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学成才的“军中宝贝”（周口红色记忆·抗战故事）

陈金瑞在查阅资料。

宣传报道总策划：王健

□记者 王锦春 王吉城

在漫漫历史长河中，总有一些人以坚定的信仰和无畏的勇气，在烽火硝烟中奋勇前行，为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事业奉献自己的一切。

陈金瑞，便是这样一位值得铭记的英雄战士。他从扶沟县一个小村子走出，在战火中淬炼成长，凭借高超的无线电技术，为新中国的诞生立下战功，多次受到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集体接见。他的一生，与电波相伴，与烽火同行，在时代洪流中书写了一段传奇故事。

到吉鸿昌创办的学校读书

1920年4月，陈金瑞出生于扶沟县季历岗村。彼时的中国，正处在新旧思潮碰撞的激荡年代。偏远的乡村虽未被时代浪潮完全席卷，却也悄然孕育着变革的种子。

初小毕业后，强烈的求知欲在陈金瑞心中萌发。听说吉鸿昌创办的吕潭中学不仅有高小，还有师范班，他便一心想去那里上学。吕潭中学看似寻常，实则承载着不寻常的使命——它是吉鸿昌传播进步思想的阵地，虽以教学为名，却暗中培养具有家国情怀的青年。在家人支持下，陈金瑞如愿进入吕潭中学。

在这里，陈金瑞如饥似渴地学习，也逐渐接触并理解了一些革命道理。一天，校长召集全校师生开会，要求大家检查自己的书籍，将“不合适”的烧掉，以应付上面检查。后来，陈金瑞从村里长辈的闲谈中得知，吉鸿昌被国民党抓捕，罪名是“通共”。在那个信息闭塞的年代，“共产党”对陈金瑞而言还是一个模糊的符号，远不如课本上的生字、画板上的色彩来得真切。但随着知识的积累，“共产党”在他心目中的形象越来越清晰。

上学期间，陈金瑞在绘画上展露过人天赋。老师不仅经常指导他作画，还主动提供纸张和颜料。这份鼓励像一束光，照亮了陈金瑞的少年时光。

毕业后，老师拍着他的肩膀说：“去开封吧，东岳艺术师范有图音专科，那里能让你把画画得更好。”陈金瑞攥着老师写的推荐信，第一次走出家乡的小村庄，踏上了前往开封的求学之路。

“偷学”无线电知识

陈金瑞来到开封后，发现古城街头巷尾已有了现代气息。东大街上开了几家无线电商店，柜台里摆着各式各样的收音机。每次路过，陈金瑞都要趴在柜台上看半天，眼里满是向往。

早在吕潭中学读书时，陈金瑞就见过收音机。那是学校里的稀罕物——一个黑色木匣子，打开后能传出远方的声音。老师说，它里面藏着“千里之外的消息”。每次路过存放收音机的房间，他都忍不住多望几眼，心中既好奇又敬畏。

开封的经历让陈金瑞眼界大开，他渴望拥有一部收音机。于是，他省吃俭用，甚至向同学借钱，最终买下一部收音机。然而好景不长，两个月后的一天，收音机突然没声音了。他抱着收音机跑到无线电商店。店员拆开一看，皱着眉说这个坏了、那个也坏了，维修需要不少钱。

陈金瑞不懂店员讲的无线电名词，也负担不起维修费，只好抱着收音机悻悻而归。同学们七嘴八舌地议论，有的说是真空管坏了，有的说是变压器坏了，莫衷一是。无奈之下，陈金瑞跑到书店买了一本《无线电入门》，决心自己钻研。

陈金瑞看不懂书上的很多名词，就跑到无线电商店“偷学”。他经常假装要买东西，让店员拿出变压器、电容器等零件给他看，然后趁机问这问那。就这样，他把收音机里的所有零件都认了个遍，书上的名词也渐渐看懂了。

一天，他在报纸上看到一篇《自制收音机教程》，如获至宝，赶紧剪下来贴在书里。他照着教程上的线路图，把坏收音机的零件拆下来，尝试重新组装。线路接好了，通电一试，收音机还是没声音。他急得满头大汗，蹲在地上盯着线路发呆。

“你这线头上的漆没刮掉，电怎么通啊？”一个路过的同学指着漆包线提醒道。陈金瑞恍然大悟，想起老师讲过漆是绝缘体。他赶紧找来小刀，小心翼翼刮掉线头上的漆，重新接好。当喇叭里传来清晰的声音时，他激动得眼泪都流了出来——他不仅修好了收音机，更打开了通往无线电世界的大门。

