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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位传奇女 一部春秋史——“讲好周口故事”主题创作培训暨“春秋名姝”系列之《文姜传》首发专家发言撷要

来源:周口日报

作者:

2020-10-26







编者按

10月15日,由作家出版社主办,周口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周口市文联、周口市新华书店承办, 周口市文艺创作室、周口市作家协会、周口师范学院“周口作家群”研究中心协办的“讲好周口故事”主题创作培训开幕,同时柳岸长篇小说“春秋名姝”系列之《文姜传》首发。国内知名作家、文化学者,众多周口本土作家、评论家和媒体记者等百余人参加活动。

“春秋名姝”系列,历时十载,200余万言,包括《公子桃花》《夏姬传》《文姜传》和即将出版的《西施传》,文姜、息妫、夏姬、西施四位女性的命运变化,映照着春秋时期的历史变迁。活动现场,与会专家学者以专业的视角,阐释了“春秋名姝”系列作品的独特魅力。本报特刊发部分专家学者的精彩发言,以飨读者。②8

文学样式的周口故事

作家出版社总编辑 张亚丽

今天的活动主题是“讲好周口故事”暨春秋名姝系列《文姜传》首发,我作为主办方,首先祝贺“周口作家群”领军人物——柳岸新作《文姜传》出版发行。这是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周口文化系列丛书”文学卷“春秋名姝”系列的第三本。从《公子桃花》《夏姬传》到现在的《文姜传》,以及将要在2021年出版的《西施传》,都被列为作家出版社的重点书目。图书出版之后,受到多方好评,《文姜传》荣登《中国青年报》的“七月好书榜”。

在这些作品之前,文学界对柳岸的认知停留在《浮生》《我干娘柳司令》等现实主义题材上,而其第一部历史题材作品《公子桃花》就给了我们不同凡响的感觉。该书讲述的是一个距今两千七百多年陈国贵族女子的故事。说实话,一开始出版社是有顾虑的,我们害怕看到的是一个惯性的乱世红颜的女性形象。但拿到稿件后,我们看到的是一部令人欣喜的扎实严肃的文学作品,柳岸在历史场景的还原、人物关系的可靠、重要史实的准确,以及风物人情、礼器服饰等方面,都下足了功夫。此后,《夏姬传》《文姜传》愈写愈给人以惊喜,没有过分渲染红颜薄命、乱世佳人的缠绵悱恻,她以独立开阔的大历史观,把这些女子放在重大历史进程的节点上,从一个个传说开始,深入走访,扎实研读,精心构思,给这些流传在嘴边的女性形象,注入了血肉和灵魂,赋予其独特的风采:公子桃花的大义坚韧、夏姬的天真隐忍、文姜的睿智恣意,使得在传说中已经脸谱化的女性形象,不再是史书上的几行字,也不再是人们茶余饭后的消遣,而是一个个真实的、丰盈的、立体具象的奇女子。

“四位传奇女,一部春秋史”。春秋时期是中华文明的轴线、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渊源所在,春秋史是中原文化史,同时也是陈地兴衰史。而我们的家乡周口,即是有着厚重博大历史文化的春秋时期的陈地。可是因为年代久远,能够挖掘开垦的资料非常有限,使世人对这一古老神奇的土地了解不多,感谢我们陈地才女作家柳岸,以令人佩服的毅力,数十年潜心研读各种文献资料,在浩瀚的人文、地理、风土人情和传说中,辛苦披阅、爬梳,寻找有关这块土地上这些女子的蛛丝马迹,以丰富的想象力、深厚的写作功力,重塑了四位传奇女子。从时代最早的文姜写起,至拉开战国争雄序幕的西施止,亦文亦史,生动还原了历史现场,讲述了时代传奇,呈现给读者一席春秋文化大餐,而其中那些精彩的陈国故事,也使得陈文化再现光芒。可以说,柳岸以传记文学的样式,讲好了周口故事。期待柳岸,也期待在座的各位作家,创作出更多佳作,为发扬光大陈文化、讲好周口故事作出更大贡献。

