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场女“金刚”

解放战争时樊西曼留影。资料图片

在抗战烽火中，新四军女兵群体特殊而耀眼，常被誉为军中“花木兰”。而在新四军老八团历史中，虽无“花木兰”，却有“四大金刚”。其中，来自河南周口的樊西曼，以卓越的胆识、坚定的信念和无私的奉献，位居“四大金刚”之首。

从北平女大学生到抗日战场上威名赫赫的“四大金刚”之首，再到战地服务团团长、铁路局副局长，樊西曼将青春和热血奉献给了民族解放与革命建设事业。她以壮丽的一生，书写了女性特有的刚毅、智慧与赤诚。

宣传报道总策划：王健

□记者 王锦春 王吉城

烽火淬炼的高才生

樊西曼，1915年出生于河南淮阳，原名樊淑俊。她早年丧父，家境贫寒。1931年，樊西曼进入开封省立女子中学学习，因成绩优异，连年荣获学校一等奖学金。

在校期间，樊西曼如饥似渴地阅读进步书籍。《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彷徨》《呐喊》《铁流》等革命书刊和进步作品，如同一盏盏明灯，照亮了她人生的道路，拓宽了她的视野。

1935年暑假后，国民党当局以莫须有的罪名查处深受学生爱戴的进步校长，并逮捕多名进步教师。樊西曼与同学们挺身而出，据理力争。交涉无果后，她们组织学生自治会骨干力量开展抗议。最终，樊西曼等十余名学生骨干被强行逮捕入狱。

在狱中，樊西曼经受了半个月的煎熬。迫于社会各界压力，国民党当局不得不将其释放。但她也因“闹事”被校方开除，于1935年年底转入开封私立北仓女中。北仓女中由一批开明正直之士创办和主持校政，教师不仅传授新思想、新知识，还采用启发诱导的教学方式，点燃了学生心中的革命火花，为革命事业培育和储备了大量“种子”。

为投身救国洪流，1936年，樊西曼毅然奔赴当时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心——北平。同年8月，为便于开展工作，她考入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之后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体育系秘密党支部书记。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樊西曼临危受命，带领北平女工识字班部分学员前往北平西山地区，组织游击武装抗击日寇。之后，党组织又将她派往济南，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工作。

老八团“四朵金花”

1937年9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战斗在鄂豫皖边区桐柏山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后来简称“老八团”，团长由周骏鸣担任。

这支新四军队伍需要补充新鲜血液，尤其是有文化、有觉悟的知识青年。这年冬天，经北平和河南省中共地方党组织推荐，樊西曼、唐觉民、王典训、杨寒四位女同志先后加入这支部队，被分配到团政治处工作。她们的到来，犹如一股清新的春风，吹进了这支革命队伍。

初到部队，现实并不如想象中那般浪漫。一天，寒风凛冽，吹打着简陋的营房。团长周骏鸣将部队仅有的这四名女兵叫到办公室，用锐利的目光审视着她们，声音洪亮地说：“欢迎你们的到来！不过，行军打仗可不是闹着玩的，你们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哟！”

话音刚落，樊西曼向前一步，坚定地回答：“报告团长！我们千里迢迢来到这里，就是为了打鬼子！再苦再累，都能扛得住！”她身后的三位女同志也异口同声、斩钉截铁地应和：“对！打鬼子，巾帼不让须眉！”

周骏鸣看着四位意志坚定的女战士，脸上露出赞许的笑容：“好！有这股子劲头就好！那咱们就一起把鬼子赶出中国！”自此，“四朵金花”正式成为新四军老八团的成员。

“四大金刚”之首

加入新四军后，四位女战士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剪掉心爱的长发。随着剪刀声起，缕缕青丝滑落，她们以全新、干练的军人形象，站到了战友之间。

