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催生了全球公共卫生外交

公共卫生在传统观念中被认为是一个纯粹的医学问题或公共治理问题，与外交并无交集。但从新世纪开始，具体讲是从2000年G8峰会开始，全球公共卫生领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外交政策和全球公共卫生被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2006年9月，巴西、法国、印度尼西亚、挪威、塞内加尔、南非和泰国7国外长在纽约发起了一项关于“全球卫生与外交政策”的倡议，并于2007年3月20日在奥斯陆召开了一次专门会议，共同发表了《奥斯陆部长宣言》（Oslo Ministerial Declaration），指出在当今全球化和相互依存的时代，亟需扩大外交政策的范围，公共卫生是当前最重要的，但仍被广泛忽视的长期的外交政策问题之一。该宣言强调公共卫生问题必须成为外交政策决策者和联合国大会议程中的问题。由此他们发起了“外交政策和全球卫生行动”（Foreign Policy and Global Health Initiative，FPGH），力求通过外交合作促进全球卫生治理。在这种背景下，全球公共卫生外交的概念应运而生。2009年4月，参加世界卫生组织全球公共卫生外交会议（WHO Meeting on Global Health Diplomacy）的与会者讨论通过了“全球公共卫生外交”的定义：全球公共卫生外交指的是“国家、政府间组织和非国家行为体磋商针对公共卫生挑战的反应，或者在政策制定和谈判策略中利用公共卫生的概念或机制以达到其他的政治、经济或社会目标的决策过程”。全球公共卫生外交的功能和作用是多重的，它可以影响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和形象塑造，也可以作为一个国家推行外交政策的工具，还可以影响一个国家的对外关系，等等。

虽然“全球公共卫生外交”的概念是二十一世纪才出现，但公共卫生外交的实践却开始于二十世纪之前。前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认为国际卫生外交至少可以追溯到1851年，当时欧洲的外交官和医生为了保护人口和商业利益，为对抗瘟疫的反复来袭而在巴黎开会寻找合作方法，这就可以称为卫生外交。二十一世纪之初，由于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公共卫生和外交被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并催生了全球公共卫生外交的概念。经济全球化在进入二十一世纪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对很多领域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对公共卫生问题的影响更是呈现出了一种放大的效应。经济全球化的主要特征是商品、资本、技术、劳务和信息等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整个世界成为“地球村”。而传染病的特点是快速流行，它在全球化时代随着高速的国际人口流动和货物流通而得到迅猛传播。因此，在全球化时代人们对传染病快速传播的恐惧是促成公共卫生与外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重要因素。

中国参与公共卫生外交是一个逐渐拓展和深化的过程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2019年，中国参与公共卫生外交的历程大致可以分为四个主要阶段：

1949—1963年：中国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公共卫生外交阶段。这一时期，受东西方冷战和中国“一边倒”外交政策的影响，中国的公共卫生外交主要发生在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是中国加强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亲密关系的手段。

以中越关系为例。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越两个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亲密无间。每当越南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罹患严重疾病时，中国都会派医疗专家前往越南进行救治，或者直接把病人接到中国进行诊治。1969年8月越南领导人胡志明生命垂危，中国先后派出了四批医疗专家组赴越救治。虽然最终未能挽回胡志明主席的生命，但却成为中越友谊的历史佳话。

1963—1972年：中国对第三世界国家进行单边医疗援助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国的公共卫生外交主要表现为单方面向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派遣援外医疗队。

1962年7月，中国政府从两个渠道获得了阿尔及利亚政府向国际社会寻求医疗救助的信息，一个渠道是国际红十字会，另一个渠道是阿尔及利亚政府的卫生部长直接请求中国政府提供医疗援助。1963年1月，中国刚刚摆脱三年自然灾害，在自身处境艰难的情况下仍第一个响应阿尔及利亚政府的请求，于当年3月派出了卫生考察团，并迅速组建了一支由24名医疗专家组成的医疗队。中国医疗队接到任务后争分夺秒赶赴阿尔及利亚。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初，中国先后向多国派遣了援外医疗队，这些国家包括桑给巴尔、老挝、索马里、也门等。

1972—2002年：中国开始与世界卫生组织合作并在国际卫生领域发挥重要作用的阶段。这一时期，中国在对第三世界国家进行单边医疗援助的同时，开始与专业性的公共卫生国际组织——世界卫生组织（WHO）进行合作，在国际卫生领域发挥重要的作用。

上世纪70年代是中国援外医疗队数量大增的时期。与此同时，中国在公共卫生外交领域取得的另一进展是开始与世界卫生组织进行合作。这是中国开始融入国际体系的重要一步。中国曾在二战后期酝酿成立世界卫生组织的过程中作出过重要贡献。1945年在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关于国际组织问题的大会上，中国代表参与提交的“建立一个国际性卫生组织的宣言”为最终创建世界卫生组织奠定了基础。中国虽是世界卫生组织的创始国，但却在很长时间都被世界卫生组织排除在外，直到1972年5月10日第25届世界卫生大会才通过决议，恢复了中国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合法席位。此后，中国出席了世界卫生组织的历届大会和地区委员会会议，并被选为执委会委员。中国和世界卫生组织于1978年10月在北京签署了“卫生技术合作谅解备忘录”，这在双方关系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处于1981年在北京设立。1991年中国卫生部部长陈敏章获得了世界卫生组织的最高荣誉奖——“人人享有卫生保健”金质奖章。