历史传记与女性书写

——柳岸“春秋名姝”系列暨《文姜传》印象

作家出版社编审、评论家 兴安

这几年我一直在关注柳岸的“春秋名姝”系列传记作品,从《公子桃花》《夏姬传》到现在的《文姜传》。她的这些作品是建立在前人史籍和自己认真考证的基础之上的。关于历史与传记的关系,以及传记的重要性,苏格兰历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曾有过论述,他说,历史就是无数传记的结晶。美国哲学家拉尔夫·艾默生则干脆说,传记的作用应该在历史之上。中国《史记》就是一个典型的范例。一般来说,事实是界定传记文学的关键词。小说、戏剧、诗歌是虚构作品,可以满纸荒唐言,传记则不可。有人说,写小说是自由人,而写传记是带着锁链写作,所以可想传记写作的难度。柳岸创作的难度更在于她是为春秋时期的女性写传,这些女性在历史中都是概念化抽象化的存在,基本是以男性为视点,或者说是按照男人的意愿而塑造的甚至是带有负面因素的历史形象。所以,我们上面所说的“事实”其实也是值得怀疑的,在男性为主导的社会,它不过是一系列被大众接受的判断而已。柳岸恰恰是怀疑这种判断,她试图重新寻找和发现这些被封尘和遮蔽乃至被扭曲的女性人物,用传记的形式做出自己独特的分析和解读,重新塑造她心目中的“她们”。

《文姜传》相比《夏姬传》和《公子桃花》,她写得更自信、更丰富,作为一部传记文学作品,它的完成度非常高,她几乎将自己的身心完全投入其中,使我们看到了一位既真实可信,又有作者情怀和审美理想的文姜。

读《文姜传》也让我印证了法国女作家西蒙·波伏瓦在《第二性》中的名言:女人不是生成的,而是造就的。文姜一生的四个角色,女儿、妹妹、妻子、母亲,都是在历史发展与社会变迁的某个节点上一步步改变和塑造而成,哪怕是她的所谓污点或者错误,也是由此引发和完成。在男性主导的封建社会,女性是被动的,她们如同无法自型的液体,在男人坚硬的容器中变换着自身的形态和命运。奥地利哲学家魏宁格在《性与性格》一书中曾说:“女人通过男人的过错而获罪。男人将自己的罪投射给女人,才使女人获得了存在。”所以魏宁格虽然历数了女性的种种性格弱点,但还是一再指出,“女人受到一切谴责,都应该算在男人的账上。”柳岸作为一个女性作家,她虽然可能没有自觉地去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对历史中的男权意识和他们对女性形象的歪曲进行批判和解构,但是她已经有意识地以她对历史事迹的考察和对女性命运和情感的感同身受,进行着非常自我的判断和深刻表达,我以为这一点是非常勇敢、可贵和有意义的。

《文姜传》:女性视角下的春秋前期史

河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刘军

春秋四姝,各有其个性和风采,她们的活法过于惊艳,常有超越礼法之处。如夏姬的妖艳、息夫人的钟情、文姜的兄妹乱伦。因为人性的摆动幅度过大,进而导致了后世人不断误读、层层加码之后,她们就成了长在历史森林中传奇化的植物,故事性和娱乐性也成了人们索取的内容,如此这般,距离历史的本源、距离人性的原初张力,似乎越来越远。柳岸关于春秋四姝的书写,实际上有两个指向,一是借助于典型人物,探查诸侯国之间各种力量的升降沉浮,进而还原春秋早期的历史史实,这种写法可归纳为“以文映史”;一是聚焦于搅动各方势力的女性人物身上,通过她们的人生际遇,揭示先秦时期贵族女性的个性生活与政治实践间的张力所在。

