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城“75·8”洪水纪实 （周口档案里的故事）

遭受洪水灾害的项城。

1975年8月5日，河南驻马店遭遇历史罕见特大暴雨，4天累计降雨量达1631毫米，最大6小时降雨量830毫米。暴雨引发板桥、石漫滩等62座水库溃坝，60亿立方米洪水倾泻而下，形成东西300公里、南北150公里的汪洋区，造成1015万人受灾，官方统计死亡2.6万人，直接经济损失近百亿元。

1975年8月8日，洪水从平舆侵入项城。次日，板桥、石漫滩等水库相继溃坝，上蔡境内的洪水随之涌入项城境内，给项城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洪水汹涌奔腾，项城汾河以南的贾岭、李寨、三店、孙店、老城、新桥、付集等7个公社及高寺公社汾河以南区域（相当于7个半公社）全部被淹没，平地积水2米至3米，有的深达5米至6米，存留时间20天之久。

此次洪水来势汹汹，项城受灾严重。据项城《抗洪救灾报》记载，项城共有35.6万人受灾，房屋倒塌22万间，34人不幸遇难，淹没耕地55万亩，淹死牲畜7212头，损失粮食4046万公斤。当时电话尚未普及，信息沟通不畅，许多乡镇、村庄未能及时得到通知，洪水上涨速度快，不少人在睡梦中被洪水围困。

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项城人民展现出了顽强的抗洪救灾精神。1975年8月6日，项城县委、县革委召开紧急会议，成立抗洪指挥部，决定舍汾南、保汾北，随即动员全县20万名民工参加抗洪抢险，同时组织范集、永丰、官会及高寺3个半公社的5万名民工组成“抗洪敢死队”，日夜防守在汾河北岸，加高河堤，防止决口。80多岁的原范集镇路口村干部赵银朋回忆，当时他与范集公社抽调的“抗洪敢死队”成员日夜奋战，扛门板、截柳树、装草袋、堵决口。范集公社陈克宽书记带领部分群众在抗洪一线与洪水进行顽强斗争，誓死守护家园。

在抗洪抢险中，领导干部身先士卒。时任项城县委第一书记李济川同志，在当时遭受特大洪水、7个半公社近500平方公里土地水深2米、房屋倒塌、电话中断、食宿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涉水乘筏深入洪区，和群众同甘苦、共患难，极大地鼓舞了全县人民抗洪抢险的斗志。

李寨公社乔庄村党员干部带领几千名民工用木桩、秸秆等把河堤加高。共产党员张金言只身跳进激流闸内堵决口，差点献出生命。时任项城县新桥公社党委书记郭金义在抗洪抢险中身先士卒，没日没夜坚守在防洪大堤，千方百计解决灾民的吃住和治病问题，为抗洪救灾工作作出了突出贡献。永丰公社谷楼行政村党支部书记谷喜堂在接到公社紧急通知后，半小时之内组织4个村400名男劳力参加汾河固堤战斗，经过一天一夜的艰苦奋战，将负责的大堤增高1米、加宽3米，拦住了洪水。贾岭公社苏阁大队根据公社指示，组织全大队2000多名男女劳力修筑了4000多米的护庄堤，后又紧急转移2760名群众。当时全县共出动20万人的抗洪大军加固汾河大堤，经过半个多月的日夜奋战，普遍加高汾河北堤2米以上，做土方240多万立方米，确保了汾河北岸几个公社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军医疗队、各地慰问团纷纷来项城进行抢险、治病、慰问，汽车、拖拉机将各种救灾物资源源不断地运来。济南军区舟桥部队24小时急行军800公里，赶赴项城护堤防、修码头、架桥梁、抢救人畜；空军某部派出飞机为被困群众空投烙馍、救生器材等，在恶劣的天气和复杂的环境下，他们不畏艰险，多次执行空投任务，为救灾工作提供了有力的物资保障，为被困群众送去了生的希望；原解放军第八六医院医疗队成员邓诗超和所在的南京军区赴豫抗洪救灾医疗队在8月至10月奔赴项城执行医疗救护任务，他和队友冒着生命危险，收治住院病人140多人次，救治危重病人94人次，施行各类手术132例，体现了人民军队爱人民的本色。军民一起为项城“75·8”洪水救灾工作作出了巨大贡献，都是值得我们铭记的英雄。

洪水虽已退去，但“75·8”洪水的记忆永远留在项城人民心中。它让我们更加珍惜现在的美好生活，也激励人们不断加强水利设施建设，提高防洪抗灾能力，以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各种自然灾害。

转眼，“75·8”洪水已过去五十个春秋。在五十年后再读这段历史，每个文字里都渗出潮意。曾经吞噬村庄的洪流，如今化作水库监测屏上跳动的安全指数；那些在洪水中消逝的生命，正以另一种方式活着——活在每一次暴雨预警的鸣笛里，活在每一张应急演练的流程图中，活在每个孩子都能背诵的“遇灾先避险”口诀里。当我们轻轻翻动这些陈旧的档案资料，循着“75·8”洪水留下的痕迹，触摸到的不仅是历史的潮湿，更是一个民族在灾难中学会敬畏、懂得铭记、勇于重生的精神力量。它是人类与自然博弈的重要标志，也是文明在灾难中写下的破折号——指向过去，也伸向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