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权力越为集中的部门，越容易出现“灯下黑”。因为权力越集中，对于权力监督的难度就越大。监督监察的缺位、纪检监察机关的分工不合理等因素都会造成“灯下黑”。治理“灯下黑”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找准造成“灯下黑”问题的根源，要在公共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权力观、监督权制度和监督机关建设以及主体责任方面下真功夫、苦功夫、细功夫。

恩格斯说过：“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危”与“机”是“同生并存”的矛盾统一体，克服了“危”，即是“机”。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也提出，“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最适度的挑战不仅必须激起受到挑战的一方进行成功的应战，而且刺激对方获得一种将自己推向前进的动力”。①以辩证思维方法看待我国经济发展中遇到的危机与挑战，要求我们正确对待危机，善于从变化的形势和挑战中把握机遇，化危为机。

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具有强大的经济发展再造能力

回观历史，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穷二白百业待兴，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中的风险应对，再到系统性金融风险攻坚战，7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克服各种风险与挑战，化危为机，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展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经济发展中的再造能力。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特别是要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攻坚战，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得到人民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其中，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防范化解经济风险，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增强承受和抵御风险的能力，推动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自信地开启了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建设的新征程，但是，由于当时正处于旧秩序被破坏、新秩序尚未完全建立的特殊阶段，尤其是面临着众多不确定因素，主要是一些不法分子扰乱市场的行为导致金融市场与物价的混乱，国民经济的恢复面临着诸多挑战。以当时全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上海为例，虽然政府早已发布人民币作为唯一法定货币的法令，但有些资本家仍狂妄宣称，“解放军进得了上海，人民币进不了上海”，②不法分子大肆炒卖银元、外币，导致物价猛涨。针对不法分子的金银投机行为，新生的人民政府打响“银元之战”，以经济的办法解决经济问题，首先集中大量银元向市场抛售，压低金银价格，并查封金银投机的大本营“证券大楼”。

“银元之战”之后，人民币的地位得到巩固，但是，上海的投机商不甘心失败，将投机的目标转向了粮食、棉纱和煤炭市场，并放狂言：“只要控制‘两白一黑’（大米、棉纱、煤炭），就能置上海于死地。”中央人民政府随即打响针对不法资本家的“米棉之战”，在全国范围内调运大量的粮食、棉花、煤炭等重要物资，中央统一部署，全国统一行动，国家储备物资开始在市场集中抛售，给投机商人毁灭性的打击。面对这场以上海为主战场的“银元之战”“米棉之战”，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积极发挥人民群众的力量，解决了物价猛涨、市场混乱的局面。如当时一位知名的民族资本家所言：“六月银元风潮，中共是用政治力量压下去的，此次则仅用经济力量就能稳住，是上海工商界所料不到的。”③正所谓“察势者智，驭势者赢”，面对新中国成立初期遇到的风险和挑战，中国共产党积极应对，领导“两大经济战役”，化“危”为“机”，既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又为恢复国民经济创造了条件。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列宁说： “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它的最主要、最根本的利益就是增加产品数量，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邓小平同志也明确指出：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1984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突破了将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第一次明确提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可以看出，经济改革的核心是进行市场化改革，市场化改革虽然能有力地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但也给经济建设带来风险和挑战。

1985年，随着改革的推进，地方投资规模不断扩大，再加上当年推行的工资改革，CPI价格指数从1984年的2.7%上涨到1985年的9.3%。1986年后，由于商品价格的放开以及政策的调整，促使了再度爆发，1988年CPI物价指数一下暴涨至18.8%。面临通货膨胀的压力，中央政府采取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通过紧缩银根，控制货币总量的发行，及时控制了通货膨胀的压力，使国民经济逐步恢复正常的秩序。邓小平同志指出：“不要怕冒一点风险。我们已经形成了一种能力，承担风险的能力。为什么这次治理通货膨胀能够见效这么快，而且市场没有受多大影响，货币也没有受多大影响？原因就是有这十一二年改革开放的基础。改革开放越前进，承担和抵抗风险的能力就越强。”④解决危机的过程也是积累经验，促进经济政策调整的过程，中国共产党在克服经济危机与风险挑战的过程中，不仅逐步增强了自身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保障了社会经济和政治的稳定，也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