在部队这个大熔炉中，她们从不矫情，更不退缩。在豫南整训的日子里，四位女战士与男兵同吃同住、一同训练。樊西曼个子较高，体格健壮，浓眉大眼，鼻梁高挺，眉宇间自带一股英气，再加上一头利落的短发和朴素的军装，乍一看确实像男兵。有一次，她急匆匆走进村里一个简陋的女厕所，刚踏进门，就被一位警觉的村妇举着扫帚往外赶：“哎！你这个大男人咋乱闯女厕所！看我找你首长去！”樊西曼一愣，随即摸着短发哈哈大笑：“大姐，误会误会！我是一名女兵，就是穿得糙了点，头发短了点！”她的爽朗和坦荡，让村妇忍不住笑了起来。

然而，“糙”的何止是穿着？1937年12月，豫西南的地主武装趁老八团主力外出执行任务，对团部所在地发动突然袭击。生死关头，樊西曼和留守的干部战士没有丝毫犹豫，迅速抄起武器，依托简陋工事英勇还击。

枪声四起，硝烟弥漫。樊西曼迅速卧倒在冰冷的雪地上，向敌人瞄准射击。寒冬腊月，刺骨的寒气穿透单薄的军装，她的手指很快冻得僵硬发紫。她却只是把手指放到嘴边，用力哈几口热气暖一暖，便继续坚持战斗。从拂晓到午后，她和战友们死守阵地，为主力回援争取了宝贵时间。最终，部队闻讯火速赶回，一举击溃了敌人。

战斗结束后，团首长在总结会上特别表扬了樊西曼等四位女战士。大家纷纷称赞她们在战斗中“带着一股子男子汉才会有的阳刚之气”。后来，有人半开玩笑地说：“我看啊，这四位女同志，就是咱们老八团的‘四大金刚’！”这个称呼既贴切，又充满敬意，很快便在部队中传开。

于是，“四朵金花”成了“四大金刚”。樊西曼因年龄最大、学历最高，被大家公认为“四大金刚”之首。

“不让出征可不行”

1938年2月，老八团在确山县竹沟镇集中整训，为东进抗日作准备。樊西曼等四位女战士积极参加军事训练，同时充分发挥自身特长，教战士们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等抗日歌曲，鼓舞士气。她们还走上街头，组织军民联欢会，为群众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等抗战剧目，把竹沟一带的抗日救亡动员活动搞得轰轰烈烈、热火朝天。

1938年3月8日，老八团在河南信阳邢集举行庄严的誓师大会，准备踏上东进安徽抗日的征程。然而，就在部队即将开拔之际，樊西曼得知一个令她心急如焚的消息：团领导考虑到长途行军的艰苦和战斗的残酷性，为保护女同志，打算将她们几位女战士留在后方。

“不让出征可不行！我们参军就是为了上前线打鬼子，得找首长理论理论去！”樊西曼立刻找到唐觉民、王典训、杨寒三位战友商议对策。“四大金刚”一致决定：必须据理力争！她们甚至做好了最坏打算——如果首长不同意，就咬破手指写血书请战！

“周团长，为什么不让我们参加东征？”见到团长，樊西曼开门见山地问道。“你们是女娃娃，遇上鬼子要作战，在路上走不动了，我们可没有担架抬你们呦！这会拖累整个部队呀！”周骏鸣耐心地解释。“请首长放心，我们都是打过游击的，再苦再难都不怕！”“四大金刚”纷纷讲述自己以往作战中不畏牺牲的经历。

面对意志坚定、态度坚决的“四大金刚”，团首长最终被她们的热忱和决心打动，同意她们随军东征。

革命的“老李哥”

漫漫征途中，樊西曼等四位女战士背负着沉重的行囊——背包、米袋、枪支与弹药，随大部队跋山涉水。她们还承担着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在行军途中开展宣传鼓动工作。

接到任务后，四位女兵成了活跃的宣传员。她们常常走在队伍前面，每到一个乡镇、村落，就立刻行动起来，在村头巷尾的墙上书写“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团结抗战，保家卫国！”“新四军是人民的子弟兵！”等振奋人心的标语，动员当地民众积极支援抗战、踊跃参加新四军。

