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玉诺

著名作家李凖给徐玉诺的题词。

徐玉诺故居

栏目顾问:顾之川 策划:王健
□记者 王锦春 付永奇
人物介绍:
徐玉诺(1894—1958),原名徐言信,字玉诺,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人,中国现代著名诗人、作家。1916年,他考入河南省立第一师范,开始文学创作。1920年,他创作第一首新诗《夜》,1922年出版诗集《将来之花园》,该诗集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较早的新诗集之一。1923年,其小说《一只破鞋》发表,引起文坛关注。他与鲁迅、叶圣陶、朱自清、闻一多等文化名人均有交往。从1928年2月起,徐玉诺断断续续在淮阳工作生活多年。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河南省文联联络部主任、河南省文史馆馆员等职,1958年在郑州去世。2009年,他入选河南省“6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名单。
7月初,一个炎热的早晨,记者一行驱车前往平顶山市鲁山县徐玉诺故乡采访。在徐玉诺文化研究会会长、平顶山学院教授赵焕亭,徐玉诺档案馆馆长、鲁山一高教师史大观等人的精心安排下,记者先后参观了徐玉诺档案馆和徐玉诺故居,并采访了徐玉诺次孙徐森以及仍在故居居住的徐玉诺大孙媳妇张秀珍。一段段饱含深情的讲述,一幅幅珍贵的照片,一张张穿越百年的文稿,让记者对这位曾视淮阳为第二故乡的爱国诗人的非凡人生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从鲁山到文坛:一位乡村教师的诗意突围
徐玉诺故居位于鲁山县辛集乡徐营村,虽地处偏远,却因徐玉诺而闻名。从省道进入村主干道,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座石牌坊,上面刻有“玉诺故里徐家营”字样。沿着主干道前行百余米,徐玉诺故居便出现在眼前。故居是典型的豫西山区农家小院,如今已经没有主房,只有东屋和西屋。3间东屋北面一间设有大门,门前立有省市文物保护单位石碑各一块,门上方悬挂“徐玉诺故居”匾额。红漆剥落的木门上贴着一副对联:“做人做事做学问一丝不苟,爱国爱家爱百姓满腔热情”。
步入故居,记者看到,西屋内摆放着徐玉诺曾用过的油灯、小提箱、雨伞等旧物,以及与徐玉诺相关的书籍。“平时来参观的人很多,有本省的,还有从北京、山东等地来的。他们对‘大先生’非常敬重,对这些老照片很感兴趣。”70岁的张秀珍身体很好,谈起未曾见过面的祖父徐玉诺非常自豪,“从爷爷那代起,我们家辈辈都出教师,这也是对他文化教育思想的传承吧!”
1894年,徐玉诺出生在这个普通农家,11岁时仍在家乡放牛割草。1905年,受新思潮影响的同盟会会员徐教诗在家乡开办私塾,徐玉诺得以入学读书。1912年,徐玉诺考入鲁山县立高等小学,1916年考入河南省立第一师范(简称河南一师),开始接触《新青年》等进步书刊,积极参加学生运动。
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徐玉诺被推举为开封15所中等学校学生联合会理事,参与组织学生罢课,声讨北洋军阀及河南督军赵倜。
1920年4月9日,徐玉诺创作第一首新体诗《夜》。同年12月4日,他写出首篇小说《良心》,经郭绍虞推荐,发表于1921年1月7日《晨报》。此后,他接连发表大量诗文作品,逐渐在文坛崭露头角。后经郑振铎介绍,他加入文学研究会,与叶圣陶、茅盾等名家交往密切。
1922年,徐玉诺在羁旅漂泊中创作诗作《海鸥》和《将来之花园》,并将这两卷诗稿寄给叶圣陶。叶圣陶为其写下万言诗评《玉诺的诗》,并转给郑振铎。郑振铎将这两卷诗稿合并为诗集《将来之花园》,于1922年8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这部诗集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较早的新诗集之一,受到鲁迅等文坛大家的高度评价。
徐玉诺的文学创作以诗歌和小说为主,风格独特,充满了对社会底层人民的同情和对旧社会黑暗的批判。1923年,他创作的“血与泪”小说《一只破鞋》《到何处去》等发表于《小说月报》,引发文坛震动。鲁迅曾多次表示愿为其小说集作序,但被徐玉诺婉拒。
20世纪30年代,徐玉诺生活漂泊不定,但仍坚持创作。在淮阳师范学校、淮阳中学等校任教期间,他创办《太平车》杂志,继续发表诗歌、散文和小说。
徐玉诺一生创作400余首诗歌和100多篇文章,代表作有诗集《将来之花园》、小说《一只破鞋》《祖父的故事》《到何处去》等。他的诗歌既有清新自然的一面,又饱含对生命和人性的深刻思考。
1958年4月9日,徐玉诺在河南省文史馆去世,享年63岁。他的儿子徐奎将灵柩护送回鲁山县徐营村,安葬于凤凰岭下徐氏祖茔。
在中国文化界,徐玉诺无疑是个响当当的人物。在普通百姓心中,徐玉诺是怎样的形象?
