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庆邦

广袤的新疆大地盛产棉花，据说目前新疆每年的棉花产量，占全国棉花总产量的比重超过了百分之八十。这个惊人的数字，意味着全国人民所穿的十件衣服当中，有八件是用天山南北所产的棉花做成的。

每年夏秋之交，当新疆遍地的棉花盛开成雪白的花海之际，就会有大批的河南农村妇女，成群结队，不远万里，奔赴新疆采摘棉花。蜜蜂追花，她们也追花。蜜蜂追花，是为了酿造甜蜜，她们追花呢，是为了奉献温暖。

阿慧写的《大地的云朵》这部长篇纪实性文学作品，追踪记述的就是地处中原的河南农村妇女，特别是豫东周口地区的农村妇女，去新疆打工拾棉花的故事。因我的老家就在周口沈丘县，我听说我们村的人也有去新疆拾棉花的，读阿慧的书，我仿佛看见我们村的大娘、婶子、嫂子、弟媳，或姐姐、妹妹，在遥远的新疆棉花地里辛勤劳作的身影，感到格外亲切，并不时为之感动。

追溯起来，不管是逃荒，还是创业，中原人都有西行的传统。山东人是闯关东，山西人、河北人是走西口，而河南人习惯沿着陇海线过潼关，奔西面而去。不过，他们一般来说到了陕西就停下了，就地谋生，不再西进。也有人走到了青海和甘肃，只是人数极少，没形成规模。再往西域新疆，就更少有河南人涉足，不仅“西出阳关无故人”，西出天山更是故人难觅。然而，新中国成立之后就不一样了，随着新疆的解放，随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驻扎下来参与新疆的开发建设，随着西部大开发国家战略的实施，随着古老的丝绸之路被重新打通，去新疆的河南人逐渐多了起来。

我去过新疆几次，每到一地，我几乎都能遇见老乡，听到乡音，新疆连豫剧团都有了。新疆到底有多少河南人，恐怕没人做过统计。我只知道，在我们老家，差不多每个村庄都有去新疆谋生的人。别的村不说，只说我们村吧，就有一些人先后去了新疆。在各个历史阶段，他们去新疆的原因各不相同。第一个去新疆的人，是一个地主分子。他喜欢说评词，被说成是好逸恶劳的二流子，送到新疆劳动改造去了。第二个去新疆的人是一个地主家的闺女，她想脱离我们那里严酷的阶级斗争环境，自愿远嫁他乡。“文革”后期，有一个当过造反派的人受到村干部打击报复，在村里待不住，逃到新疆去了。他在新疆落户之后，把一家老小都接到新疆去了。改革开放之后，全国掀起了外出打工热潮，我们村至少又有两户人家，随着打工的潮流，去新疆安了家。想想看，仅我们一个村去新疆的人就这么多，把全周口、全河南去新疆的人都加起来，不知有多少呢！

千万不要小看那些远走新疆的河南人，他们都是有志向的人，都是不屈的人，都是不甘平庸的人，都是有创业精神的人。他们到了新疆，不但带去了劳动力，带去了生产技术，还带去了源远流长的中原文化，带去了中原人坚忍、顽强、勤劳的民族精神。他们的奉献，对于新疆的发展、繁荣、稳定，包括文化融合和民族大团结，都发挥了不可估量的历史性作用。

每一个生命个体的命运，都承载着历史和现实，并在与时代的交汇中，焕发出心灵的光彩。我曾设想过，到新疆把我们村去的那些乡亲逐个采访一下，说不定能写成一本书。可我又一想，新疆那么大，他们分散得东一个西一个，想找到他们不是那么容易，就把想法放弃了。我们那里的妇女去新疆拾棉花的事，我也听说过，也很感兴趣，曾动过去实地踏访的念头。但想到自己岁数大了，有些力不从心，访问不成，还有可能给人家添麻烦，就没付诸实践。让人高兴的是，周口年富力强的女作家阿慧去了。阿慧并不知道我的心愿，但她做的，正是我想做的；她所写的，正是我想写的，阿慧差不多等于替我完成了一个心愿啊！

在秋风萧瑟、雨雪交加的日子里，阿慧只身去到新疆茫茫无际的棉花地里，与拾棉花的姐妹们同吃、同住、同干活二十多天，克服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付出了极大的耐心、智慧和辛劳，在定点深入生活方面下够了苦功夫、笨功夫，才取得了如此丰满的收获。王安忆在给我的短篇小说集写的序言里，说我的写作“有些笨”。对这样的说法，我一开始不大理解，觉得自己就是不太聪明呗。后来我才渐渐理解了，原来王安忆说的是好话，是在鼓励我。我愿意把这样的话转赠给阿慧。阿慧明白，不管是采访，还是写作，都没有任何捷径可走，都耍不得小聪明，必须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把笨功夫下够才行。道理跟采摘棉花一样，花朵子长在花托上，不管花朵子开得有多么大、多么多，你不到棉花地里，不动手把花朵子采下来，棉花就变不成你的。你只有脚到、眼到、手到、心到，棉花才会属于你。这不仅是一个实践的过程，更有一个态度问题。阿慧把自己的姿态放得很低，真诚地融入拾棉花妇女的队伍，很快把自己变成打工姐妹中的一员。拾棉花时，别人站着拾，她也站着拾；别人跪着拾，她也跪着拾。别人拾的棉花，都是装在自己的棉花包里，她拾的棉花，都装进了别人的棉花包里。听姐妹们讲到辛酸的往事，她的眼圈子比人家红得还快，泪水比人家流得还多。人心换人心，就这样，阿慧赢得了姐妹们的信任，成了她们的知心人，有什么心里话，她们都愿意跟阿慧倾诉。

在这部《大地的云朵》里，阿慧以云朵喻棉花，以棉花喻人，采取花开数朵，各表一枝的做法，一共表了三十二朵花。她给每一朵花都命了名，如“财迷女”“减肥女”“追梦女”等等。那些花有女花，也有男花；有嫩花，也有老花；有家花，也有野花；有正开的花，也有已经凋谢的花；有流动的花，也有早已在新疆扎根，并成为种棉大户的花。按阿慧的说法是，“所有的花都不一样”。虽说都是为了“抓钱”，但出发点有所不同，有的为了盖房，有的为了攒嫁妆，有的为了经济独立，有的为了看世界，也有的为了戒赌，还有的为了还债等，不一而足。不管动机如何不同，反正他们一到新疆的棉田，都开出了属于自己的、特色独具的生命之花。

随着时间的推移，新疆或许不需要人工采摘棉花了，改为机器收采；棉田或许不再是棉田了，可能会变成油田，或变成城市，变成历史。如果没有人把河南人去新疆拾棉花的故事记录下来，若干年后，很可能是落花流水，了无痕迹。幸好，富有使命感的阿慧，用她的笔，她的文字，她的心，深情地、细节化地、生动地记述了这些故事，并使这些故事有了历史价值、时代价值、文化价值、生命价值、审美价值和文学价值。阿慧实在是做了一件有意义、有功德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