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玉杰

最近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要一以贯之》，其中总书记讲道“特权是最大的不公”。这句话让人们印象深刻，也让笔者回味无穷。结合学习党的历史，我们能深切感受到，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从建党之初一直到现在，无论在任何历史时期，都十分警惕和防范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对党的危害、对军队的危害、对国家的危害。

党章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员永远是劳动人民的普通一员。除了法律和政策规定范围内的个人利益和工作职权以外，所有共产党员都不得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定不移推进从严治党，持续深化正风肃纪，把反对特权作为党的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坚持以上率下，巩固拓展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成果，继续整治四风问题，坚决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并多次强调反对特权“不仅仅是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内容，而且是涉及党和国家能不能永葆生机活力的大问题”。

中国共产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党担负着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历史重任；党不是一个特权阶层，也不是一个利益集团，而是一个必须具备严明纪律和强悍战斗力的先锋集体。特权是党的建设的最大敌人，特权就意味着对人民群众利益的侵犯，对党和人民鱼水关系的损害，对党纪国法的践踏，对社会规则和公序良俗的渺视。特权泛滥，将导致党风涣散，党纪废弛，公德沦丧，国法失威，人心背离，政权不稳，国运堪忧。纵观古今中外，一个国家或政党的覆亡，往往都是形成特权阶层或利益集团后，失去执政基础，或被人民力量推翻，或从内部分崩瓦解。上世纪九十年代，社会主义共产党大国苏联的解体，追根溯源，苏共党内长期推行的特权体制就是内因之一。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我们要铭记历史教训，继承光荣传统，时时牢记权力是人民赋予的、是用来为人民服务的，特权与党的建设格格不入，反对特权是党的建设的重大课题。

特权是对公平正义的践踏

柏拉图说，正义是国家的属性。可以说，特权是文明社会的痼疾，它不断蚕食国家最重要的属性——正义。西方学者西耶斯在剖析特权的危害性时说：“按照事物性质来说，所有特权都是不公正的，令人憎恶的，与整个政治社会的最高目的背道而驰。”

免死是最大的特权。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无论职务多高、功劳多大，都没有谁能拥有犯罪免死的尚方宝剑，也没有法外开恩不受法律约束的铁帽子王。 翻阅党史，在1949年建国前，在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进行革命战争时期，有三件骇人听闻的刑事案件，当事人都是党的著名将领和革命功臣，最终都被依法处决。一个是延安时期的黄克功，老红军，参加过秋收起义，和毛主席一块上过井岗山，因恋爱不成将一名女青年枪杀在延河岸边。此事在延安影响很大，党内有不同声音，有人向毛主席上书求请，黄克功本人也向毛主席写信，愿戴罪立功，上前线战死沙场。毛主席给边区法院院长雷经天写信，说党的干部功过不能相抵，黄克功必须正法，才能向边区人民交待，才能向全军干部战士交待。解放战争期间，冀中军区参谋长黄寿发因家庭矛盾，开枪打死自已的结发妻子，并伪造现场，对抗组织调查。黄寿发也是个老革命，久经沙场，战功赫赫，是解放军的高级将领。案发后，冀中军区在处理黄寿发案件中迟疑不决，拖了将近一年，不得已才向毛主席汇报，让中央决定。毛主席听后大为光火，非常震惊，很快黄寿发被枪决。还有一个是沙飞案件，沙飞是我军著名战地记者，现在我们看到的大量抗战或解放战争时期的照片，多是出自沙飞之手。解放战争接近尾声时，沙飞在战地医院疗伤，与投降后为我军服务的日本医生津泽胜发生冲突，沙飞开枪将这个日本医生打死。1950年，沙飞被判处死刑并执行。上世纪八十年代，沙飞家人求得沙飞案发时患精神疾病证据，向中央有关部门提出申诉，历经波折，1987年沙飞获平反。但当时刚刚建国，刑法还不健全，并无精神病人不负刑责的法律规定，从当时历史现实看对沙飞的判决是没错的。这是共产党，再来看看那个时候的国民党。1935年，正在全力剿共的国民党将军张灵甫听闻妻子出轨传言，匆匆回来，一枪把正在给他包饺子的妻子吴海兰打死，尸体都不收，直接就回前线了。张灵甫杀妻事件在国民党内引起轰动。最后，张灵甫只被关押一年，就被蒋介石悄悄特敕出来。同样是治党治军，国共两党截然不同。国民党高级将领有免死特权，从这也可以窥见两党的差距，这也决定了国共两党最终不同的历史命运。

