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划 王彦涛 李建成

《张伯驹十五讲》 作者 张恩岭

青年时期的张伯驹

（接上期）

解甲从商

人们一提起张伯驹，总是啧啧称赞，说他是“民国四公子”之一。现在有人否定当时有“民国四公子”之说，但张伯驹曾自言“人谓近代四公子”，承认了青年时代的“公子”身份。

其实，“公子”一词是既包含褒义又含有贬义的一个词汇，说他有贬义，一般是说“公子哥儿”，出身豪门，胸无点墨，就是一个纨绔子弟；褒义的呢，则是虽出身于官宦之家，风流倜傥，并无劣迹，反而是文采风流，人品高尚，具有高度的爱国情怀，甚得人们好感的“公子”。张伯驹显然属于后者。

《张伯驹词集》中第一首词《八声甘州·三十自寿》中曾说：“玉管珠弦欢罢，春来人自瘦，未减风流。问当年张绪，绿鬓可长留？”就是述说其少年时期的生活和风度的。玉管珠弦欢罢，自然是指其优裕的家庭生活和尽情出入于歌舞戏院等娱乐场馆的。至于张绪何人，则是引用了一个典故。张绪，字思曼，南朝齐吴郡人。张绪为人清简寡欲，不追求荣华富贵，无意于仕途做官，人们都很赞赏这种风度。绿鬓，则指黑发，“绿”是比喻柳树的风流形态，枝条甚长，状若丝缕，犹如当年张绪的长发。张伯驹引用张绪一典，是回忆自己少年时的快意生活并自比张绪如杨柳般可爱的潇洒风度，表示自己赞赏这种风流恬淡的人生，从而表现出少年时代的张伯驹已和一般官宦子弟不同的那种超脱和飘逸。

但这只是张伯驹少年时代生活和情趣的一个侧面，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还是要按照家长的旨意，走上仕途进取，立功成才之路的。他父亲张镇芳为他安排的是一条从军参政的发展之路。

1914年，张镇芳被罢免河南都督后，又回到北京。他曾身在政界高层，认为军界就是当时最好的就业领域，利于升迁发展。恰好这一年，袁世凯建立了一支旨在培养军官的陆军混成模范团。模范团的军官入选条件很苛刻，张伯驹作为一个还未参过军的青年学生显然不符合条件。但由于其父亲和袁世凯的亲戚关系，张伯驹于1915年18岁时破格考入了混成模范团的骑科。

然而，军校中的骑科训练十分严格，那种单调与枯燥的生活不符合他文人的浪漫气质。军号一响，立即起床，晚灯一灭，必须入寝，这使张伯驹很不适应，他常常是早上不起，晚上不睡，因为过惯了读书看戏、无拘无束的生活，所以入骑科以后，他常请假回家，因为他家和袁世凯的关系，军校也没认真管他。

在军校生活几年，还使张伯驹过早地目睹了官场和军队里的尔虞我诈、欺下瞒上、靡烂奢侈的种种丑恶，这使他感到了肮脏，感到了复杂，对于官场上的趋炎附势、装腔作势，他更是厌恶。

张伯驹于模范团毕业后，先到陕西督军陆建章处任职。不久，陆建章被驱逐，张伯驹又到蚌埠倪嗣冲（安徽省督军）的安武军全军营务处任提调，后安武军改为陆军，张伯驹又任长江巡阅使署咨议。1920年，倪嗣冲病故，长江巡阅使裁撤，张伯驹再次去职。1921年，张伯驹又任河南省暂编第一师参谋，四省（湖北、湖南、四川、江西）经略使署咨议（名誉职务）。1923年，张伯驹因不久前京畿发生水灾，曾以其父名义捐款40万元而受到赈务督办熊希龄褒奖，被授予二等大绶嘉禾勋章，以简任职分发陕西，任陕西督军署参议兼驻京代表，其职务已相当于旅长。

这就是张伯驹“宝马金鞭，雕冠剑佩，年少英姿，意气豪横”的青年时代。

但是，张伯驹对这一段军旅生活是并不认可、没有自豪感的，甚至认为这一段生活不值得，是令人后悔的。他在一首《八声甘州》中虽有“忆长安，春夜骋豪游，走马拥貂裘。指银瓶索酒，当筵看剑，往事悠悠”的豪迈词句，但他在另一首《八声甘州》中就直接写道：“几兴亡无恙旧河山，残棋一枰收。负陌头柳色，秦关百二，悔觅封侯。”而在另一阕《凄凉犯》词的小叙中，说得更坦率：“壮岁入秦从戎，虽滥得勋赏，狗尾羊头，殊不抵画眉妆阁也。”真实地表露了他对往日的愧疚和厌倦之情。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张伯驹毕竟不是一个行为放浪的公子哥儿，他是一个富有正义感，也曾立志从军报国、建功立业的热血青年，也一度向往那金戈铁马、碧血沙场的军旅生涯，但在旧军队的腐败环境中，他注定是不会成功的。

1925年，张伯驹不顾家庭的反对，解甲归来，辞去了在军队的实职及挂名的差事。从此，我们看到的张伯驹总是他文人的风度，再也看不到他曾经的军人风貌。张伯驹从军时期也有过戎装照，一身礼仪军服，透出军人的英武。可惜，据他儿子张柳溪说，这些张伯驹的全身戎装照皆烧毁于“文革”时期，深为遗憾。

