地势低洼，交通不便，被称为“泽国”，是一个偏僻贫穷而又闭塞的地方。

张伯驹的祖上是明朝初年由山西洪洞移民到项城的。其祖上以耕读传家，是经过几代人的勤恳持家、攻读学业，才逐渐富裕，并成为书香之家的。张伯驹的老太爷名叫张致远，字静斋，饱读诗书，应童子试名列前茅，仕途有望，但县太爷放出风声，意在索取贿赂。然而，张家从来是“求仁维克己，羞趋邑宰门”的主儿，不吃这一套，因此便断了仕途当官的念头。

张伯驹的爷爷叫张瑞桢，字恩周，却执意走科举之路，苦读半生，“寒窗四十载，破壁晚登龙”，直到50多岁才中了光绪甲午科（1894年）乡试举人。但也止步于此，再无进取，也没当官。

张伯驹的生父张锦芳是一位文学功底很厚、诗文颇有造诣的人。他著有诗集《修竹斋引玉咏》，其中《项城八景》多有名句，如“珠帘雾卷朝来雨，画栋飞云夕照天”“红雨乱飘岳寺树，绿荫密布野云亭”等句，气势不凡。但他谦虚好学，绝不以家世骄人，他曾两次走访淮阳县名士朱飞仙，以求在学问上切磋借鉴。可朱飞仙是位不求功名、不慕权势、性格很怪的人，其书画诗被称为“豫东三绝”。张锦芳慕名前往，第一次朱飞仙外出没见到，第二次亲临朱宅，朱飞仙正在菜园浇水。朱飞仙见到张锦芳后，也没有礼让寒暄，开口便问，你找我有什么事？张锦芳说，听说朱先生诗作得好，想跟先生和和诗。朱飞仙又问道，你的诗属于哪一家？张锦芳回说，我是乱凑杂学，说不上什么家。朱飞仙说，你不入家，跟我和什么诗？转身又干活去了。张锦芳受此冷遇，并没有恼怒，反而感叹说，朱飞仙真清高名士也。

朱飞仙之所以这样对待张锦芳，是因为他知道张锦芳是张镇芳的弟弟，是权势高官之家，所以不屑一顾。朱飞仙的这种做派未必可取，却让人从中看到了张锦芳的为人和态度。

张锦芳的人品让人称赞，其政治立场和作为更令人敬佩。民国元年，袁世凯任命张镇芳为河南都督时，正是辛亥革命风云激荡之时，革命党人不甘心袁世凯做总统，激烈讨袁。在河南，以阎子固、朱丹陛为首的部分革命党人，谋划炸毁开封军政府的火药库。张镇芳身为河南都督，则极力搜捕，严厉打击革命派，力图稳定中州政局。身为其胞弟的张锦芳，此时却反其道而行之，极力保护一批青年志士，如项城闫凌云，汝南闫秀峰、马应坦、王懋官等。因此，后来曾任项城县令的朱名昭撰写的《絅庵先生懿行碑》写道：“各省戒严，党祸益烈。汝南闫秀峰、马应坦、王懋官等牵连阎子固案内，先生极力剖白，咸得无恙。”从这段记载中，张锦芳保护革命青年的行为可见一斑，一时为大众所称道。

张伯驹在这样的家庭里生活到6岁，被过继给伯父张镇芳。

张镇芳在我国近代史上是一个值得被关注、知名度很高的人物，但在近代史研究中，对张镇芳的研究是很不够的，甚至是以其曾镇压过白朗起义，又参与过张勋复辟来作为其一生功过定论的。其实，这正是一种对历史人物概念化、公式化的定论，很容易形成对历史人物的误解和偏见。当然，这种观念随着时代的发展，已逐步被人们纠正了。我们已经认识到，一个人的一生经历、思想变化是极为复杂的，是不能用脸谱化去归类的。

对于张镇芳的研究，著名学者、曾任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的寓真先生是较为深入的，他在《张伯驹身世钩沉》一书中，有一段很精辟的话，他说：“张镇芳是一个真正的儒士，纵观他一生行藏，显然深受正心诚意、格物致知的儒家思想熏染，在云翻雨覆的政治舞台上，他一直在寻求着合乎忠信礼义的道德规范的人生归宿。伯驹的学习成长，以至成家立业，无不受到张镇芳的深刻影响。”