建国以后，对待党的高级干部的刑事犯罪和职务犯罪，从刘青山、张子善，到改革开放以后的程克杰、胡长青、赵黎平，共产党没有为哪一个负有重罪的高级干部网开一面，枪下留人，没有一个共产党人享有免死的特权。毛主席说，世界上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最讲认真。正是因为共产党人中没有铁帽子王，共产党人有维护法律尊严和公平正义的坚定意志和决心，才锻造出一支纪律严明、作风优良、战无不胜的共产党队伍。

特权是脱离群众的催化剂

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员干部包括党的各级领导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永远保持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和鱼水深情，是中国共产党人革命战争年代接续传承的优良传统。在共产党人的血脉里，一直流淌着官民平等、官兵平等、干部不搞特殊的思想基因。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苏区倡导人人平等、男女平等，红军军官不能打骂士兵。朱德在井岗山和士兵一样挑扁担、喝南瓜汤。毛泽东作为苏维埃共和国主席，在红军剧社看戏，从来都是一个人走过去席地而坐，有时为了坐着舒服，他还会手里拎着两块砖头。没有人因为毛泽东是主席而前呼后拥，搞特殊，设专座，毛主席也把自已当成一个普通观众，和战士们挤坐在一起。1936年，美国著名记者斯诺在延安近四个月的采访期间，处处看到的是共产党从高级干部到普通战士，都穿着一样的粗布军装，吃杂粮，睡土坑，干部一律不搞特殊化。他还形象地描写了蒋介石飞临西安督导围剿边区时西安清街戒备的场景，而他在山沟里见到的毛泽东，正在路边和扎着白羊肚头巾的老农愉快地聊天。共产党不搞特殊早已深入人心，就连教会牧师出身的红军医院院长傅连璋（建国后曾任卫生部部长），也知道红军中的规矩。1934年10月，红军开始大规模军事转移也就是长征。根据身体情况，官兵除了步行的，还有骑马的、躺担架的，甚至还有一台轿子。轿子给了傅连璋，他说什么也不愿意坐，说这是搞特殊，违反红军规定。新中国成立后，党的高级干部绝大多数都保持着不搞特权的好作风。开国上将王建安最不能容忍干部搞特殊，军中流传不少他和特权现象作斗争的小故事。一次，王建安下连队检查工作，正巧连队有场汇报演出，前排中间留出几个首长席，还放了水杯，后面是坐马扎的连队官兵。王建安问陪同的部队干部“设专座干什么”？答“方便首长近距离观看演出”；王建安又问：“放茶水干什么”？答“担心领导口渴”。王建安说，首长和士兵一样都是人，两小时不喝水能死吗？他没有落座，干脆找个便凳和战士们坐在一起。事情看起来都是小节，但反映了老一代革命家骨子里深藏的那种永远不高高在上脱离群众的真挚情怀。

值得一提的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军仿效苏联推行军衔制，受时代的局限，当时军服的变化就有一种声音，认为是官兵不平等的表现，有违我军光荣传统。当然，现在看来推行军衔制是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标志。不过，这从侧面反映了我党我军对可能出现的干部特权和脱离群众现象，始终保持着高度警惕。军队干部是这样，党的地方干部也是这样，时刻防范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疏远干群关系，伤害群众感情。焦裕禄在兰考时，他拿出一块老百姓吃的酸菜面窝头，又拿出干部特供副食红本本，在县委会上扪心自问。他带头扔掉红本本，干部们也跟着不要红本本。老百姓吃糠，干部咽菜，这才是共产党。改革开放以后，党和国家摆脱了经济困境，社会发展了，时代变化了，干部的思想也发生了变化。干部生活和工作中的特权意识和特权现象，比过去多了，形形色色，五花八门，直接的后果就是干群关系不那么融洽了，党的干部形象被一些人污损了， 群众工作不那么好做了，党的事业面临失去群众基础和发展动力的危险。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党的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治高度，多次告戒全党同志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始终保持同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作斗争的坚定精神。从出台八项规定、反“四风”，到公车改革、干部办公用房限定标准、军队清理多占公房，规范干部休假疗养待遇等，这些措施都是刀刃向内，从党内存在的群众反映集中的特权现象入手，端正党风，取得了明显成效。党内与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作斗争是一项长期的艰巨任务。群众路线是党的工作法宝，特权就是群众路线上的障碍和绊脚石。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永远也不要脱离人民群众，“要和群众坐在一条板凳上”，感知群众冷暖，体察百姓疾苦，时时掌握群众的所盼所忧所急，实实在在地生活和工作在群众中间，和老百姓打成一片，使党心和民心形成共振，澎湃向前。