20世纪90年代末，始发于泰国的金融危机席卷东南亚、东北亚大部分国家，甚至波及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形成严重的区域性金融危机，1998年，印度尼西亚、泰国、马来西亚、韩国的人均GDP分别下降14.4%、11.6%、9.5%和7.5%。面对空前的“亚洲金融风暴”，中国实行严格有效的资本管制，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快速恢复了正常的经济秩序，使中国没有成为亚洲金融危机的牺牲品。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2008年开始金融危机席卷全球，虽然中国持有大量的外汇储备，在金融上没有遭受严重冲击，但是全球性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使中国贸易出口受到限制，国内面临着通胀、通缩、滞胀的三重威胁，使中国的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影响和考验。出于对金融危机的整体考虑，中国共产党积极总结并吸取应对经济风险与挑战的经验与教训，化危机为机遇，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进行金融体系方面的制度性改革，形成了较为全面、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面对国内出现的产能过剩，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通过扩大内需，刺激经济增长，中国连续多年保持了10%左右的增长速度， 创造了改革开放以来的良好成绩。

机遇与挑战并存：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基本课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时代赋予我们新的使命。如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描述的那样，“中国已经走出改革初期的浅滩阶段，正站在大河中央，选择彼岸的到岸位置”。我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也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在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始终如一的目标就是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挑战和机遇本来就是双生共存的，我们要认清社会发展的新形势，才能适应时代的新变化，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发展。

改革开放40多年的历程是一段取得“史诗般进步”的历程，也是一个“人类发展史上最激动人心的例子”。 2020年5月22日，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2019年，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达到99.1万亿元，增长6.1%”，经济结构和区域布局继续优化，改革开放迈出重要步伐。今天的中国，正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已经从过去那个贫穷落后的国家，逐步走上了现代化的实践中心，激荡起生机勃勃的复兴气象，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在肯定我国经济发展成绩的同时，还应该看到我国的发展也面临着诸多困难与挑战。从当前国际环境来看，世界经济增长低迷，全球经济的“顺风”吹的比以前更弱了，再加上国际经贸摩擦以及波及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国际贸易投资萎缩，大宗商品市场动荡，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更加复杂严峻；从国内来看，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社会造成较大冲击，李克强总理在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就指出，“国内消费、投资、出口下滑，就业压力显著加大，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困难凸显，金融等领域风险有所积聚，基层财政收支矛盾加剧。”并且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由于全球疫情和经贸形势的不确定性，经济发展面临着一些难以预料的影响因素，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就没有提出全年经济增速具体目标。从当前和今后的一个时期来看，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任重而道远。

“正入万山圈子里，一山放过一山拦。”新时代，在经济建设的过程中，风险和挑战不可避免，但机遇与挑战共存，困难与希望同在。难走的路是上坡路，登顶前的冲刺最艰辛，只有认清形势，直面挑战，才能化危为机。习近平总书记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华民族历史上经历过很多磨难，但从来没有被压垮过，而是愈挫愈勇，不断在磨难中成长、从磨难中奋起。”历史是一面镜子，也是一位智者，了解历史、对话历史，才能真正把握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面对风险和挑战，中国共产党在破解危局中不断前行，事实证明，凡是不能被打败的，最终都会变得更加强大，这种强大的内生力量来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生俱来的制度优势，来源于中国共产党百折不挠，化“危”为“机”的辩证思维和能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面对机遇和挑战，唯有具备化“危”为“机”的辩证思维和能力，才能维护和用好我国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攻坚克难，促进经济社会健康有序发展，这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基本属性，也是在新时代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一步发展的基本课题。