后来，他又把收音机拆了装、装了拆，甚至把变压器拆开，细数里面的线圈有多少圈，再重新绕回去。有一次，他在课堂上偷偷组装收音机，老师走到身边他都未察觉。老师敲了敲他的桌子，说：“陈金瑞，你这是在发明什么宝贝啊？”他脸一红，赶紧把东西塞进抽屉，引得全班同学哈哈大笑。

收音机里的每一个零件都被他反复拆装研究过。通过实践，他不仅认识了各种零件，还摸清了它们“肚子”里的构造。陈金瑞逐渐掌握了无线电技术，还在报纸上发表过几篇经验介绍文章。

从文艺青年到抗日战士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寇的铁蹄踏碎了华北的宁静。消息传到开封，东岳艺术师范的校园里弥漫着悲愤的气氛。陈金瑞站在游行队伍里，内心如同火烧——家乡的父母、吕潭中学的老师，要是日寇打过去，他们该怎么办？

毕业后，陈金瑞回到家乡，却未曾想到灾难已悄悄降临。1938年夏，日寇大举进犯中原，黄河花园口大堤被炸开。滔滔黄水淹没了万顷良田，无数百姓流离失所，扶沟县也未能幸免。

就在这时，中共豫东特委的同志来到了扶沟。他们在县城各处张贴“团结抗日”“保家卫国”的标语，并开办抗日干部培训班，由原西北军将领魏凤楼任校长，李波人、王少庸等同志担任教官。陈金瑞的堂哥在县城里做小生意，得知开办抗日干部培训班的消息后，连夜赶回乡下召集几位堂兄弟。

“现在国难当头，日本人都打到家门口了，我们不能当亡国奴！抗日干部培训班在招学员，学本事打鬼子，你们谁愿意去？”堂哥站在晒谷场上，声音因激动而沙哑。

陈金瑞第一个举手：“我去！”收音机里传来的日寇暴行让他明白，自己不能再安于安逸了。

第二天，陈金瑞和五个堂兄弟一起报名应试。最终，他和两个堂弟被录取。抗日干部培训班设在一座废弃的庙里。几十名学员挤在大殿里，睡在铺着稻草的地上，吃着窝头和咸菜。尽管条件艰苦，大家的热情却很高，每天天不亮就起床，跟着教官练队列、学射击。

除了军事训练，教官们还讲授抗日形势、游击战术和统一战线政策。陈金瑞听得入迷，他第一次真切地认识到，共产党是真心实意抗日的，是为了千千万万老百姓的。

一天，教育长王少庸给大家讲吉鸿昌的故事：“吉将军是个大英雄，他说‘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宁可被国民党杀害，也不向日本人低头。”陈金瑞这才恍然大悟，当年吕潭中学烧书、吉鸿昌被捕的真相——他一直敬佩的学校创办人，竟是这样一位爱国志士。

在抗日干部培训班里，陈金瑞第一次看到了油印的豫东《大众报》。报纸上刊登着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捷报，以及百姓支援前线的事迹。他把报纸上的文章读了一遍又一遍，觉得这比任何课本都更有力量。

在豫东大众报社的艰苦岁月

1938年8月，陈金瑞从抗日干部培训班毕业，被分配到豫东大众报社工作。报社负责人叫徐师梁，大家都喊他“老百姓”。徐师梁是从武汉来的新闻记者，多次要求上前线，被党组织派来豫东创办《大众报》。

豫东《大众报》是敌后油印小报，虽然印刷粗糙，却如暗夜明灯，燃起民众抗日信心。

在报社，陈金瑞的主要工作是抄录新闻、刻写蜡纸。每到一地，他首先架起收音机，抄录通讯社定时发布的新闻。陈金瑞抄一条，徐师梁看一条，随即在蜡纸上刻一条，二人如流水线作业般高效，毫无耽搁。抄录通讯社新闻还好办，因其语速较慢且每句重复播报。但抄录简易新闻时就困难了——播报内容不重复，陈金瑞书写速度跟不上。情急之下，他“发明”了一些只有自己能看懂的速记符号。每次抄录完新闻，陈金瑞再“翻译”出来给同事们看。

接着，他又要一笔一画地将内容刻写在蜡纸上，然后和同事们一起摇动油印机，一张张地印制报纸。油墨常常沾满双手，难以洗净，身上也总带着一股油墨味，但大家从不以此为苦。

有时刚在村里印完报，敌人就来了，必须立刻收拾转移。一次，他们在一个村子里办报，半夜听到枪声，得知是日伪军来袭。徐师梁喊：“快收拾机器！”陈金瑞抱起油印机就往外跑，报纸来不及打包，就用布一裹背在身上。他们摸黑跑了十几里路，直到听不到枪声才停下来。这时天已经亮了，大家累得瘫倒在地上，却先检查机器和报纸有没有损坏。

