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千古 气贯长虹

◇司新国

或许是曾长期从事纪检监察工作的缘故，在我的印象中，芷兰是一个性格耿直、爱憎分明的人。她常着一袭旗袍，像是从民国时期走来的女子，温婉间带着几分清冷。然而，芷兰的文字是慷慨激昂的，读之令人热血沸腾。

我很喜欢芷兰的作品，尤其是她的散文集《温情与敬意》中的《八千里路云和月》。在这篇长达万言的散文力作里，芷兰以女性特有的细腻笔触与历史学者的严谨态度，以贺兰山为引，以岳飞为魂，以实地寻访为经纬，在八千里路云和月的追寻中，编织出一幅跨越八百年的历史画卷，完成了一次跨越时空的精神朝圣。

作为叙事起点，文章开篇即以“冀南新区人认为，《满江红》中的贺兰山就是新区境内的贺兰山，并对此坚信不疑”展开。不过，芷兰并未陷入冀南新区的贺兰山与宁夏贺兰山孰是孰非之中，而是以“昔时古战场，今日已成河北南部的活力之城……而贺兰山，因岳飞而成为一处绝佳的人文景观”表达了自己的立场。作者通过对贺兰山地理位置的定位，勾连起岳飞一生的活动轨迹——从汤阴故里到太行战场，从建康防线到朱仙镇前线。这种空间叙事策略使文章既有微观的具体性，又有宏观的视野，为读者构建了一个立体化的历史框架。她引用《鄂国金佗稡编》等史料，记述岳飞出生时“有大禽若鹄、自东南来”的异象，又在叙述岳家军战绩时精确到具体日期和兵力配置。这种对历史细节的执着追求，为文学想象奠定了坚实的史实基础，实现了历史考据与文学想象的完美交融。她描写岳飞在五岳祠立誓的场景：“面对五岳祠、面对‘神明’，岳飞所立的誓言，也是他毕生的追求。”寥寥数语，就让一个满怀报国热忱的青年将领形象跃然纸上。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对历史空白处的合理想象。如写岳飞与王彦的矛盾时，说“岳、王二人原本可以并肩作战，甚至可以成为生死之交，只可惜岳飞年少气盛”，这种基于人物性格的推演，既符合历史逻辑，又丰富了叙事层次。她对岳飞形象的塑造，打破了传统英雄叙事的单一维度，呈现出立体丰满的人物特征。她既写岳飞“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的治军严明，也写他“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惜死”的政治理想；既写他“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的豪情壮志，也写他“欲将心事付瑶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的孤独苦闷；既写他四次从军、四次北伐作为岳家军主帅的英雄气概，也写他“年少气盛”“擅自出战”加之任性“致君臣之间嫌隙渐生”的性格弱点。尤为难得的是，芷兰也揭示了岳飞作为普通人的一面：写他“生平第一次觐见宋高宗赵构”时的忐忑；写他收到十二道金牌时的无奈；写他狱中面对秦桧等人的迫害，唯有“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八个字的绝望。这种辩证的人性化书写方式，使岳飞从神坛走向人间，从符号回归人性，让高高在上的民族英雄有了温度，更容易引起当代读者的共鸣。

芷兰还通过不同历史人物的视角来丰富岳飞的形象。通过宗泽的赏识、张所的重用、赵构的猜忌、秦桧的陷害等多重复杂关系，全方位展现了岳飞在特定历史环境中的艰难处境。这种多角度叙事风格，使人物形象更丰满真实。芷兰作为女性作者对男性主导的战争题材的独特诠释，也丰富了历史书写的视角与深度。她没有简单重复岳飞“精忠报国”的主流叙事，而是关注英雄背后的情感世界。她写岳飞：“他天性至孝，自北境纷扰，意欲再次从军，又担心老母妻儿在战乱中难保周全。”这种对母亲的孝顺、对妻儿的牵挂、对家庭责任的纠结，展现了英雄背后的凡人情感；而写到岳飞被十二道金牌召回时，“十年之力，废于一旦”的痛惜，更是让人感受到理想主义者面对现实政治的无力。