关于春秋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后世的总结有两个突出的点位,礼崩乐坏和春秋无义战。礼崩乐坏指的是西周封建制的瓦解、礼乐制度的废弛;春秋无义战指的是诸侯国之间的讨伐征战,并非是基于道义,而是基于称霸的欲望,兴兵多出于私心,进而带来了无辜生命的损失和社会的动荡。关于这两个突出的点位,《文姜传》中皆有真实的呈现,郑伯寤生的公然抢粮,以及与周王的公然对抗,足以证明西周政权作为天下共主的式微,而书中多处描写的会盟举动及灭国事件,也充分说明了诸侯的欲望如何一步步坐大的史实。桃花夫人、夏姬与文姜,皆为女公子,君父皆为一国之诸侯,这就意味着,她们从一出生,就带有天然的政治属性。如何利用这些政治属性,是从正面还是从反面影响历史的特定进程,这是柳岸系列历史小说的一个解决重点。《文姜传》对人物的政治化处理尤为突出,作家并不回避人物在人伦上的重大缺陷,除此之外,在回到历史现场的前提下,努力开掘人物身上的政治能力,通过两面性的书写,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历史中具体的个人。

在刻画文姜这个人物上,柳岸的主笔是把文姜放在各种交错的力量中,以凸显她的政治才华。次笔则是以其情缘为暗线,写出了文姜情愫萌生到情感受挫,再到情感转移,直至放纵自我铸成大错的情感历程。而情感上的癫狂与政治上隐忍的品格,就组合在文姜这个具体的历史人物身上。作家以知人论世的态度着力还原春秋早期的历史片段,而这一时期,贵族婚姻或者情感生活的背后,往往附着政治的暗影,文姜不过更为典型而已。打开《文姜传》,掩卷之后,如果有历史的参照系,人们就会明白,在那个特定时期,弑君的偶发性,诸侯结盟的偶发性,国势盛衰的偶发性因素,还有就是具体到个人,人伦之光与人伦的暗面,似乎也出于某种偶发性。偶然性是历史必然性的补充,也是历史得以丰富的必要条件,同时也让后来者体察到那个特定阶段的历史逻辑。当然,在历史风烟中的个人活法,我们也能读到简线条、执着、身段轻盈的一面。

中国新文学长篇历史小说的承续与发展

周口师范学院文学院副院长 任动

柳岸的“春秋名姝”系列之《文姜传》,内容厚重,特色鲜明,是中国新文学长篇历史小说创作的承续与发展,值得反复阅读,细细品咂。

1917年五四文学革命,中国新文学发轫。1918年,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横空出世,拉开了中国现代小说创作的序幕。随后出现了现代历史小说的艺术类型,并在20世纪30年代产生了历史小说创作的小高潮,涌现出诸如鲁迅的《故事新编》、郭沫若的《豕蹄》等历史小说精品。但遗憾的是,中国现代历史小说以短篇小说为主,中篇小说极为鲜见,长篇历史小说更是一个空白。众所周知,长篇小说如鲁迅先生所言,是巍峨巨大的纪念碑式的作品,也是衡量一个时代、一个民族文学创作是否繁荣的一个重要标志。因此,长篇历史小说创作的缺失,与高歌猛进的中国新文学的发展极不相称。

令人欣喜的是,1963年,姚雪垠的《李自成》第一卷出版,填补了中国新文学长篇历史小说的空白,随后开始有了现代长篇历史小说的艺术范式。不过,与现实题材相比,长篇历史小说一直是个薄弱环节。在这样的背景下,柳岸的长篇历史小说《文姜传》的出现,成为中国新文学史上长篇历史小说的丰美收获,具有较强的文学史意义。

柳岸以小说擅长,开手创作的时候,她的小说现实感很强,左手“乡土”,右手“官场”,赢得无数读者,斩获许多文学大奖。近年来,柳岸的小说创作来了一个漂亮的转型,她潜心于长篇历史小说创作,用十年之功完成了“春秋名姝”系列,以四个奇女子,构建一部春秋史,目前已经出版了《公子桃花》《夏姬传》和《文姜传》等三部,第四部《西施传》也已杀青,2021年即可与读者见面。