但在这一讲中，我们也只能简略地说一说张镇芳的成长、为官和为人节操。

张镇芳（1863年-1933年），字馨庵，生于清同治二年十二月。前面已经说过，其父张瑞桢一生未能入仕，就在家亲自教授镇芳、锦芳兄弟。

张镇芳幼年时读书是十分刻苦的。他刚会言语，父母就口授《三字经》，继教《四字鉴略》。8岁入塾，攻读诗书。其父常于书斋伴读。有趣的是，每当张镇芳读经史涉及忠孝仁爱信义之事时，其父必大呼道：“汝辈能如此，方不愧为子，无愧为人矣。”他父亲的这一招，应该说对张镇芳的震动和影响是铭心刻骨的，对张镇芳的成长，起了大作用。平时学习，父亲又为张镇芳立下严格学规，如闻鸡而起，默背功课等，背诵时不许点灯，只准燃两根香火，让他集思静心。久而久之，张镇芳也养成了勤学强记的学风，因而，学业得以早成，并于光绪十八年（1892年）考中进士，时年29岁。

张镇芳成进士后任户部主事，是个六品京官。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仓皇西逃。张镇芳也来不及更换官服，急着追随皇帝护驾。出京城后，因有散兵土匪拦路，只好改道混杂在难民中间，一直走到衡水才有车马可乘，终于日夜兼程，到潼关才追上銮驾，被任命为陕西司行走，效劳两宫。第二年事态平息，张镇芳被赏加四品官衔。

正因为护驾迎驾，张镇芳又有了和袁世凯相见叙话的机会。本来，张镇芳的姐姐嫁给了袁世凯的大哥袁世昌，二人已成亲戚，关系很是亲近。袁世凯就力劝张镇芳出京城外调地方，到自己任职的山东担任要职，但张镇芳没有允诺。

1902年，李鸿章去世，袁世凯接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即奏请调任张镇芳为直隶差委总办、天津河间兵备道，又长任长芦盐运使。

张镇芳在主管长芦盐场期间，驱逐了俄国、法国、日本等外国人的侵犯，理顺体制，拓展规模，剔除积弊，整顿有方，很快，长芦盐场得到很大发展。张镇芳还主持建立缉私总局，严查盐运走私。经过他兴利除弊，扩充销路，一年之间，就为国库增收银两56万两。至今，长芦盐场仍是我国海盐产量最大的盐场。在此期间，张镇芳还同英国大使谈判，使英国人独霸的开滦煤矿转为中英合办。这是近代史上最早的中外合资合同之一。

1911年底，直隶总督陈夔龙因病乞休，张镇芳接替陈夔龙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成了清代最后一位直隶总督。张镇芳到任十天后（1912年2月12日），宣统皇帝退位，大清王朝也被画上了句号。

1912年3月，已是民国元年，张镇芳又调任河南都督兼民政长。张镇芳到任后，又参照开滦煤矿的办法，将英国人独占的卫辉煤矿改制为中英合办，命名为福中公司。张镇芳不愧为一个善于管理、清廉干练、具有民族气节的人才。

后来，张镇芳又创办了盐业银行，该行成为我国北方第一家商业银行，这也是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史上值得大书一笔的业绩。

张镇芳不仅在维护国家经济权益、治理经济上有着干练、卓异的才能，同时，他也是一个热心现代教育事业的人。这里仅举一个例子。1912年，张镇芳正任河南都督。当年春，河南教育总会会长李时灿与河南提学使陈善同等人纷纷上书当局，力陈办学之必要。不久，张镇芳咨询河南省临时议会议定，筹设一所培养留学生的预备学校，主要学习外语，这就是河南大学的前身——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可以说，张镇芳为河南大学的创办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张镇芳还是一位诗人，曾亲手誊写、整理过自己的诗集《张镇芳诗抄》。据说，当时的太康县知名人士、曾考中进士、后为翰林院庶吉士的王新桢曾夸奖张镇芳的诗“如大将登坛，旌旗改色，纶巾羽扇，指挥如意”。有人则评说他的诗“志和音雅”，如“读史须如牛角挂，留名应似豹皮存”“节近端阳怀屈子，离骚读罢不成眠”“小楼独坐酌清樽，风卷帘栊雨打门”。这些诗句的确是蛮有情趣的。

张镇芳凭着他卓越的才干，一生在仕途上还是腾达的，特别是在经济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其间也有着重大的失误和挫折，使他一生毁誉参半，不能不说是他的一大人生悲剧。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