面对记者的疑问,徐森讲述了一件件往事:村里人认为爷爷学问大,无论年龄大小、辈分高低,都称他为“大先生”。每当爷爷从外地回来,村里人便挤满小院,有的甚至扛着农具从地里赶来。他们问明年种什么收成好,问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问孩子怎样才能念好书……这些五花八门的问题,爷爷都仔细解答。爷爷对乡亲们非常尊敬,骑马回家时,离村三里便下马,边走边与乡亲们聊天……
在村头凤凰岭的茂密树林中,记者看到了群众自发捐建的徐玉诺纪念堂。徐玉诺去世已60多年,当地村民依然怀念着他。
《将来之花园》的绽放:白话诗潮中的中原强音
声名远播的鲁山一高有新老两个校区,老校区存有两处国家级重点文物,徐玉诺档案馆便位于这个他曾参与创办并担任首任校长的校区内。
记者看到,徐玉诺档案馆内有多个展区,分别展示着徐玉诺的生平事迹、文学成就、社会影响等。这里还藏有徐玉诺手书的“信爱和平”真迹和作家李凖题赠的“热情似火 真纯如婴”墨宝,两者相映成趣,引人注目。
“徐玉诺一生致力于文学创作和教育事业,其作品和思想影响无数后来者。他的诗学精神与人格标高,为当代诗人提供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典范,是河南递给世界的一张文化名片。”史大观介绍说。
1919年,徐玉诺在《晨报》副刊版面发表首篇小说《良心》,开启文学创作征程。1922年,其诗集《将来之花园》问世,成为河南省第一部新诗集,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八本个人新诗集。该诗集以“草原”“梦”“小孩子们的花园”为核心意象,构建了一个纯净灵动的诗意世界,既饱含徐玉诺对中原民众苦难的深切关注,又展现出其超越现实的浪漫主义情怀。叶圣陶称其“有奇妙的表现力,微妙的思想,绘画般的技术”。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中选录徐玉诺9首诗,与胡适、刘半农的作品并列,足见其在白话诗潮中的突出地位。
徐玉诺的创作高峰集中于1920年至1924年,5年间创作300多篇作品,涵盖诗歌、小说、散文等体裁。他的诗作既揭露兵匪横行的社会现实(如《火灾》中“处女们和母亲/在已被践踏得像一束乱稻草一般/死在火焰中”的惨烈),又以“预备给未来的一座花园”的想象,为苦难民众点燃希望。这种“血与泪”与“梦与光”的交织,使其诗作兼具现实批判与理想建构的双重维度。在形式上,他大胆创新,将传统韵律融入自由体白话诗,创造出一种“自由而有韵”的新诗形式,如《黑暗》中“自由莫过于在黑暗中,快乐莫过于在黑暗中……”的反复咏叹,使诗歌在口语化表达中不失音乐性。
作为中原新文学的奠基人,徐玉诺于1922年加入文学研究会,成为“为人生”诗派的重要成员。他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将文学创作与社会责任紧密结合,其诗作《小诗》《春天》等,以乡土情怀与生命思考,为中原新文学注入了现实主义基因。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徐玉诺影响深远。茅盾将其小说《一只破鞋》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台湾诗人痖弦称《将来之花园》为“新文学运动中国白话诗之古典”,日本学者秋吉收认为其文学价值“超过现有文学史定位”。