报社有一部老旧的收音机，是获取新闻的重要工具，但时常出毛病。一次，收音机突然坏了，收不到任何信号。大家心急如焚——没有新闻，第二天的报纸就出不来。有修理经验的陈金瑞便说：“让我试试。”他拆开收音机，对照着《无线电入门》上的电路图逐一排查，发现是电容器坏了。当时没有备件，他灵机一动，用香烟锡纸和硬纸板做了一个简易电容器换上。一试，收音机竟然响了！大家欢呼起来，徐师梁拍着他的肩膀说：“金瑞，你可真是帮了大忙！”

随着抗日形势发展，豫东《大众报》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却也引起了国民党的忌惮。当时虽处于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表面上喊着“团结抗日”，暗地里却处处打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1939年初，为扩大报纸发行量，党组织决定将豫东《大众报》由油印改为铅印，派陈金瑞和几位同事前往漯河筹备。

他们在漯河找到一家印刷厂，谈妥了合作事宜。一天晚上，旅馆老板悄悄敲开他们的门，压低声音说：“你们赶紧走！刚才我听到特务说要抓你们，说你们办的是‘反动报纸’！”

陈金瑞等人大惊，连夜收拾行装，把重要稿件和资料藏在身上，趁着夜色离开漯河，返回西华。不久，党组织安排陈金瑞等人前往河南竹沟。

在竹沟，陈金瑞见到了更多革命同志，听到了更多抗日故事。他白天帮忙整理文件，晚上就摆弄收音机。他知道，这小小的收音机里，藏着前线的最新消息，藏着抗战胜利的希望。

彭雪枫教他改稿件

1939年秋，陈金瑞接到调令，前往新四军拂晓报社工作。报社设在一个村子里，条件比豫东大众报社好不了多少，但学习氛围更为浓厚。

《拂晓报》是新四军著名将领彭雪枫的“三件宝”之一，他对报纸极为重视，每期校样都亲自审阅。他常说：“拂晓代表着光明，我们的报纸，就要像拂晓的阳光一样，照亮抗日的道路。”

陈金瑞负责“每日电讯”栏目，主要工作是抄录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新闻。他每天守着一部老旧的收发报机，戴着耳机，把关乎抗日形势的消息一字一句抄录下来，再交给编辑排版。这项工作看似简单，却需要耐心和细心，稍有疏忽就可能抄错重要信息。

彭雪枫经常来报社视察工作，对稿件要求极严。一次，陈金瑞在稿件中写了“豫皖苏边区”。彭雪枫看到后，把他叫到身边，指着“区”字说：“这个字要改。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只承认陕甘宁边区。我们如果用‘边区’，他们就会借机找麻烦，改成‘豫皖苏边’就稳妥多了。”

陈金瑞恍然大悟，原来一字之差竟有如此深意。他赶紧修改，心中对彭雪枫充满了敬佩——这位首长不仅骁勇善战，处事策略也如此周全。

在拂晓报社，陈金瑞的无线电技术派上了大用场。部队里有十几副损坏的耳机和一些变压器，弃之可惜，留之无用。他主动请缨，把这些设备收集起来，白天抄录新闻，夜晚便凑在煤油灯下修理。没有零件，他就拆东补西；没有专用工具，他就用小刀、钳子代替。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他竟然修好了大半耳机。

战士们戴上修好的耳机，听到清晰的声音传来，都高兴地说：“陈金瑞真是个技术能手！”

首长视其为“军中宝贝”

1940年4月，部队成立电台中队，陈金瑞被调入担任机务员。报到那天，电台中队中队长兼政委熊梦飞请他吃饭，还端上一盆辣椒炒肉犒劳他。

那个年代，肉是稀罕物，一盆菜里也没几块。席间，几位领导开玩笑似的在盆里翻找，好不容易找到一块肉，几双筷子同时伸过去互不相让。陈金瑞看着这一幕，既觉得好笑又深受感动——在艰苦环境中，大家就是这样互相关心、苦中作乐的。

电台中队负责部队通信联络，是指挥系统的“神经中枢”。当时的设备很简陋，发报机和收报机都是缴获品，性能很不稳定。陈金瑞的任务就是保障这些设备正常运转。

一次，彭雪枫的收音机坏了，警卫员找了好几个人都没修好，便把陈金瑞请了过来。彭雪枫笑着对他说：“麻烦你给看看，这收音机突然不响了。”陈金瑞小心翼翼地把收音机拆开，检查了线路、真空管，发现是一个电容器坏了。他从工具箱里找出替代品换上，通电一试，声音立刻恢复了。

