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期）

作者 张恩岭

策划 王彦涛 李建成

1970年，张伯驹从长春回到北京，恰好见到了当年购买《游春图》的中间人马宝山，他就问马宝山30两金子的欠款怎么办。马宝山听了大笑，说，形势变了，对方完了，我也完了，你也完了，这事全完了。说得张伯驹也笑了。

你看，1970年距1946年，已经过去了24年，张伯驹也是劫后余生，按常情来说，这么久了张伯驹也该忘记这件事了，再说《游春图》也早归了国家。而且1970年时，张伯驹已是一贫如洗，在北京过着漂泊的生活，却还偏偏记着这件事。这的确是一件令人难以理解的事，也可以说张伯驹有些“书生气”，但从这一细节上，我们恰恰可以看出，诚信是金，张伯驹的人品比黄金还贵重。

第二个特别的例子，就是张伯驹被划为右派以后，曾给陈毅元帅和刘海粟先生说过的两段话，更是出人意料，赤心可鉴。

1961年，张伯驹临去长春前，见到了陈毅，陈毅这时才知道他被划为右派的事情，就问他：“关于右派的事，有些想不通吧？”张伯驹却老老实实地说：“此事太出乎我的意料，受些教育，未尝不可，但总不能那样超脱，做到无动于衷。在清醒的时候也能告诫自己：国家大，人多，个人受点委屈不仅难免，也算不了什么，自己看古画也有过差错，为什么不许别人错送我一顶帽子呢？我只盼望祖国真正富强起来。”

张伯驹就是这样，受了这么大的冤枉，却还在为别人着想，为别人解释、开脱。人常说，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张伯驹却是以君子之腹度别人之心，这不是赤子之心的体现是什么呢？

1978年，张伯驹在大连棒槌岛与刘海粟结邻而居，再次谈起被划为右派之事，刘海粟问他戴上右派帽子有什么感想，张伯驹苦笑一阵，说：“戴什么帽子，我倒无所谓。一个渺小的凡人，生死得失，无关大局。但说我反党，实在冤枉。而且担心老张献出这么多国宝，换了一顶‘铁冠’，传到海外，对党的威信不利。”

这就是张伯驹，自己受到那么不公平的待遇，想到的却不是自己，而是国家，是党的威信。这种胸怀真可谓感天动地，这是何等的善良天真啊！他真是胸中无半点机心，这就是赤子之心。

1966年“文革”爆发，张伯驹更是受到前所未有的屈辱和折磨，但张伯驹被平反之后，对过往的一切屈辱遭遇毫不计较，当国家需要他们这些书画家作画为国家换取外汇时，他欣然接受；当祖国需要他以民主人士的身份和名望，多与在台知名人士联系时，他又积极响应。所以，有人说，张伯驹的精神和风骨是近世以来少有的。张伯驹的胸怀正是儒家精神“仁”的体现。张伯驹胸襟宽阔，虽处逆境，却能随遇而安，既不顾影自怜，也不嫉恨别人。

在反右运动中，京剧演员钱宝森批判他的时候，有些过火言辞——其实这也怪不得钱宝森，那时人人自危，人们也只好以假积极求自保。后来，钱宝森去世，张伯驹托人带去100元赙仪，这在当时是个不小的数目，一般人一个月的伙食费只不过10元左右。有人劝他不必给这么多，意思意思就行了，但张伯驹坚持送这么多，说，当初他帮我打把子练武功，我们的交情还在。

还有一个例子更可以说明张伯驹人格的伟大。中国传统文化中讲究忠义节操，就是对朋友要有情有义，要忠诚，不要因朋友的荣辱毁誉而变节。张伯驹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当朋友蒙尘落难，门前冷落，别人唯恐避之不及的时候，张伯驹却不避嫌，甘冒风险毅然送上作为一个朋友的情义和关怀。

张伯驹的这个朋友就是章伯钧。章伯钧是全国著名的民主人士，曾是中国少数民主党派民盟的主要负责人，新中国成立后曾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政协常委、副主席，交通部部长等职。1957年，章伯钧被打成右派，但又被保留了全国政协常委职位，“文革”中忧愤成疾，病逝于北京。直到1980年，他的所谓“罪行”材料才被推倒，他的骨灰也终于被安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

张伯驹也是民盟成员，和章伯钧认识且是朋友，只是交往并不多。1961年张伯驹夫妇出关长春前夕，曾去和章伯钧话别。这时候章伯钧才知道张伯驹要去东北，但工作尚未安排好，就答应张伯驹，要托自己在吉林的朋友关照张伯驹，张伯驹很受感动，认为章伯钧是个真君子。