与鲁迅的未竟之约:五四文坛的知交图谱
在五四新文化浪潮中,徐玉诺以其独特的文学才华和人格魅力,结识了一大批文化名人,形成了一个充满活力和创造力的“朋友圈”。这些友人在文学创作上给予他支持和启发,也在其人生道路上留下深刻印记。
徐玉诺与叶圣陶的友谊从书信往来开始。1921年夏,在河南一师读书的徐玉诺,通过书信与叶圣陶相识。叶圣陶被徐玉诺的才华所吸引,邀请他到苏州甪直游览。两人见面时,叶圣陶一眼便认出了他。在苏州期间,徐玉诺与叶圣陶、顾颉刚、郭绍虞等文史大家交流甚欢,思想碰撞对其后来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叶圣陶后来为《将来之花园》撰写了万言长评。
鲁迅对徐玉诺的赏识也是文坛一段佳话。1919年冬,徐玉诺在《晨报》副刊版面发表处女作《良心》,描写土匪洗劫村庄后寡妇卖淫的惨状。鲁迅读后立即嘱咐编辑孙伏园:“此君小说有血肉,当集册出之。”他甚至主动提出为文集作序。徐玉诺在回信中写道“愚笨如玉诺,恐幼稚作品损先生清名”,字里行间透着中原人的质朴与倔强。尽管如此,鲁迅对徐玉诺的才华始终念念不忘。
徐玉诺在回忆鲁迅的文章中,以诗寄情:“收拾《良心》作长序,重托伏园传心意。恨我怕名婉拒绝,事后才知对不起。”诗中既有对鲁迅知遇之恩的感念,更流露出对当年婉拒序言的深深抱憾。
除叶圣陶和鲁迅外,徐玉诺还与郑振铎、朱自清、闻一多等文化名人交往密切。1922年,徐玉诺的诗作被收录于由叶圣陶和郑振铎编选的新诗合集《雪朝》中。郑振铎称赞徐玉诺为“现代的、有真性情的诗人”,并为其诗集《将来之花园》撰写序言。闻一多则将徐玉诺与冰心相比肩,称赞其诗歌“超等”。
徐玉诺的“朋友圈”不限于文坛,他与教育界人士也有着密切的联系。他曾在淮阳师范任教,与该校师生感情深厚。此外,他还与顾颉刚、王伯祥等教育家有过交往,这些经历对其教育理念和文学创作都产生了积极影响。
徐玉诺的“朋友圈”不仅是他文学创作的源泉,也是其精神世界的寄托。他从中获得了创作支持与鼓励,更在思想上得到启迪和升华。其文学成就和人格魅力,使他成为五四文坛不可或缺的人物。
“徐玉诺是五四时期的思想启蒙者,其作品深刻影响了南丁、李凖等河南作家,对当代文学创作、爱国主义教育和人文精神培养具重要启示意义。”赵焕亭在谈到徐玉诺的当代价值时表示。
独行者的棱镜:特立独行的文人风骨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徐玉诺是一个极具个性与魅力的人物。他以独特的文学风格和特立独行的精神,成为一个令人瞩目的存在。
1923年春,在河南临颍甲种蚕校执教的徐玉诺送友人赴京,因谈兴太浓误了下车,竟乘火车直抵北京。由于没有返程路费,这个身着灰布长衫的诗人在《晨报》上登出震动文坛的“卖身启事”:“愿充各级学校文学教授……月薪只需十二元。”编辑孙伏园故意将这则启事置于“百物出卖”栏,连登两日。周作人读罢大笑,将徐玉诺接到八道湾宅邸,相聚数日后委托他护送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归国。这段轶事犹如徐玉诺人生的隐喻——率性而为,却在不经意间搅动时代风云。
