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跃辉

父亲离开我们快五个年头了，回忆老人家平凡坎坷的一生，桩桩件件，历历在目，我为有这样一位可亲可敬、普通而伟大的父亲感到自豪和骄傲。

我的父亲，在他兄弟姊妹中排行老小，可父亲告诉我们，他从二十岁结了婚就独立门户了。父亲一辈子建房多达四次，因家里贫穷，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才将两间西屋改成了正房四间瓦接檐，还是砖根脚泥垛墙，可想父亲生活的不易和艰辛。父亲从小酷爱学习，一直上到初中毕业，因家里困难才未继续。父亲能写会算，一上班就被派往酒厂做会计。新中国成立初期，地主老财家的金银财宝被大队没收，父亲说，整筐整筐的元宝银元和各种金银饰品都在会计室存放。家里有个亲戚告诉他，装几个回家也没人知道，可父亲却说：“不是咱的不能拿。”

上世纪六十年代吃大伙，我父亲在大伙上管账。那天我爷爷黎明去世，早晨去打饭时，父亲已把我爷爷的那份早饭给取消了。

因我父亲爱操心又肯干，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队里让他当饲养员喂大牲畜。别人都认为这活儿是肥差事，老豫剧《人欢马叫》里有一句台词：“好一个刘自德，你也偷料喂猪呀！”然而我父亲从不往家里偷拿半瓢牲口料，始终秉承“不是咱的不能拿”的做人原则，给子女做出了榜样，形成了良好的家风。由于父亲在生产队表现突出，又被调到大队木工组学做木业活。一年后，又被抽调到大队实验站做小麦玉米等农作物的育种工作，为我们这个全县重点大队在农业生产上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我们大队三个自然村四千多人，提起我父亲，都会竖起大拇指夸他是个大孝子。奶奶有老寒病，一到冬天便咳嗽。父亲每天晚上都睡在奶奶的脚头给她暖脚暖被窝，端尿盆倒痰瓢。为了让奶奶每天喝上开水，父亲便支了口地锅。在那个年代，除大伙外，全村只有我奶奶屋里有一口地锅。一次被大队妇女主任发现后没收了，我父亲当即又要了回来。大队领导看在我父亲孝顺的份儿上开了绿灯，那口锅一直用到我奶奶去世。

我们家有五个孩子，只有父母二人挣工分，多亏家中年年喂一头猪和几只羊，能卖些钱。母亲每天慌了地里忙家里，实在是辛苦。父亲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为了减轻我母亲的负担，他干起了家庭妇女的行当，织布纺棉、裁缝制衣，只要是农家巧媳妇会织的花布，父亲一看就会，三四把梭子在父亲的手里左右穿梭，让人看得眼花缭乱。于是，父亲白天下地挣工分，晚上挑灯来纺棉，一坐就是大半夜。在我的记忆里，我们兄妹五个穿的布鞋都是母亲纳底父亲做，连鞋样都是父亲裁剪的，我参加工作后，仍在穿父亲做的布鞋。我印象最深的、也是最喜欢的，就是父亲做的绣花虎头鞋，自画自裁自绣自做，非常逼真，穿出去全大队的人都夸我父亲心灵手巧，甚至女同胞也比不了。就连我的外甥也有我父亲戴上老花镜亲手做的一双虎头鞋，直到现在还存放在我家里作为永久的回忆和纪念。

父亲的缝纫机活儿也是一绝。全家七口人的夏衣冬服，大部分都是父亲自己裁剪并手工缝制的。自从我上班单位分了一个缝纫机指标后，父亲就不再手工缝衣，改为用缝纫机做衣服了。我们弟兄三个分家时，父亲只留下那部缝纫机。

为了我们这个家，父亲这双巧手除会做针线活儿外，也学会了蒸馒头烧菜，手艺虽比不上饭店大厨，但十桌八桌的酒席也能轻松应付，尤其擅长炸油条炸馓子，打烧饼蒸馒头，过年时还蒸大枣山花子馍。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生产队挖河，给工人做饭的是我父亲；公社每年组织大队干部培训、农业农机技术培训、民兵训练、教师培训等，做饭的差事也交给我父亲；大队来了电影队，公社来了检查组，做饭的还是我父亲；每年公社逢三月十八会、小满会等，供销社都请我父亲去帮忙，或打烧饼或打锅盔或炸油条。在我的眼里，父亲就是一个多面手，他的手艺能与任何一位巧媳妇相媲美。这些手艺，是父亲在贫穷的家境中逐步潜心历练出来的呀。父亲用一生的真诚和无私奉献赢得了周围群众的认可和信任。因为父亲的原因，全大队年轻人中，我是被保送、从农村走上工作岗位的第一人。

我对父亲的评价是“严厉中透出人间大爱”。作为家中长子，从懂事开始，父亲对我的要求就非常严格，只要听说我不好好学习，回家后肯定用小棍打手。推荐上高中，全大队八个名额，我占一个。父亲虽然脾气不好，但我们只要不犯错，他对我们还是疼爱有加的。在五个孩子中，我因为淘气挨打最多。记得上三年级时，因家离学校近，下课后跑到家里偷馍吃，看到门锁着就摘门进屋。中午放学回家，被父亲抽出皮带一阵猛打，打过后又后悔下手太重，随即把我搂在怀里心疼得掉下了眼泪；四年级时的一个夏天，因下暴雨沟满河平，庄稼地里一片汪洋。放学后我跟大孩子一块儿到沟边看大人堵鱼，父亲在家找得心急如焚，回家后一顿暴打，之后又将我揽在怀里哭了一通。然而因为淘气挨打，我从来没记恨过父亲，反思父亲严爱并重的持家作风，我对“父爱如山”的含义有了更深的理解。

亲爱的父亲，您用一生的艰辛、无私的大爱、勇于担当的精神，为子女们做出了为人处世的表率，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今生今世儿女们都将铭记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