同时，芷兰对岳飞悲剧的反思具有鲜明的现代意识：“岳飞被害仅仅是秦桧、张俊等人的责任吗？事实上，南宋朝廷实行主和投降政策，最关键的人物不是秦桧，而是宋高宗赵构。”这种突破传统忠奸对立简单模式的制度性思考，揭示了专制皇权下忠臣良将的普遍困境。作者对权力异化和赵构的心理分析也尤为精彩：“站在金国面前的赵构，是小心翼翼、瑟瑟发抖、可怜巴巴的‘臣构’，为了议和不惜任何代价，可以割地赔款，可以任由金国的使臣谩骂羞辱……”“高宗最忌讳谁提起北伐或者迎二圣还朝，若父兄归来，何以自处？”她描写赵构从“慷慨请行”的皇子到“靴中置刀”的皇帝的蜕变过程：“没有未来、没有希望，赵构彻底成为一个没有血性、没有骨气、自私胆怯的人。”揭示出绝对权力是如何腐蚀人性的。

作为一位深谙古典文学的作家，芷兰特别擅长通过文本精读揭示岳飞的精神世界。她将《满江红》与《五岳祠盟记》并置阅读，视为“姊妹篇”。她注意到《满江红》中“臣子恨，何时灭”的预言性质：“一语成谶。此恨，是宗泽之恨，是岳飞之恨，也是陆游、辛弃疾之恨。”对《小重山》的解析更是入木三分：“《满江红》慷慨激昂，《小重山》明丽婉转，虽然格调不同，但是不满和议、反对投降、收复中原的主题永远不变。”并引用龙榆生对《小重山》的评价：“一种激昂忠愤之气，读之使人慷慨。推其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这种将文学作品置于精神框架中的解读方式，使文本分析升华为价值传承。从《五岳祠盟记》的意气风发，到《满江红》的慷慨激昂，再到《小重山》的沉郁悲凉，这种创作轨迹的梳理，勾勒出一代名将的心路历程，也折射出南宋初年的政治气候。芷兰还注意到文学作品在历史传承中的特别作用。她指出：“每到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之际，《满江红》是战歌，‘还我河山’是口号、是旗帜。”这种对文学社会功能的认知，体现了作者开阔的文化视野。

文章最后一部分，芷兰将笔触转向对岳飞记忆的寻访。这是《八千里路云和月》最动人的部分，也是作者将个人生命体验融入历史叙事的尝试。在太昊伏羲陵岳飞观前，看到“浩然正气”的门楣时，“我的心情突然激动起来，不能自已”。她引用《淮阳县志》对“陈州大捷”的记载，还原岳飞与故乡周口的历史连接。这种地方史料的运用，不仅丰富了岳飞形象，也使宏大叙事落地为具体的地方记忆，增强了文章的感染力。

《八千里路云和月》的深层意义，在于它不仅通过文学形式保存和传递了集体记忆，而且最终指向精神价值的当代传承。芷兰以饱含深情的笔触，让岳飞这位八百多年前的民族英雄重新活在当代读者心中。这种记忆传承不是简单的历史复述，而是融合了考证、想象、批判与重构的创造性过程。正如芷兰所说：“读懂了岳飞，你就会明白，尽忠报国是血性，以身殉志伟丈夫，浩然正气是中华民族历经磨难仍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源泉。”这一论断将历史叙事升华为文化自信的表达，使文章具有了超越时空的思想价值。尤其是文章以西湖忠烈祠对联作结，更见作者匠心：“奈何铁马金戈，仅争得偏安局面；至今山光水色，犹照见一片丹心。”这种以文学意象收束全篇的手法，既保持了历史思考的诗意，又留下了况味无穷的空间，实现了文学创作深层的文化使命。

芷兰通过对岳飞精神的当代诠释，为我们这个时代提供了一种精神坐标：在功名利禄之外，还有更崇高的价值值得追求；在现实考量之上，还有更永恒的精神需要坚守。这或许就是岳飞精神穿越时空、在八百年后依然能够打动我们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