护送爱罗先珂归国途中,他们遭遇日本便衣跟踪和警察盘问,徐玉诺从容应对。这段经历被他写成《小诗》,其中“北风冰冽,大雪纷纷”的意象,与鲁迅《野草》中“血沃中原肥劲草”形成奇妙共振。多年后,日本学者秋吉收发现这一细节,推测鲁迅创作或许受过徐玉诺的影响。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正在山东烟台教书的徐玉诺救国心切,便给家里写了一封信,大致意思是国家有难,自己不能坐视不管,要宣传抗日,家里的事情顾不上了。
在赶赴抗日前线的途中,他听见防空警报不时响起,看到火车站拥挤不堪、从战场上下来的伤兵无人过问。有的伤兵蜷伏在地,呻吟不止;有的沿街乞讨。徐玉诺目睹这凄惨的景象,按捺不住激动的情绪,大步跨上台阶,摘下帽子挥动,用洪钟般的嗓音痛斥日军暴行,呼吁同胞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不当亡国奴。他指着那些伤兵说:“他们是为保卫祖国而流血的!我们难道能忍心看着他们受罪而无动于衷吗?每个有良心的中国人,都应该救助这些在抗战中流血负伤的同胞……”演讲结束,在场群众纷纷捐款。此举轰动车站,招致国民党便衣特务盘查,称其扰乱社会治安,甚至扬言要把他抓进监狱。徐玉诺理直气壮地说:“你们是不是中国人?你们有没有一点爱国心?对抗日伤兵你们不管不问,我们捐款救护他们,难道是犯罪吗?”周围不少群众高喊:“打倒汉奸卖国贼!”特务见群情激愤 ,灰溜溜地走了。
在上海车站,他因赠钱给难民后无钱买票,竟指着查票员厉喝:“你不认识我徐玉诺吗?”这种“天真”的勇气,让后世研究者感叹:“他活在一个自己构建的精神王国里。”
1944年8月,徐玉诺应河南一师同学宁介泉之邀,拖家带口去宛西邓县(今邓州市)汲滩镇中学任教。由于长时间颠沛流离,徐玉诺生了一场大病。宁介泉给予他一家极大的照顾。然而,1945年春宛西沦陷,宁介泉投靠日本当了维持会长。徐玉诺发现后,悄然消失一周,在附近徐家村以办私塾谋生。安顿好后,他于深夜返回汲滩镇,将家属全部带走。
1947年冬,豫西军区司令员韩均专程探访老师徐玉诺。师生重逢,徐玉诺激动道:“自淅川一别,今日终得见!”他安排随从在东屋享用丰盛宴席,自己却与韩均在西屋旧马扎上共食一碗芝麻叶面条、几张饼馍配红辣椒。两人吃得满头大汗,被旁人误以为“开小灶”。徐玉诺摆手笑道:“正该如此!”面对昔日学生、今日司令,徐玉诺仍以最简单的方式践行“平等相待”信念,文人风骨尽显。
“徐玉诺的一生,是‘特立独行’的生动注脚。他的‘怪’,不是哗众取宠,而是对艺术纯粹的坚守,对理想不灭的追求。他以独特的姿态,书写了一个文人应有的风骨与尊严。”赵焕亭在座谈会上表示。
沙颍河畔的足迹:被遗忘的周口执教岁月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徐玉诺不仅以独特的文学成就著称,其在周口(包括淮阳和商水)的生活与工作经历也备受瞩目。他在淮阳师范和淮阳中学任教多年,留下了诸多令人难忘的故事。
徐玉诺与淮阳的缘分始于1928年。这年2月,他来到河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即淮阳师范任教,教授“文学概论”“学术文课”和“文学作品课”。生活稳定后,他把母亲和家眷接到淮阳,租住在城内庞家大院。不久,他在城东门外买了二亩地、一口井,并让家人从老家送来一头驴,在城内开起了磨房。