在中国新文学发展史上长篇历史小说中,《文姜传》是极有特色的一部。历史小说无外乎传统历史小说和新历史小说两大类,《文姜传》则兼具二者的特征。传统意义上的历史小说强调对历史情境的还原,《文姜传》博考文献,对历史掌故、职官礼俗、诸国纷争、外交斡旋等都进行了精心考证,比如书中讲到公子们学习的“德行、六艺、六仪、三乐和小舞”等,作者如数家珍、娓娓道来,没有潜心历史、爬梳考证的硬功夫是很难做到的。新历史小说则主张“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借助历史的躯壳,传达现代人的现代理念。《文姜传》着力于文姜形象的塑造,但作者不像郭沫若创作历史剧《蔡文姬》时,明确要为曹操翻案,柳岸写文姜,是为了洞察人性的幽微和复杂,以女性视角来凸显现代的女性意识。

《文姜传》在艺术形式上也颇具现代性。既有魔幻的艺术手法,如神鸟青鸾出现在东海,是祥和喜庆之兆,而此时恰巧齐国女公子诞生,故名青鸾,给文姜的身世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还有幻觉的艺术书写,如齐侯禄甫在思望园的梦境,表达对燕姬的深沉思念,笔锋触及人物最隐秘的内心世界,使人物形象更加立体饱满。小说的语言诗意盎然,“燕姬犹如流星,瞬间划亮了齐侯禄甫的天空,然而在光亮之后又遽然消失”,饱蘸情感、灵动鲜活的语言瞬间就让冰冷的历史有了诗意和温度。

柳岸《文姜传》的叙事意义

周口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 刘成勇

新世纪以来,后现代主义的“解构”观念影响到历史小说的创作。历史被拆解为碎片,“历史小说”在反讽和揶揄中布满了世纪末的颓废气息和历史虚无主义色调。《文姜传》能不能按照这个路子来写呢?当然不能。“春秋四姝”固然是为四位性格各异的传奇女子立传,但四部小说其实还有一个更大的主体形象——作者生长于斯的淮阳——也就是春秋时期的陈地。这种崇高的文化使命感不允许对历史采取解构戏谑的态度。因此,真实地再现历史风貌,是小说叙述的起点。

宏大历史框架的搭构,为人物性格铺设了一道必然性背景。与桃花的“德”、夏姬的“美”相比,文姜身上更为突出的,是她的“智”。如果没有周、齐、郑、鲁、宋、陈、蔡、卫等国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做底,文姜的“智”也就无由表现。

文姜斡旋于诸侯之间,协调鲁国与诸国之间的关系。但这又该如何呢?她是不得已卷入政治斗争,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力而为一些切合实际的事情。在由男性发起的连绵不断的征战讨伐中,无论如何殚精竭虑,她也不能掌控历史的方向。尽管历史因她而有了几分人性的暖色,她却要为历史承担上“红颜祸水”的罪名。女性历史化的结果大多是被污名化。既然女性是在宏大历史中被污名化,那么要想对女性去蔽,还必须回到宏大历史场景中方才可以。

雨果评价司各特的小说时认为,历史小说是“历史所具有的伟大灿烂”“编年史所具有的那种精确性”和“小说所具有的趣味”的结合。《文姜传》中,构成这“小说所具有的趣味”的,自然就是文姜和齐侯诸儿的故事了。但如何讲述这段已被史书定论和后世讳莫如深的乱伦故事?如何在保持叙事伦理正当性的同时不去侵扰伦理叙事的道德秩序?这不能不是对作者叙事智慧的极大考验。

在作品中,柳岸将文姜和诸儿写成了一个关于“爱”——而不是“欲”的故事。小说用了大部分篇幅叙述两人由血缘亲情转为男女之情的漫长过程,如此方能淡化思望园酒后乱伦的尴尬。情之所驱而非欲之所使,两人冲破人伦上演了“一段旷古奇情,一生绝世虐恋。”“即便是天塌地陷又能怎么样啊?”

