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毛晋编《六十种曲》，主要收明代传奇，间有南戏、杂剧。于崇祯年间分六套刊行，三年内陆续出齐。每套第一种扉页题“绣刻演剧十本”，后以《六十种曲》之名合刊重印。今存首套弁语和二至五套题辞，即通常所说的序言，尚未发现有第六套题辞。

海内《六十种曲》收藏最富者莫过于吴晓铃，先生身后将所藏赠予首都图书馆，包括《六十种曲》零刻38种，题签为“常熟毛氏汲古阁”，均为明末刻本。第四套第一种《绣襦记》前有题辞，第五套第一种《锦笺记》前则没有题辞。除吴氏捐赠之外，首都图书馆还藏有北京市政府及马彦祥所赠两批明末《六十种曲》零刻，共17种。马彦祥赠《春芜记》，为第三套之首，是成套书中逸出的散本，单册。马彦祥赠《锦笺记》，系据明继志斋本影印，一夹四册，瓦灰色书衣，抬头是“六十种曲之一”，落款为“汲古阁藏版”，似单独出版物。这两种剧本前也都没有序言。从首图所藏55种明末零刻可见，《六十种曲》出齐后，曾有剧目借《六十种曲》之名单独出版。成套印行时，某套首剧前无序言的情况并非孤例，且不是因为破损、遗失，这说明《六十种曲》在明末不止一个版本，序言的位置也不一定在各套首剧之前。

过去人们认为《六十种曲》首次合刊是在明末清初，有学者提出最早的合刊本应为清初重印本。首都图书馆藏吴晓铃捐赠的明末虞山毛氏汲古阁《六十种曲》汇刻本，证明明末已有合刊，这一点研究者未曾注意，吴先生本人也没明确提到过。

吴晓铃藏《六十种曲》汇刻本扉页正中为“六十种曲”四个大字，右侧抬头写“本衙藏版”，左侧落款是“汲古阁订”，首套目录页标“实获斋藏板”，接着是连排的五套序言，序言后为《琵琶记》剧本。对比吴晓铃藏《绣襦记》零刻前的序言，此书《题演剧四套》行款、书口“四套序”字样及页码，与之完全相同，应为原始面貌。汇刻本前四篇序言是写刻体，第五篇是刊刻体。民国藏书家姚华断定首套弁语为毛晋手书，后人公认四篇写刻序言笔迹均出自毛晋。

明末汇刻本之后，清代还有此书的翻刻本、重修本。首都图书馆藏清翻刻汲古阁本《六十种曲》，存五十九种，缺《北西厢》二卷，据封面三多斋朱印，可知为乾隆年间刊刻。该书分为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集，似每两集对应明刊本的一套，六十种剧目和明刊本相同，但子丑、午未、戌亥诸集与明刊本一、四、六套在选目、排序上差异很大。子集第一种为《双珠记》，《琵琶记》则置于丑集末尾。翻刻本仅有《演剧首套弁语》，行款同明刊本。其舍弃其他四篇序言的原因，可能是体例和编次变化导致原序言不再适用。首套弁语中提到的《八义记》《三元记》，不在子丑二集，而在未集、午集。翻刻本后移了五种忠孝节义剧目，使之在十二集的中、后部也有分布，调整后，首套弁语作为全书总序似乎有了依据。首都图书馆藏清道光乙巳年（1845）重修本《六十种曲》，即大家常说的补刻本，编次和乾隆本相同，整体质量低劣，首套弁语非原版重印，而是仿写的，行款有变，字形粗陋。马衍著《〈六十种曲〉研究》（2018）一书介绍了国家图书馆藏清初重印本、道光补刻本，与首都图书馆藏清刊本的情况可互相印证。上海图书馆藏《六十种曲》，虽题“明汲古阁刊本”，实与道光重修本为同一底本，并非真正的明本。要之，吴晓铃藏明末汇刻本体现初印本面貌，质量精良，五套序言齐全，是现存善本。清刊本是对明版的修补和重编，错漏不少，首套弁语也曾重刻，和原貌距离较远。