2003—2019年：中国全方位深度参与全球公共卫生外交的阶段。这一时期世界已经进入到了全球公共卫生外交阶段。中国对全球公共卫生外交的全方位深度参与表现在：既参与以世界卫生组织合作为主的多边国际合作，也参与东亚的地区性合作，还包括双边合作和单边医疗援助等多种形式，在国际公共卫生领域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在中国参与全球公共卫生外交的历程中，2003年的“非典”事件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非典”疫情早期防控不利使我国的国际形象受到了负面影响，这使中国深刻认识到了以积极态度参与国际公共卫生合作的重要性。

与世界卫生组织合作为主的多边国际合作：2003年中国首次在联大发起了“加强全球公共卫生能力建设”的倡议，此后中国连续3年积极推动联大通过同名决议。陈冯富珍女士2006年11月当选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此后中国与世界卫生组织的合作上了一个新台阶。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卫生和发展平台，向多边机构提供捐助。中国是世界卫生组织执委会成员，同时也是全球抗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基金及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UNAIDS）的理事会成员，中国还积极参与制定联合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2017年7月5日，世界卫生组织向中国政府颁发了“社会健康治理杰出典范奖”以纪念中国开展爱国卫生运动65周年。迄今，中国的世界卫生组织（WHO）合作中心已达69个，数目之多位居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地区国家之首。

地区性卫生合作：在地区层面，这一时期中国的公共卫生外交主要表现为积极参与东亚地区的公共卫生安全合作机制。中国在东亚的公共卫生安全合作机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是东亚现有公共卫生安全合作机制的主要发起人和倡导者。东亚现有的公共卫生安全合作机制主要包括三大类——常设机制（如：中国与东盟公共卫生基金）、定期机制（如：中国—东盟卫生部长会议机制）和应急性的不定期机制（如：中国与东盟特别高峰会议），这些机制均是在2003年非典疫情之后逐渐发展起来的。

双边合作：中国大力开展双边公共卫生合作，与很多国家签署了双边卫生合作协议。例如，2005年10月30日中美签署了《中美新发和再发传染病合作项目合作谅解备忘录》。2009年6月，中国与加拿大政府签署了加中两国2009—2011年度卫生合作行动计划。中国也与非盟签署了合作协议，积极支持并参与非盟疾控中心总部和区域疾控中心的建设，帮助非盟培训工作人员。迄今，中国已在医药卫生领域与非洲国家建立了全方位、多层次的伙伴合作关系。

单边医疗援助：中国多次向非洲派遣援外医疗队，培养当地的医护人员。中国还在世界上其他地区和国家发生疫情时给予及时的援助。以2014年埃博拉疫情为例，中国向暴发疫情的西非三国提供了价值超过1.2亿美元的物资援助，并向疫区派出1200多名医务人员。中国医学专家还为非洲9国共计1.3万名当地医疗护理人员进行了埃博拉治疗的培训。

新冠肺炎疫情开启了中国参与全球公共卫生外交的新阶段

新冠肺炎疫情成为中国参与全球公共卫生外交的转折点，使得中国对全球公共卫生外交的参与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新阶段的特征是中国在全球公共卫生外交中发挥了重大影响力，并开始积极引领全球公共卫生领域的合作。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后，中国向世界展现了一个负责任大国的态度。2020年1月3日，中国开始向世卫组织和各国定期通报疫情信息。1月11日，中国将5条新冠病毒全基因组序列上传网站，同世界卫生组织和全球各国共享数据。1月21日，中国公布了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引物和探针序列。1月23日，中国采取果断措施，壮士断腕，武汉“封城”。2月24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指出，中国人民为防控疫情作出了巨大牺牲。3月7日和4月23日，中国政府两度响应世界卫生组织的筹资呼吁，向世界卫生组织捐款共计5000万美元，支持世界卫生组织开展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国际合作，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应对疫情的能力，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

病毒无国界。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再次证明，人类是休戚相关、安危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在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中国一直在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积极引领国际社会的抗疫合作，并作出了突出贡献。中国积极与世界各国分享防控信息和经验，对其他国家进行医疗支援。此次对外抗疫援助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援助时间最集中，涉及范围最广的一次紧急人道主义行动。从援助对象看，既包括疫情较为严重的国家，也包括公共卫生体系和防疫能力较为薄弱的国家，还包括欧盟、非盟、东盟等国际组织。从援助方式看，主要包括医疗物资援助和医疗技术援助两种形式。援助物资主要包括检测试剂、口罩、防护服、隔离眼罩、额温枪、医用手套、鞋套以及呼吸机等诊疗设备。医疗技术援助采取派遣医疗专家组以及视频会议的形式，开展经验交流，提供诊疗建议。中国已经建立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网上知识中心，向所有国家开放。国家卫生健康委汇编诊疗和防控方案并翻译成3个语种，分享给全球180多个国家、10多个国际和地区组织参照使用。中国正加班加点地为全世界生产急需的医疗物资，世界工厂变成了世界药房。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3月26日晚在北京出席了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峰会，并发表了题为《携手抗疫 共克时艰》的重要讲话，还就会议议题提出了四点倡议：坚决打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全球阻击战；有效开展国际联防联控；积极支持国际组织发挥作用；加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5月18日，习近平主席出席第73届世界卫生大会视频会议开幕式也提出相关建议。中国的这些举措和倡议获得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在地区层面，继2020年2月20日中国和东盟成员国外长在老挝万象举行中国—东盟关于新冠肺炎问题特别外长会议并发表了《中国—东盟关于新冠肺炎问题特别外长会联合声明》之后，4月14日李克强出席了东盟与中日韩（10+3）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领导人特别会议，并提出重要倡议，会议发表了《东盟与中日韩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领导人特别会议联合声明》。现在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蔓延，相信中国将会践行自己的承诺，继续在全球公共卫生外交中发挥重大影响力和关键引领作用。

（作者罗艳华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来源 人民论坛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