她们还别出心裁，在沿途的树干、大石头上张贴或放置写有抗战口号、谜语、小故事的纸条，供行军战士观看、猜解，以鼓舞士气。遇到陡峭的山路、湍急的河流或泥泞难行的地段，她们就站在路边高坡上或险要处，或放声高歌，或大声呼喊“同志们加油”“翻过这座山，就是打鬼子的战场”等口号，给战友加油鼓劲。

脚底磨出血泡，她们互相鼓励，绝不向首长和战友诉苦。休息时，她们便躲在角落里，用随身带的缝衣针小心翼翼地挑破血泡，挤出脓血，再用布条简单包扎，便继续赶路。

团首长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安排她们随后卫部队行动。但一到宿营地，她们又立刻分头开展工作，了解当地情况，宣传抗日道理，进行社会调查，摸清敌情、社情、民情。

她们在村口搭起简易舞台，演出的剧目《放下你的鞭子》成了最受战士和老乡欢迎的节目。樊西曼担任主角，饰演路见不平一声吼的青年工人“大老李”。一次，演到高潮部分，当“卖艺老汉”因饥饿无力表演而遭鞭打时，扮演“大老李”的樊西曼怒不可遏，一个箭步冲上台，对着台下振臂高呼：“住手！别打了！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有本事，咱们就打日本鬼子去！”

她的怒吼点燃了全场观众的情绪，台下响起雷鸣般的掌声和激昂的口号声。从此，“老李哥”的名号不胫而走。许多新战士看到这位留着短发、行事干练的“大哥”，都敬重地称呼她“老李哥”。

为战友整理遗容

1938年四五月间，老八团挺进皖中舒城、庐江、巢湖一带抗日前线。为开展群众工作、宣传动员并组织民众支援抗战，部队决定成立战地服务团，年仅23岁的樊西曼被任命为团长。

“这么年轻的女孩子，能扛得起这副担子吗？”面对质疑，樊西曼没有过多辩解，而是用实实在在的行动和卓有成效的工作，作出响亮的回答。

战地服务团的任务绝非文艺宣传一项，她们要随时配合主力部队参战，在炮火中迅速组织民工抢救和输送伤员。每一项工作都充满挑战，需要极大的勇气、智慧和付出。

在新四军蒋家河口战斗胜利后不久，几位女兵再度经受战火考验。1938年6月，老八团得到可靠情报，决定在桐城至舒城之间的大关、小关公路沿线设伏，袭击日寇运输车队。六连担任主攻任务，其他部队负责掩护和阻援。次日上午，当日寇运输车队进入伏击圈，战士们猛烈开火，发起冲锋。没有配发枪械的新战士，挥舞着大刀、红缨枪，勇敢地冲向敌人。最终，战士们毙伤日寇10余人，俘虏1人，并缴获部分物资。

激战中，六连的排长王文山不幸牺牲，多名战士负伤。战斗结束后，樊西曼和战友强忍悲痛，小心翼翼地将王文山和其他烈士的遗体抬下阵地。

在临时选定的安葬地，樊西曼打来清水，用布蘸着水，轻轻擦去王文山排长脸上的血迹与尘土，只为让他体面地走。没有像样的棺木，也没有隆重的葬礼，她找来一块木板，用刀刻上“抗日英雄王文山排长之墓”，然后庄重地鞠了三个躬。她紧握拳头，对着长眠的战友低沉而坚定地说道：“血债血偿，我们一定会替所有牺牲的战友报仇，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那一刻，她没有放声痛哭，但“报仇”二字，如同烙印般深深刻进了她的骨髓和灵魂。

战场上鼓励小战士

1939年春节，战士们准备欢度传统佳节之际，日伪军从合肥、巢县等地调集800余兵力，向驻扎于东山口、方老人洼一带的老八团发起进攻。

老八团在群众大力支持和配合下，迅速组织反击。战士们依托有利地形，一次次击退敌人的冲锋。枪炮声取代了鞭炮声，硝烟笼罩了整个春节。

战斗中，樊西曼和战地服务团的战友、医护人员并肩战斗在一线。他们穿梭于战壕之间，冒着横飞的弹片与流弹，奋不顾身地救护伤员。同时，樊西曼和战友们利用战斗间隙，在阵地上开展简短有力的宣传鼓动，为浴血奋战的将士们加油打气。