《六十种曲》排印本的序言收录情况和善本发现的过程有关。1935年，开明书店出版的《六十种曲》，由胡墨林断句，叶圣陶、徐调孚校订，《排印缘起》交代，此书以“道光补刻本”为底本，“访求了许多部的《六十种曲》拿来互相核对，把脱漏处补足，把错误处订正，遇到疑惑难决的时候，就通信请教藏有零种初印本的收藏家”。编者把《演剧首套弁语》略为《弁语》，作全书总序，取弁语落款“阅世道人”为全书作者，这种处理是以道光本为据，也是限于当时文献条件下的认识，其实五篇序言的作者都是毛晋。

吴晓铃从《排印缘起》获悉《六十种曲》版本递嬗脉络后，发愿搜求汲古阁初印本零刻。1948年9月，写成《现存〈六十种曲〉初印本小记》一文，刊于北平《华北日报》副刊《俗文学》第70期和第71期，文中公布了他发现并整理的首套、三套、四套、五套序言。1954年，文学古籍刊行社用开明书店本纸型重印《六十种曲》，吴晓铃负责校点。这时他掌握的明刊本已较为完备，第二套序言也找到了，唯缺首套第一种《琵琶记》封面，出版时是请画家摹写的。此版《六十种曲》将序言影印插入各套前面，基本恢复了初印本面貌，“演剧首套弁语”题名下方有“[~符号~]春馆藏书印”一枚，不知主人身份，底本具体来源待考。1958年和1982年中华书局排印本都是文学古籍刊行社本的再版，没有经过任何修订。

近年来出版的《六十种曲》整理本及专题资料汇编，多存在序言收录与版本不符的问题。如《六十种曲评注》（2001），以山西省图书馆藏清代重印本为底本，又希望更接近初印本原貌，编排上和文学古籍刊行社印行的体现明代初印本面貌的《六十种曲》排印本相同，以《琵琶记》为首。该书《出版说明》说不收原书弁语，事实上五篇序言全部影印收入，放在相应剧目之前。这样处理，会让读者误以为清刊本和明刊本没什么不同。再如《历代曲话汇编·明代编》（2006），五篇序言出处都作“清道光间重修本《六十种曲》×套卷首”，事实上道光本只有首套弁语，并无二至五套题辞。序言收录情况，是区分《六十种曲》明清版本的重要标志。序言处理失误，反映出学界对《六十种曲》版本认识的模糊。

有的编著存在误解首套弁语、随意改动序言题名及作者的现象。明刊《六十种曲》序言题明原作：《演剧首套弁语》《题演剧二套》《题演剧三套》《题演剧四套》《题演剧五套》。开明书店本《六十种曲》以首套弁语为全书总序，影响很大。吴晓铃辨明首套弁语原非明代初印本总序后，把首套弁语当作全书总序的情况仍然存在。《汲古阁书跋》（1958）只收首套弁语，抹去原名，题《六十种曲》，显然是以之为总序。《中国文论大辞典》（1990）将《演剧首套弁语》改为《演戏首套弁语》，将《题演剧二套》的署名“得闲主人”改作“无名氏”。《历代曲话汇编》在二至五套题辞标题后添加“弁言”二字，如“题演剧五套弁言”。改动最大的是《中国古典戏曲序跋汇编》（1989），序言落款署名都被移至题名中，如“阅世道人首套弁语”。原题中“演剧”一词被拿掉，多出“弁言”，如“得闲主人题二套弁言”，已经改得看不出本来面目了。弁言、题辞虽然相类，但文体有别。《六十种曲》首套序言叫“弁语”，内容倡导风教，有统领全书之意，其他四套序言叫“题辞”，点出各套主旨，高下有别，不宜擅改。

（作者：杨秋红，系中国传媒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