从那以后，彭雪枫的收音机一有故障，就找陈金瑞修。每次去，彭雪枫都热情相待，或是一杯热茶，或是一捧炒花生，还时常向他请教无线电知识。

1941年，一次战斗胜利后，部队缴获一批物资，其中有电线、多股花线、收音机和多用电表。陈金瑞看到这些东西，眼睛都亮了——这正是电台急需的。他小心地把这些物资收好，带回电台后，用它们改装设备、制作零件。没有可变电阻，他就用铅笔芯代替；没有电容器，他就用石灰、香烟包装锡纸自制。经过他的巧手改造，电台设备的性能得到了显著提升。

然而，意外还是发生了。一天，陈金瑞发高烧卧床，队长代替他操作发报机时，不慎烧坏了真空管。当时部队只有这一台发报机，也没有备用真空管。队长急得满头大汗，赶紧把陈金瑞从床上拉起来。

陈金瑞强撑着来到电台，皱着眉头琢磨半天，突然眼前一亮——收音机上的34号真空管和发报机的真空管参数相似，或许可以代替。他立刻动手改装，拆下收音机的真空管换上，然后戴上耳机呼叫师部。耳机里清晰的回应声传来，他如释重负，瞬间瘫坐在地，衣衫早已被汗水浸透。

队长激动地抱住他，说：“你真是救了我们一命啊！”这件事很快传开，大家都说陈金瑞是无线电专家。

部队首长更是将陈金瑞等电台技术人员当成“宝贝”，特意叮嘱部队：“他们是技术骨干，打仗时一定要保证他们的安全。什么危险的地方都不能让他们上去，什么战斗都要让他们远离炮火，有好吃的要尽量安排。”

通信设备是命根子

1942年冬，日寇调集重兵对淮北抗日根据地发动大规模“扫荡”。彭雪枫带领部队奋起反击，开始长达33天的反“扫荡”作战。

一天清晨，陈金瑞和战友们正在一个村子里休整，突然发现国民党军骑兵正向村子逼近，步兵也从北面包抄而来。情况危急，陈金瑞和战友们背起通信设备就往外冲。刚出村口，枪声就响起来，子弹嗖嗖地从他们身边飞过。

运输班的同志背着沉重的电台机器和马达，没跑多远就累得气喘吁吁。有人说：“太沉了，扔了吧！”陈金瑞喊道：“不能扔！通信设备是我们的命根子，扔了就没法联络了。累死也得背着！”他一边跑一边鼓励大家，实在跑不动了，就趴在地上休息一会儿，然后咬紧牙关爬起来接着跑。

他们一路狂奔，终于跳进一条“抗日沟”——根据地军民挖掘、用于作战和隐蔽的战壕。望着首长们沉着的身影，陈金瑞深吸一口气，也重新挺直了腰杆。事后得知，有几位没来得及撤出村子的同志，为掩护大部队转移，与敌人展开了殊死搏斗。其中一位医务人员没有枪，就拿起老乡家的菜刀和敌人拼杀，最后壮烈牺牲。

反“扫荡”期间，这样的危险时刻还有很多。一次，他们在一个村子里隐蔽，突然听到一阵轰隆的马达声。大家抬头望天，以为敌机来袭，却迟迟不见飞机踪影。正疑惑间，几辆日寇的汽车突然出现在村口。“敌人来了！”陈金瑞大喊一声，抱起电台就往村外跑。战友们也迅速拆下天线，拿起器材紧随其后。他们在田野里拼命奔跑，身后追兵枪声不断，子弹射入泥土，溅起一簇簇烟尘。幸好他们熟悉地形，七拐八绕便甩掉了追兵，成功脱险。

陈金瑞和电台中队的战友们跟随着部队转战各地，历经一次次生死考验，时刻准备为革命事业牺牲一切。

攻克难关 统一电台波长

33天的反“扫荡”胜利结束后，陈金瑞接到一项重要任务——统一新四军四师电台波长。当时部队的电台来源多样，既有缴获的，也有自制的，波长各不相同，给通信联络带来极大不便。统一波长面临的最大难题，是缺乏统一规格的活动电容器，使得调整工作异常困难。