炮火连天中，樊西曼的身影格外活跃。突然，她看到一名小战士因为初次经历如此激烈的战斗而蜷缩在战壕里，显得十分害怕。樊西曼立刻明白了什么，毫不犹豫地冲过去，蹲在他身边，把自己的枪塞到他手里，用不容置疑的口吻说道：“别怕！拿起枪，跟着我，瞄准了打！为了咱们的家，为了死去的乡亲，跟他们拼了！”她镇定无畏的神情和铿锵有力的话语，瞬间给了小战士巨大的勇气。他举起枪，勇敢地向日寇射击。

这场艰苦的防御战，共毙伤日寇70余名，沉重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保卫了团部安全，更在群众中树立了新四军的威信。“四大金刚”和战友们英勇无畏、甘于奉献的形象，也深深烙印在当地军民的心中。

和群众“打成一片”

部队进入皖东地区后，斗争形势更加复杂严峻，日寇频繁“扫荡”，伪军助纣为虐，国民党顽固派时常制造摩擦。然而，即便身处如此艰难之境，樊西曼依然斗志不减，工作热情丝毫未退。

她和战友脱下军装换上便服，走村串巷，挨家挨户到老乡家里走访谈心。在街头巷尾、乡镇集市，战士们组织了一场又一场生动活泼的军民联欢会，演出《小放牛》《捉汉奸》《打鬼子去》等短小精悍、寓意深刻的话剧，教唱《新四军军歌》等抗战歌曲。这些贴近生活、通俗易懂的文艺形式，如春风化雨，将抗日救亡的道理深深植入人们心中。

通过细致扎实的工作，皖东民众被广泛动员起来，以各种方式支援新四军抗战：有人省吃俭用，捐款捐物，帮助部队渡过给养难关；有人腾出房屋，供新四军战士居住休整；许多热血青年踊跃报名参军，拿起武器保卫家乡；更有不少群众冒着生命危险，为新四军传递情报、带路作向导、协助掩护和治疗伤病员……皖东大地掀起轰轰烈烈的抗日高潮。

樊西曼的工作中没有空洞的口号，只有实打实的行动——帮孤寡老人挑水劈柴，帮贫苦农民春耕秋收，甚至帮村妇寻找接生婆。她的身影总是出现在群众最需要的地方。渐渐地，新四军老八团“四大金刚”的名号在皖东群众中传开。

多年后，老八团团长周骏鸣回忆这段往事时，特别称赞樊西曼等四位女战士：“那时她们到处写标语，宣传革命道理，组织群众，教群众唱歌，起了很大的作用。”战友黎立坚在回忆战争岁月时，也称赞四位女战士：“她们确实为团队做了很多工作，有坚强的意志，有革命必胜的信心，是妇女中的先行队，是妇女的骄傲。”

幼子寄养群众家中

1939年秋，根据中共中央“发展华中”“建立皖东抗日根据地”的战略决策，新四军以老八团为基础，扩编成立更强大的第五支队，罗炳辉任司令员。在罗炳辉的率领下，第五支队东进开辟皖东（后称淮南）抗日民主根据地。

1940年春，新四军第四、第五支队紧密配合，并肩作战，先后取得津浦铁路路西反顽战役和半塔集保卫战的重大胜利。至此，津浦铁路东西区域连成一片，淮南抗日民主根据地初具规模，成为华中地区抗战的重要堡垒。根据地政权建设，需要大批优秀干部充实地方领导岗位。“四大金刚”被派往盱眙等地，参与根据地的创建、巩固与发展工作。