徐玉诺教学深受学生喜爱,其人格魅力和独立精神更影响深远。课堂上,他引经据典,将文学与生活紧密结合,授课生动有趣。1929年中秋节后,徐玉诺在课堂上情绪激动,突然撂下讲义扬长而去,引发全校轰动。师生纷纷谴责校长蒋福之,认为是他逼走了这位新诗人,部分学生甚至罢课抗议。1932年,为纪念“九一八”事变一周年,国民党第七专署与淮阳县政府召开群众大会,邀请徐玉诺作为社会知名人士登台讲话。他却以讽刺口吻简短有力地说:“东北三省的沦陷,不怨政府,也不怨守土有责的军队,而怨那里的老百姓当了亡国奴。”言毕,怒形于色,愤然走下主席台。台上国民党军政官员像挨了一记响亮的耳光,面面相觑,不知所措。正是这种不拘小节、率性而为的性格,让他在学生中备受敬仰。
在淮阳期间,徐玉诺还有两项“业余爱好”引人注目:养毛驴与做西服。他让家人把毛驴送到学校,视为家珍,常邀同事观赏。后来,他还用毛驴为学生磨面碾米,分文不取。为了做好西服,他写信向伦敦、巴黎的西服店订购机器和样品,用淮阳本地粗布做试验。虽然常常失败,但他乐此不疲,还免费为同事和学生制作衣服。这些看似“怪异”的行为,实则体现了他对生活的热爱和对自由的追求。
战火年代,徐玉诺于1930年、1940年两度避居商水王沟桥。在商水期间,他住在学生张衡石伯父硕卿公家,目睹战争给民众带来的苦难,创作了小说《半锅麸子糊涂》,以细腻笔触描绘了商水人民在战乱中的生活,展现了他对社会底层人民的深切关怀。他还写信给在上海的叶圣陶,倾诉自己在避难中的所见所闻,信中充满了对战争的愤懑和对和平的渴望。
1934年秋,母亲病重,在外地教学的徐玉诺返回淮阳照料。1935年初,母亲病逝,徐玉诺在淮阳安葬母亲后为母亲守丧。同年,他再次到淮阳中学任教,并在秋季开学典礼上作题为《修行重于修辞》的演讲,教育学生:“写文章要注意修辞,但一个人最重要的是修行。真正的爱国思想和行为,比修辞更重要。一个爱国人物的一生行为,本身就是一篇好文章。”这种强调爱国思想和行为的理念,在他的教学中得到充分体现。
“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成长起来的爱国诗人,徐玉诺堪称中原大地一步跨入全国新文学殿堂的第一人。旅居淮阳期间,他创作出了大量作品。这一时期的工作生活和文学创作是徐玉诺人生经历的重要组成部分。”徐玉诺文化研究者、周口师范学院教授任动表示。
徐玉诺生在鲁山,却将周口淮阳视为第二故乡。他在沙颍河畔执教、抗敌、写诗,把周口的风骨与血脉融入中国现代文学史。当沙颍河水从鲁山奔涌而出,一路东流注入周口,我们仿佛看见:那位在秋风中为学生磨面的诗人,那位在礼堂里振臂疾呼的教师,早已将勇气与慈悲化作种子,深植于这片土地。鲁山赋予他生命的起点,周口则为他提供了思想的战场与精神的归处。当后人抚摸他留下的诗稿与旧物,触摸的不仅是文学的脉络,更是一位文人用一生写就的关于信仰、关于土地、关于民族的精神史诗。徐玉诺,不仅是河南新文学的拓荒者,更是沙颍河畔永恒的文脉坐标、中原大地不灭的精神火炬。
在中国现代文学的星空中,徐玉诺在周口的岁月犹如沙颍河上的一颗明珠,折射着文人风骨与时代精神的光辉。1928年至1935年间,这位诗人以淮阳师范和淮阳中学为舞台,谱写了一曲动人的教育诗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