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张恩岭

策划 王彦涛 李建成

（接上期）

张伯驹写到这里，不由得动了感情，委屈、愤懑之情溢于言表！“溥溥大地，锥无可立”，偌大的国家，竟没有一个知识分子的立足之地，这能不让张伯驹气愤难平吗！

接下来，张伯驹又详细讲了自己把8件文物珍品捐献国家，将李白《上阳台帖》赠给毛泽东，以及后来又陆续向吉林省博物馆捐献文物的情况。至此，语气一转，写道：“值此盛世，自恨筋力已衰，但爱国之忱，不敢后人，所写虽皆封建遗产，遵循毛主席批判接受，不割断历史之教导，对于历史文物鉴定整理有所需用，自当忘老忘病，勉贡薄知，以报效国家。”

信的结尾又回到请求解决工作的主旨上：“章行严（士钊）先生卓著风义，笃念旧交，因托其转呈此函。毛主席对知识分子政策，不使其无生活出路，不使有弃物弃材，用敢上陈下情，不胜屏营之至，函此，谨致。”

张伯驹果然还是张伯驹，在这一段话里，他照样用语极为怨愤，毫不掩饰地宣泄了自己的感情，说自己成了弃物弃材，且无生活出路。而且，暗含对极“左”政策并未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的批评和指责。

用这样的口气给总理写信且直接表达对国家对待知识分子政策未能落实的不满，这在当时是非常危险的，要知道，那时仍是“文革”时期，任何对政策的批评、抱怨都可能会被批判。但张伯驹是豁出去了，按当时的说法，张伯驹的这种精神，就是“反潮流”。

11月24日，章士钊给周总理写了一封短信，并附了张伯驹的信。

周恩来总理收到两封信后，于12月9日作了批示：“张伯驹先生可否安置为文史馆员，望与文史馆主事者一商。”

在这里有必要简单介绍一下章士钊，因为章士钊在张伯驹被聘为文史馆员的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周总理那样客气的批示，又充分显示了对章士钊先生的重视和尊重。

章士钊（1881年-1973年），字行严，湖南长沙人，早年即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好朋友，是曾给共产党人以很大帮助的民主人士，与毛泽东有着良好的私人关系。在1920年的赴法勤工俭学运动中，毛泽东、蔡和森手持杨昌济先生（毛泽东夫人杨开慧之父）的手书求见当时在上海的章士钊，希望他在资金上予以帮助。章士钊当即在上海积极募捐，将募集的2万银元赠与毛泽东。毛泽东将其中的1万元用于资助湖南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另1万元用于湖南的革命活动。

新中国成立后的1961年，即在国民经济极为困难的时期，毛泽东以还钱的名义解决章士钊生活的困难，每年支付2000元给章士钊，连续支付了10年。

因而可以说，章士钊给周总理写的信虽短，却是极有分量的。

中央文史研究馆根据周恩来的批示精神，立即行动起来，派人前往吉林了解张伯驹和夫人潘素的情况。

根据调查情况，中央文史研究馆即于12月29日向时任总理秘书兼国务院参事室主任的吴庆彤写了一封很短的信函，并附了《关于张伯驹政治历史情况的报告》。

当日，吴庆彤便在中央文史研究馆的信函上作了批示：“同意张伯驹为中央文史馆馆员，请丁江同志批。”丁江写了“同意”二字。

隔了几天，已是1972年1月5日，中央文史研究馆办公室根据领导的这一系列批示，很快拟出了聘任张伯驹为馆员的聘书草样，并呈送有关领导审阅。

而此时，历史又上演了传奇性的一幕，竟将真实情况给遮盖了。陈毅于1972年1月6日去世，1月10日，毛泽东参加了陈毅的追悼会。很明显，这与张伯驹被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的时间进程正好是重合的，这也就为“毛泽东看到张伯驹写的挽联”这一传奇提供了时间上的可能。

但是，张伯驹在1978年写的《五十年来我的情况》材料中，确实写道：“陈毅元帅逝世我送了挽联。毛主席、周总理、董副主席看到，问及张茜夫人，张夫人说是陈毅元帅的老朋友，从吉林回来，尚无工作、户口，毛主席对周总理说‘给安排一下’。”

应该怎样看待这一段话呢？我认为，张伯驹请章士钊向周总理转交他的信，自己是清楚的。但信转上去之后，周总理批示及文史研究馆具体落实的过程，他就未必完全了解了。他接到聘书的时间确实在陈毅追悼会后十余天。所以，对于后来传说“毛泽东在陈毅追悼会上指示周恩来办的”与“周恩来批示文史研究馆办的”这两种说法，自己也搞不清哪个是真实的了，于是就沿用了群众传说。

