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天里迁徙的孤鸟

□魏晴

院角的梧桐叶刚被秋风吹下第一片时，我便知道，父亲这只候鸟，又要动身了。他总在这时变得格外沉默，蹲在门槛上擦拭那只旧行李箱。行李箱轮子上还沾着去年南方小镇的泥土，也仿佛沾着十几年前广州秋天的余温。

第一次陪父亲南下，是在我十七岁的秋天。火车还没启动，站台上的秋风携着寒意，卷起铁轨边的碎落叶，直往人衣领里钻。父亲突然说：“你在这儿看行李，我去买袋热栗子，路上能暖手。”我看着他裹紧旧外套往栗子摊前走，风掀动了他的衣角，枯瘦的身躯在风里微微打晃，像一张被秋风绷紧的弓，每一步都得得艰难。

栗子摊前排着长队，煤炉里的烟裹着焦香飘过来，呛得父亲弯下腰咳嗽不止。咳嗽声撕扯着秋风的寂静，像破旧风箱在艰难地鼓动，每一次抽拽都仿佛要耗尽他胸腔里最后一点热气。终于轮到父亲，他从怀里掏出用塑料袋裹了两层的零钱，数了许久。买栗子回来时，父亲一手拿着袋子，一手捂着嘴还在轻咳。“刚出锅的，快揣怀里暖着。”栗子的热气透过袋子，把他常年冰冷的手焐得暖了些，连带着掌心的薄茧都有了温度。

绿皮火车载着我们往南去，车轮与铁轨碰撞出“哐当哐当”的声响，一路颠簸走了二十多个小时。车厢里满是泡面味和陌生人的鼾声，我蜷在硬座上，头枕着父亲的腿。他怕硌着我，脱下外套，叠成小枕头垫在我头下，没一会儿我就酣睡过去。醒来时已是后半夜，月光从车窗透进来，落在父亲布满血丝的眼睛上。他手里拽着我的外套，外套里包着那袋没吃完的栗子，余温还在。脚边的行李袋被他牢牢抵在座位下，里面不过是几件换洗衣物和他的药罢了。

车过韶关时，窗外的树渐渐染了浅绿。父亲指着窗外说：“你看，南方的秋天不落叶，暖得很。”我那时不懂，只是含糊地应着。

父亲查出肺气肿晚期，家乡的秋，成了他命里一道过不去的坎。不是怕金黄的稻穗压弯腰，也不是怕桂花香得人发醉，是怕秋风里的寒意——每一次呼吸都像小刀子刮着他的肺。他的身子越来越沉，开始独自年年迁徙，不等枫叶红透，就揣着病历本往南方去。还是用那个旧行李箱，轮子上的泥换了一茬又一茬，里面除了换洗衣物、奶奶晒的干菜，还有几盒父亲续命的药。

去年送他去火车站，他咳着往我手里塞了袋炒栗子：“南方的秋天暖，就是没有咱家这栗子香。”我看着他佝偻着背，一手拉着行李箱，一手捏着车票，慢慢走进人群里，背影在秋阳里缩成小小的一团。

今年的秋天来了，父亲的车票该买了。我在网上查南方的天气，想告诉他那里的桂花该开了，却突然想起，从我十七岁坐那趟绿皮火车开始，父亲迁徙的每一个秋天，不是在躲避秋凉，而是在躲着生命里的寒冬——是想多陪我们看几轮花开花落。

原来他不是候鸟，而是秋天的孤鸟，用一次次艰难的迁徙，为我们衔回一个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