为此，陈金瑞将自己关在电台室里，对着一堆电容器和线圈琢磨了好几天。他尝试各种办法，最终想出了解决方案：对于容量过大的电容器，就串联一个固定电容器以减小总容量；对于容量过小的，则通过加长线圈抽头，并用开关或插头插座进行切换控制。方案定下来后，他带领机务员们日夜奋战，一台台调试设备，有时为了调整一个参数，要反复试验几十次，直到达到最佳效果。

经过一个多月努力，他们终于完成任务，四师所有电台的波长得以统一，通信效率大大提升。首长高兴地说：“陈金瑞，你又立了一大功！我们的电台就像有了统一的语言，指挥起来更方便。”1944年8月15日，部队宣布陈金瑞正式享受营职待遇，这是对他多年来辛勤工作的肯定。

然而，就在同年9月，噩耗传来——彭雪枫在夏邑八里庄战斗中不幸牺牲。陈金瑞听到这个消息，当场就哭了。在追悼会上，他看着彭雪枫的遗像，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流。

陈金瑞悲痛万分，不仅因为彭雪枫是我军杰出的指挥员，更因两人有着深厚的私交。陈金瑞常为彭雪枫修理收音机，深受其关怀与指导。每次接触，彭雪枫总是热情相待，或倒水或递食，还饶有兴致地看他修理设备，询问技术细节，甚至打趣说要拜他为师。

陈金瑞在心中暗暗发誓：一定要继承彭雪枫的遗志，把无线电工作做好，为抗日战争胜利贡献全部力量。

为张震改装收音机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消息传到根据地，军民欣喜若狂——多年浴血奋战，终于迎来胜利！更让陈金瑞激动的是，他的入党申请也获得了批准。

抗战胜利后，陈金瑞的工作岗位几经调整。1946年9月，他担任华东野战军第九纵队三科机务主任；1947年1月，九纵与原新四军二师合编为二纵，他仍担任机务主任，并被选为党支部书记。在此期间，他接触到了更多首长，也承担起更重要的任务。

当时，部队缴获不少美式报话机。这些设备性能先进，但官兵们对其了解有限。陈金瑞主动钻研，拆了装、装了拆，很快掌握了其原理和使用方法。为普及知识，他还编写了一本《美式报话机使用手册》供战士们学习。

一天，部队首长张震找到他，说：“金瑞，我想让你帮个忙，用101型报话机改装一部收音机，我想随时听听前线的消息。”陈金瑞立刻答应下来。他拆开101型报话机，仔细研究其线路结构，反复琢磨如何改装才能达到最佳收音效果。

他白天处理完日常工作，晚上就加班进行改装，遇到难题，就查阅资料，或向懂行的战友请教。经过半个多月的努力，收音机终于改装完成。张震试用后，发现声音清晰，能收到很多电台，非常满意，对陈金瑞提出了表扬。

为培养更多无线电人才，陈金瑞开办了一个短期训练班，毫无保留地传授自己的经验，亲自演示操作，手把手地指导学员修理设备。

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陈金瑞守在收音机旁，激动得热泪盈眶。他想起了那些牺牲的战友，想起了彭雪枫师长，心中默念：“首长，战友们，我们胜利了！新中国成立了！你们的血没有白流！”

当好“千里眼”“顺风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金瑞被调到军队通信部门工作。他深知，通信是部队的“千里眼”和“顺风耳”，关系到作战指挥的成败，容不得半点马虎。

为提高野战电话的机动性，他提出试制轻型被覆线的建议，并亲自指导。他还设计了放线路车，大大提高了线路架设的效率。为节约经费和材料，他深入部队调研，提出了维修器材“定额配备、实耗补给”的办法。该办法在全军推广，广受好评。

陈金瑞经常深入基层部队，检查通信设备的使用和维护情况，发现问题及时解决。一次，他在一个边防部队检查工作时，发现那里的电台因为环境恶劣经常出故障，便带领技术人员研究改进方案，给电台加装防尘、防潮装置，解决了这一难题。

1975年2月，陈金瑞被任命为某部正师级研究员，被授予中校军衔。此时的他，虽然年过半百，但对工作的热情丝毫未减，依然坚持学习新技术、研究新装备，为部队通信事业的发展贡献智慧。

1980年2月，陈金瑞离休。离休后的他开始回忆和记录自己的战斗生涯，把烽火岁月中的故事写下来，让后人明白今日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1996年10月，陈金瑞因突发心脏病不幸病逝，享年76岁。他的遗体被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陈金瑞的一生，没有豪言壮语，却在烽火硝烟中用电波编织出永不消逝的信仰，为抗战胜利架起无形桥梁。他的故事穿越时空，在新时代新征程中，依然传递着历久弥坚的精神力量。

（图片由陈金瑞家属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