张伯驹退出军界，就全身心地转移到文化艺术领域，这是张伯驹人生轨迹的重大转折与变化，对其一生的艺术成就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项城二才子”

张伯驹曾有一首诗云：

公子齐名海上闻，辽东红豆两将军。

中州更有双词客，粉墨登场号二云。

两将军，“辽东”指张学良，“红豆”即溥侗。“双词客”，一是指袁世凯的次子袁克文，一是自指。二人都喜好填词，又都是戏曲票友，袁克文号“寒云”，伯驹号“冻云楼主”，故曰“号二云”。

袁世凯是项城人，人称“袁项城”，所以袁克文和张伯驹被人称作“项城二才子”。

张伯驹结识袁克文是很自然的事，因为他的姑姑，也就是他父亲张镇芳的姐姐嫁给了袁世凯的二哥袁世敦，张伯驹和袁克文也就是表兄弟。袁克文（1890年-1931年），字豹岑，也并非一般风流子弟，还是很有才华的。袁克文的生母为朝鲜金氏，出生在朝鲜汉城。袁克文常以三国曹子建自喻，人称“袁门子建”。此语也并非全是恭维之词，但他与热衷于政治权力、总想将来以“皇子身份”继承“大统”的长兄袁克定相比，则是完全不同的人。他敏感、聪明，远离政治斗争，不屑于争权夺利，他热爱书法、诗词、戏剧，通金石书画，也喜爱收藏文物古玩，还爱唱昆曲，小生、丑角都扮演得十分精彩。而他的诗文更被人誉为“高超清旷，古艳不群”。尤其是写嵌名联，堪称才华惊人，可与张伯驹媲美。例如他赠秋芳的嵌名联“秋兰为佩，芳草如茵”，真是造妙自然，绝不穿凿，因而深得袁世凯的宠爱。然而，他偏偏对父兄称帝不以为然，认为是逆潮流而动，失败是必然的，因而曾哀叹：“古人云高处不胜寒，不幸生于帝王之家。”

一次，他趁着酒兴，写下一首律诗，最后两句是“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有劝诫袁世凯不要当皇帝的意思。因为这一首诗，他曾被袁世凯软禁于北海。张伯驹看重袁克文，也正在此处——视富贵如浮云，以诗酒傲公侯。于是，张伯驹和袁克文成了知心朋友，经常相聚。但袁克文出名比张伯驹早，是他带张伯驹出入琉璃厂，票戏雅游，消遣岁月，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张伯驹后来名士生活、文化生活的引路人。但张伯驹与他又是不同的，袁克文出生在“帝王”之家，却生活在从皇权政治到民权政治过渡的政治剧变时期，因而，造就了他个性鲜明的处世风格，人们形容他是狷狂一生，浪子一生。而张伯驹远没有他那样消沉颓废，张伯驹对人生有其积极执着的一面，而不是游戏生活，随波逐流。

再说张伯驹与袁克文的友情，有一件事很说明问题。1930年农历年底，张伯驹已迁居北京，到天津袁家拜年，还没坐稳，就抽身往寒云处，大有一日三秋之慨。但是，张伯驹怎么也没料到，这竟然是他与袁克文最后一次见面。1931年3月，袁克文病故。伯驹听说后，极为悲痛，遂书写挽联，寄托哀思：

天涯落拓，故国荒凉，有酒且高歌，谁怜旧日王孙，

新亭涕泪。

芳草凄迷，斜阳黯淡，逢春复伤逝，忍对无边风月，如此江山。

这首挽联，不仅是对袁克文一生的同情与哀叹，同时，又是对袁世凯复辟闹剧从喧嚣走到人亡政息，落得身败名裂的讽刺与感慨。

“民国四公子”

我们在这里讲述“民国四公子”，是因为“民国四公子”这一称谓对张伯驹名声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凡是知道张伯驹这一名字的人，脱口而出概括张伯驹的词汇几乎都是“民国四公子”，好像“民国四公子”就是对张伯驹身份的认定和一生的评价。其实，这是很不准确的。对于张伯驹来说，“民国四公子”仅能对他的早年形象作一点形象化的描述，但就其一生来说，几乎是与“公子”的形象没有任何关联的。但我们在这里还是有必要把张伯驹与其他三位“公子”的关系作一介绍，因为张伯驹毕竟与他们在出身、爱好等方面相似，且与他们有过交往。对其他三人的了解，也有助于了解张伯驹早年生活的某些方面。

在这一节，就只需要介绍溥侗和张学良了。

张伯驹作为一个戏迷和票友，与另一位公子清宗室镇国将军溥侗也经常同台演出。溥侗（1871年-1952年），爱新觉罗氏，是一位同情光绪的近支皇族。溥侗字西园，艺号后斋（一说字厚斋，号西园）、红豆馆主，人称侗贝勒。溥侗的父亲是乾隆孙子的孙子，即乾隆十一子成亲王永瑆的曾孙，世袭镇国将军、辅为公。溥侗又是末代皇帝溥仪的堂兄，又有“皇兄”之称。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