樊西曼被任命为盱眙县（现属江苏）县委委员、组织部部长。她的工作重心也从部队战地服务，转向地方政权建设和党务工作。

此时，樊西曼已身怀六甲。然而繁重的工作和强烈的革命责任感，使她无法安心休养。她挺着日益沉重的身子，走遍盱眙县各个区乡，发展党员，巩固基层党组织。一次在四区调研时，她与好姐妹、四区区委书记杨寒一同下乡检查。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樊西曼突觉腹中蠕动，不禁皱起眉头。杨寒见状紧张地问：“姐，是不是要生了？”樊西曼说：“可能吧，预产期已经过了。”杨寒抱怨道：“姐，你不要命啦，多危险啊。”情况紧急，杨寒只好将她安置在一户可靠的农民家中生产。

孩子出生后，樊西曼又急着返回工作岗位。杨寒劝不住她，便说：“你休息几天可以出去工作，但孩子不行啊，还没满月，怎么能抱着到处跑呢？你要出去我拦不住，孩子就留下，我一定照顾好。”樊西曼只好把孩子留下，寄养在永丰乡一位基层干部家中。

直至1943年调离盱眙县，樊西曼方才将孩子接回身边。老乡们都说：“樊大姐真是拼出命来工作，是个真正的共产党员。”

胆识胜过“穆桂英”

在盱眙工作的三年间，樊西曼走遍了这里的山山水水。她善于发现并宣传群众中的先进典型。

当了解到三区妇女李九香机智勇敢地铲除下乡作恶的汉奸与日寇的事迹后，樊西曼立即组织人员将其事迹编写成朗朗上口、易于传唱的地方小调。这首小调迅速在根据地传开，极大震慑了周边伪军。很长一段时间内，伪军小股部队都不敢轻易下乡骚扰百姓。

1943年，樊西曼离开盱眙，先后担任天长、和含（和县、含山）、江全（江浦、全椒）等县县委组织部部长。定远县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时，她又担任中心区委书记。

在此期间，面对日寇、伪军、国民党顽固派三方势力勾结、“扫荡”频繁的险恶局面，她沉着应对，亲手击毙企图叛变投敌、危害地下党组织的叛徒。她常常只身一人，怀揣驳壳枪，深入敌伪据点周边乃至“拉锯”地区开展工作，建立秘密交通站，发展党员，搜集情报。

乡亲们无不称赞她胆识过人，胜过“穆桂英”。

第一位女铁路局长

解放战争初期，樊西曼随部队转移至山东枣庄。不久，组织安排她负责中国人民解放军二十四军留守处的工作。留守处既有伤员，也有战士家属和孩童，事务极为繁重。由于国民党反动派不断发动进攻，留守处屡陷险境，经常紧急转移。樊西曼周密组织，克服重重困难，不但保障了大家的安全，也为前方战士解除了后顾之忧。

此时，她已三十岁出头。当得知被选派到华东局党校学习时，她心情十分激动，认为这是提高理论水平和思想觉悟的宝贵机会，毅然把刚接到身边的孩子再次托付给老乡，背起背包，去党校学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樊西曼担任二十四军七十师后勤部政委。她1952年转业至地方，先后任南京、南昌铁路分局政治处主任，上海铁路局副局长，铁道部干部学校党委书记。周恩来总理曾称她为“中国铁路系统的第一位女局长”。

在单位，樊西曼是勤勤恳恳、忘我工作的好领导、好干部；然而在家庭中，面对四个子女，她常怀愧疚，自认不是称职的母亲。革命的烽火和建设的重任，使她无法像寻常母亲那样给予子女细致入微的照料和长久的陪伴。

为方便工作，单位为樊西曼配备了专车，但她严格规定子女不得乘坐，哪怕顺路也不行。她要求子女养成独立自主、不搞特殊化的习惯。

“文革”期间，樊西曼遭受冲击不幸被迫害致死。周恩来总理闻讯后深感痛心与惋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她的冤案才得以平反昭雪。

樊西曼和千千万万在民族危亡之际挺身而出的巾帼英雄一道，以血肉之躯和钢铁意志，证明了女性力量在国家存亡关头亦可化作捍卫家国、抵御外侮的坚实铠甲。她们的身影，永远镌刻在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壮丽史诗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