化危为机：战胜经济风险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智慧

新中国成立70余年，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面对经济建设、发展方面历经挑战和风险，风雨兼程、劈波斩浪，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当今世界也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机遇还是挑战？该如何应对？2012年12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就指出：“现在，推进改革开放有了更坚实的基础，但改革开放越往纵深发展，发展中的问题和发展后的问题、一般矛盾和深层次矛盾、有待完成的任务和新提出的任务越交织叠加、错综复杂。”面对经济建设方面前所未有的风险和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我们必须把防风险摆在突出位置，‘图之于未萌，虑之于未有’，力争不出现重大风险或在出现重大风险时扛得住、过得去。”

第一，打赢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要破解发展面临的各种难题，化解来自各方面的风险和挑战，必须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自信。马克思主义认为，一个国家实行的制度决定于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基础，同时又反作用于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基础，乃至于起决定性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创造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的根本制度保障，还是打赢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的制度基础。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进行改革开放伟大革命，建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无论是公有制的经济基础，还是逐步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都为防范和化解经济风险提供根本保障。从历史的大视野来看，在面对经济建设的风险与挑战时，中国共产党利用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统筹全国力量，把保增长、调结构、促民生作为中心任务，有效遏制经济下滑的态势，为应对重大风险和挑战提供重要保障。

第二，打赢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必须深刻把握经济运行基本规律。“明者远见于未萌，而智者避危于无形”。对于风险和挑战，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各种风险往往不是孤立出现的，很可能是相互交织并形成一个风险综合体”，针对这些风险综合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清醒认识面临的风险和挑战，把难点和复杂性估计得更充分一些，把各种风险想得更深入一些，把各方面情况考虑得更周全一些，搞好统筹兼顾”。 进而才能深刻认识和把握经济运行、风险防控的基本规律。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生的原因时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发展着的、与人口相比惊人巨大的生产力，以及虽然不是与此按同一比例的、比人口增加快得多的资本价值（不仅是它的物质实体）的增加，同这个惊人巨大的生产力为之服务的、与财富的增长相比变得越来越狭小的基础相矛盾，同这个不断膨胀的资本的价值增殖的条件相矛盾。危机就是这样发生的。”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面临的经济风险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风险，防范和化解经济发展面临的重大风险和挑战，要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既要尊重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更要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增强承受和抵御风险的能力，推动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

第三，打赢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必须依靠人民群众。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决定力量。毛泽东同志也明确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⑥新中国成立70余年来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不是靠敲锣打鼓取得的，是亿万中国人民攻坚克难，共同参与、共同努力，在打赢防范和化解经济风险和挑战后取得的。邓小平同志在会见波兰部长会议主席梅斯内尔时曾说，“我们的改革有很大的风险，但很有希望成功……关键是两条。第一条就是要同人民一起商量着办事，决心要坚定，步骤要稳妥，还要及时总结经验，改正不妥当的方案和步骤，不使小的错误发展成为大的错误。第二条就是要在改革过程中，保持生产有较好的发展”。⑦“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成其深。”从新中国克服重大经济风险和挑战的历史来看，只有相信群众、依靠群众，“重视群众切身利益。及时总结群众创造出来的实践经验，尊重群众意愿，把群众的积极性引导好、保护好、发挥好”⑧，才能解决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营造安定团结的经济发展环境和良好的社会氛围。

第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必须以创新作为基本方式。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变革创新，以包容的心态对待开放与发展，纵观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发展历史，变革和开放总体上是中国的历史常态，改革和创新精神是中华民族最鲜明的禀赋。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的过程中，中国人民厉行革新，祛除社会弊病，破除束缚经济社会发展的旧观念和旧体制，在不断改革中推动民族进步、社会发展和国家强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搞改革，现有的工作格局和体制运行不可能一点都不打破，不可能都是四平八稳、没有任何风险。”⑨这里所指的改革，就是以创新为手段，着力解决好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问题，不断破除束缚经济社会发展的旧观念和旧体制，把握好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关系。马克思曾经指出：“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⑩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既着力解决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又着力引导群众正确处理各种利益关系、理性合法表达利益诉求，营造安定团结的社会氛围，不断在改革中推动民族进步、社会发展和国家强盛。

（作者田芝健 吉启卫为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建设工程首席专家，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组部“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吉林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主任、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导）

（来源 人民论坛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