文姜后来有居于祝丘新城、不鲁不齐的尴尬处境,不是后悔与诸儿做下苟且之事,而是愧疚于鲁侯允因她而死。也因此才有了与齐侯诸儿的多次相会,可见两人之所为并非是因为欲望,而实在是精神上的相互依赖。他们的行为有违家族伦理,但却合乎生命伦理。

《文姜传》中,历史既不是主体,也不是修辞,而是为生命的延展提供了一个“可信”的时代背景,为作者浪漫主义的激情书写提供了一个现实平台。这也许是《文姜传》乃至于“春秋四姝”的叙事价值所在,也为历史小说如何处理“历史”与“小说”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写作经验。

“情深而不诡”

——柳岸《文姜传》女性生命情感与命运困境解读

周口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师 焦华丽

“情深而不诡”一语出自《文心雕龙·宗经》,意指作品情感深挚而不虚诡,是衡量文章的六义之一。《文姜传》是作家柳岸创作的一部女性历史小说,它在历史的大语境中还原了女性人物的心灵世界,揭示了文姜身陷历史波澜的尴尬困境与自我挣扎。小说以一个女性的角度深入展现另一个女性个体的生命情感,形成了对历史中女性形象清醒而真切的深入关照,既体现出了不偏邪的深挚真情,又展示了不妄诞的雅正信实。

一、“思望园”——女性生命情感的深挚寄托

“思望园”作为《文姜传》虚构的空间意象在小说中出现了79次,成为了历史困境中女性内在化、心理化表达的一个栖息地。如果说庙堂沙场是历史驰骋的外世界的话,那么这个“思望园”便是文姜内在的精神家园。它承载了“先为齐女公子,后为鲁君夫人,又为鲁太夫人”的文姜作为一个“素常女子”的身心。这个意象的反复出现并且贯穿始终,在历史的大语境中还原了女性人物的心灵世界,展现了文姜身上“人性的复杂与性格的多变”。文姜所经历的历史风云变故和她作为女性的生命情感体验交织在一起凝练出了《文姜传》真实深挚的人生情感脉络。

二、“不鲁不齐”——女性伦理困境的痛苦诉说

“不鲁不齐”指的是齐鲁之间的禚地,它独特的地理位最后成为了文姜在历史洪流中生存困境的一个缩影。“在传统社会中,女性面对纲常伦理与自我的情感需求时经常会处于两难处境”。文姜“不鲁不齐”的尴尬境地不仅仅是鲁国、齐国纠葛冲突的所带来的后果,还是她身为女儿、妹妹、妻子、母亲等多重身份情感伦理冲突导致的结果。《文姜传》既将文姜放在父女、夫妻、兄妹的人伦道德视野审视,又从女性个体的生命情感角度,展现了文姜生于齐,嫁于鲁的悲剧命运,映射出的是历史缝隙中女性深陷命运困境的真实痛苦,形成了对历史中女性形象清醒而真切的深入关照。

三、东方青鸾——女性自我命运的认知与突破

“青鸾”是书中文姜的拟名。“青鸾为东方神鸟,以此称谓文姜不辱其身。”显然作者在塑造这个历史女性的时候是大有寄托的。《文姜传》描写了文姜在成长过程中体会到的女性自身无奈,但并没有停留于此,而是通过她的言行轨迹完成了女性对命运束缚的冲击和突破。春秋时期,诸侯国通婚常被当作是一种外交手段,齐鲁联姻即是这种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文姜也许没有办法阻挡历史的方向,但她并没有选择沉默地充当这段政治联姻的牺牲品,而是用自己的智慧把握住机会,承担了应有的责任,充分发挥其嫁鲁的政治意义,实现了对于自身命运困境的突破。


[责任编辑:张鲁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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