“寻旧梦，赏新秋”

“寻旧梦，赏新秋”，是张伯驹一首词中的句子，如果用这句话形容张伯驹被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后的生活，是很恰当的。

1972年1月21日，张伯驹在生活极度艰难之际，接到了中央文史研究馆的聘书。当他持聘书到文史馆报到时，章士钊先生以微笑迎接老友的到来。

这一年的除夕，张伯驹的心情是颇为复杂的，他填了两首《鹧鸪天》，其中一首写道：

生也有涯乐有余，花明柳暗识长途。琢残白玉难成器，散尽黄金更读书。

梅蕊绽，柳枝舒，故吾镜里看新吾。眼前无限春光好，又写人间一画图。

苦尽甘来，一腔喜悦，我一生难成大器啊，尽管穷困，唯一的嗜好还是读书，好在眼前春光大好，新的生活又开始了。

张伯驹又有了做学问的保障和心情，因为人必须有饭吃，有住处，然后才可能谈别的，包括艺术的优雅和道德的崇高。

张伯驹进入了中央文史研究馆，等于是进入了“避风港”。

中央文史研究馆是毛泽东倡议设立的，是为德高望重、生活困难的老学者设立的，是一个具有统战性和荣誉性的文史研究机构。受聘者都是耆年硕学之士，其中有前清的探花、翰林等，有在文史研究方面卓有成就和影响的学者。他们进入文史馆后，可以继续研究著述，或挥毫泼墨，或吟诗作赋，然工作节奏并不紧张。

不久春节过去，杏花开时，张伯驹与他的朋友黄君坦去大觉寺赏杏花，当即填词一首：

瑞鹧鸪·与君坦游大觉寺看杏花

大觉名存地已非，重游忍共泪沾衣。故人多向花间尽，新燕仍来幕上飞。

依旧芳林红作阵，不堪宿草绿成围。欲归似道时还早，恋我残明是夕晖。

词人故地重游，虽是“依旧芳林红作阵”，杏花喧闹，纷繁怒放，心花为之狂喜，但想到旧日的友人一个个离去，不免生出年老弃世之念，但夕阳无限好，我还是要生活下去啊，灿烂的云霞还在留恋着我呢。

张伯驹对过往的岁月，余悸未消，但对未来的生活又充满了浪漫的希望。张伯驹依然是一个纯粹的、既虚无而又达观、心地善良禀性难移的文人。

有了劫后余生的坦然处境和赏美的心情，张伯驹的词情又如老树新花一样，生机勃勃开得一片灿烂。

张伯驹1972年的词也都收到了《秦游词》中。到了1973年，词人一年间又作词100多首，就取名《雾中词》。为什么叫《雾中词》呢？既是意有所指，也是妙语偶得。实际情况是1973年他得了白内障，视觉不清，只觉得看花犹如在雾中，朦胧模糊，由此，他联想到自己的一生，“余已在雾中，而如不知在雾中，即在雾中，而又如不在雾中。佛云：非空非色，即空即色，近之矣。余雾中人也，词亦当为雾中词，因以名余集”。

张伯驹的这个序写得挺美，并不亚于《春游词》的序。《春游词》序中说“人生如梦，大地皆春，人人皆在梦中，皆在游中，无分尔我，何问主客，以是为词，随其自然而已”，两个序的意思和人生感想一脉相承，那就是似佛似禅的认识，“人生如梦，似真似幻，一切如烟云过眼，又四大皆空”，这实际上仍然反映了张伯驹一生心地纯洁，丝毫没有世俗的观念。也正因为张伯驹的善良纯朴，才最终塑造了他“天荒地老一真人”的传统名士形象。当然，张伯驹也不是一个远离红尘、对世事漠不关心的人，他那热爱传统文物、保护历史文物的爱国情怀，和对人的一片热忱之心，都是崇高的，令人敬仰的。

还说张伯驹的词吧。词作，才是张伯驹一生生命精彩的呈现。可以说，如果没有了词，张伯驹的生活将如一潭死水，毫无意义和生气，而有了词，张伯驹的生活和生命则如奔流的溪水，一路欢歌，浪花朵朵，给人以希望的活力和美好的意蕴。词作，极大地充实和提高了张伯驹的人生品位。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