1969年5月，章伯钧去世了，当时正处“文革”高潮，自然没人前往吊唁，人们唯恐避之不及。但这个时候，张伯驹却来了。

张伯驹在东北也早已是落难之人，只是当时回京看病，才知道这个消息的。

张伯驹和夫人是徒步去的，先是找到章伯钧原来住的地方，人去楼空，一打听，早搬走了。无奈，便托人找到地安门大街一家古董店的店员老樊，又托他去打听。老樊去农工党北京市委员会，假托要核对章伯钧生前所欠账目，才打听到了章伯钧遗孀李健生新搬到建国门的地址。

张伯驹叩开李健生家的大门，倒使李健生大吃一惊，赶紧把张伯驹、潘素拉进家门。几年不见，张伯驹身体已不如前，头发白了，脚上穿的布鞋满是泥土，从地安门到建国门，一个七旬老人走了多少路啊！

张伯驹气喘方定，徐徐地对李健生说：“对伯钧先生的逝世，我很难受，我虽不懂政治，但我十分尊重伯钧先生。他不以荣辱待己，不以成败论人。自己本已不幸，却为他人之不幸所恸，是个大丈夫。所以，无论如何也要来看看。今天，看着李大姐的痛苦和艰辛，自己已是有心无力。”

“张先生，快莫说这些。伯钧相识遍天下，逝世后的慰问者，你们夫妇是第一人。此情此义，重过黄金。伯钧地下有知，当感激涕零。”话说到此，李健生已是泪流满面。

的确，张伯驹就是这样一个拥有赤子之心的人，他不因“阶级斗争”的特殊氛围而计较个人利害，他是一个从来不因政治气候而改变操守和信念的人，他有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

坦荡胸襟

张伯驹为人正直，胸怀坦荡，敢作敢为，那是出了名的，冯其庸先生说他“是一个无半丝虚伪造作，是一个纯而又纯的真人……他胸中无半点机心，也就想不到别人会有坏心”。

吕大龙先生在《张伯驹在长春的岁月》一文中说得更有意思，他说：“张伯驹纵有足够的学识，却缺少起码的狡诈……”

这方面的例子也很多。例如，“文革”中张伯驹写了一份“交代”材料，其中一条是交代对毛主席的态度，他这样写道：“拥护毛主席不彻底，从封建主义的《资治通鉴》出发，在西安听说毛主席还看《资治通鉴》，心里很高兴，不似工农兵拥护毛主席从热血出发，比爹娘还亲，还是世界观根本问题。”

这个“交代”很老实，很坦白，叫人相信是真的。在“文革”期间，谁敢这样交代啊？哪个人不是每天高喊着“无限忠于、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拥护”的口号啊，像张伯驹这样交代，其实是越交代越要受批判的。在别人看来，张伯驹这个“交代”太傻，实际上，对于张伯驹来说就是实话实说，襟怀坦荡。

在张伯驹心里，文化至高，艺术至上，他是一个彻底的文人，他的心中没有世故，没有任何私心杂念，更不会算计别人，任何世间的烦恼一遇到文化艺术，都被他忘却了。

就说那一年张伯驹和潘素从吉林乡下回来，农村不收，北京又没户口，不正是处于“走投无路”的困境吗？心情不知该多沉重呢！可他呢，与夫人潘素取道天津下车，早晨6时许，来到张牧石家。张牧石一打开门，赶紧把张伯驹让到屋里，却不知院门外还站着张伯驹的夫人潘素，等着张伯驹安顿好后叫她呢。就这样，张伯驹坐下后谈诗词，谈京剧，高兴极了，差不多一个小时了，张伯驹才想起来，外面还有人呢！张牧石赶紧出去一看，潘素还在那儿站着，行李不多，在地上放着，人被冻得直哆嗦。

张伯驹谈起诗词，谈起京剧来，岂止是忘了潘素，“文革”中罗织的各种罪名，兜子里揣着不给落下的户口、退职证，投亲靠友不成等烦恼一概抛到脑后，只要一见到能与其谈词侃剧之友且畅谈起来时，他就会顿时进入一种兴高采烈、异常执着的情绪之中，其中的滋味只有他自己知道。

任凤霞女士曾说过，对于张伯驹来说，“在他那里，谈词侃剧真正的意义已非词语的表面，那里有一种境界，没有什么能阻碍他进入那种美好而妙不可言的境界”。难怪一些名家发出高度的共鸣，“中国只有一个张伯驹，不能再产生第二个”。周汝昌先生更是评价张伯驹“是中国文化史上难以逾越的孤峰”。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