特权是滋生腐败的温床

腐败是最直接的特权，特权是败坏党风的腐蚀剂，是滋生腐败的温床。党员干部生活和工作中的特殊化，作为一种现象，反映的是干部的作风觉悟和操守问题；而公权私用，满足一已之利，甚至公然侵吞国家和集体利益资产，这种权力的异化就是对党的宗旨的背叛，就是对人民的犯罪。

中国共产党在早期建军时，就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约束官兵不能侵犯群众一针一线的利益，更不要说多占或贪占公物。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到这样一个故事：红军长征爬雪山时，有个同志穿着单薄的旧衣服被冻死，指挥员让把军需处长叫来，想问问他为什么不给被冻死的这个同志发棉衣。队伍里的同志含泪告诉指挥员，被冻死的这个人就是军需处长！管被装的宁可自已被冻死也没有自已先穿暖和一点，这是多么崇高的思想境界！红军中有这样的干部，这是一支多么让人惊叹的部队！可见一个人的清正廉明，从根本上看不是完全靠外部约束，而是靠自觉自律，有政治自觉和奉献情怀才能使人有向善向上的内在动力。我们党在战争年代，对以权谋私违纪违法零容忍，中央苏区时查处并处决了贪污苏维埃共和国公款和财物的红军干部肖玉璧，建国初期依法公审并处决了刘青山、张子善。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党面临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的严峻考验，党内权力寻租、以权谋私走向贪腐的干部累见不鲜。有的党员领导干部不能驾驭自已手中的权力，即使主观上不想贪腐，奈何不能约束和教育身边工作人员或亲属，抑或自已弱点暴露，被别有用心的人“围猎”，踩上“地雷”，掉进陷阱，最终沦为阶下囚，这样的案例不胜枚举。特权驱使下的腐败行为成为党的建设的最大痛点，成为人民群众关注的焦点，成为共产党执政长期性和合法性的拐点。在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面前，每个党员领导干部都要对照甘祖昌、焦裕录、孔繁森、杨善洲、谷文昌、廖俊波，看看他们是怎样用权又是如何对待名利的。1955年获授少将军衔的甘祖昌，1951年任新疆军区后勤部长时，儿子甘锦荣去找他要工作，甘祖昌让他打了半年铁，后来安排个拖拉机驾驶员的差使。三女儿甘吉荣要接妈妈龚全珍的班当老师，甘祖昌坚决反对。后来甘祖昌解甲归田，回到家乡当个农民，带领父老乡亲战天斗地，为建设新中国出力流汗，无怨无悔，这是何等高尚的思想品格，这是多么令人敬仰的共产党人的价值追求！还有杨善洲，官至地委书记，妻子务农，子女务农，没有一人靠杨善洲的权力安排工作，这在一些人看来是多么不可思议。但我们就有这样的共产党人，也从来不缺少这样的共产党人！比比他们，那些做了金钱俘虏和权力奴隶的人，怎么对得起共产党员的称号。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雷霆万钧之势，高举反腐败大旗，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和决心，向党内各个领域存在的“巨腐”和“蝇贪”宣战，坚持有腐必反、有贪必肃，保持零容忍的高压态势，去腐败存量，遏制腐败增量，为从制度上扎紧反腐败的笼子，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体制机制赢得时间。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中国共产党有能力有信心有智慧解决一党执政条件下的自我监督，中国共产党是林林总总的世界政党中最具自我革命自我净化能力的大党。我们有百倍的信心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中，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让经历了百年屈辱的中国人民以昂扬的姿态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作者系周口报业传媒集团党委副书记、周口日报社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