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蛮1964年留影。

1940年，鲁艺美术系部分教师合影，前排右一为胡蛮。

1939年，胡蛮（右一）与丁玲、萧三在延安。 埃德加·斯诺 摄

《中国美术史》部分版本。

栏目顾问：顾之川 策划：王健

□记者 王锦春 付永奇

阅读提示：

在20世纪中国美术发展史上，从周口扶沟走出的胡蛮具有重要地位和影响：

他的作品曾获得齐白石、徐悲鸿的喜爱。

他组织发起左翼美术活动，与斯诺、史沫特莱亲密交往。

他被称为鲁迅先生的好学生，如今上海鲁迅故居中仍陈列其作品。

鲁迅、宋庆龄帮助他赴苏联学习和进行文化交流。

共产国际中国支部负责人介绍他入党。

他曾担任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教员，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

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美术史著书第一人。

专家学者对他的思想、贡献进行系统研究。

回到延安 任教鲁艺

胡蛮初到延安，被安排到鲁迅艺术学院（简称鲁艺）美术系担任教员。他从苏联归来，历经艰险带回很多介绍苏联艺术家的画册及印刷品，供师生观摩学习。这批资料第一次系统地向延安介绍了苏联美术和苏联革命时期名家美术作品，在鲁艺引起热烈反响。

在繁忙的教学工作之余，胡蛮坚持创作，用从苏联带回的油画、水粉颜料，有时用自制的画纸，画了几十张速写、油画和水粉画，包括1942年在延河岸边所作的油画《火焰驹放青》、水粉画《延安桥儿沟村头小景》，1945年画的铅笔速写《延长石油厂的钟》，1946年创作的油画《贫农宜兴盛肖像》，以及1947年创作的油画《李伯钊在延安住过的窑洞》《陕北雪景》等。 这些作品至今仍由鲁艺珍藏。

在延安时期，胡蛮曾先后担任过延安美协第二届会务委员，鲁艺美术研究室主任、美术系党支部书记，鲁艺教员组党支部书记、美术系教员组组长、生产小组组长，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执委、美协执委，《延安文艺》编委，中央党校文艺工作研究室美术组组长及边区文联常务理事等职务。

敢于争论 直指要害

延安当时云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美术家，版画、漫画、雕塑等创作形式多样，观点与流派纷呈，思想争论一度非常激烈。在这些争论中，胡蛮的立场和观点引人注目。

1941年陕甘宁边区美协举办第一届美展后，胡蛮在《解放日报》发表了《目前美术上的创作问题》一文，对美展提出批评，认为就创作内容来说，美展中只看见大量类似“风俗画”的作品，美术家不去了解和描写人民的现实生活中所显示的政治。胡蛮认为这反映出一个严重的缺点——轻视政治命题，偏重自由创作。其根源就是错认为艺术和政治是两回事，是不相干的，是分离的，并由此产生了“艺术第一”的谬论。他在文中肯定了鲁艺木刻工作团在敌后运用民间水印技术进行的套色木刻的创作，认为是深入生活、向群众学习的结果。胡蛮强调，美术创作不能不反映社会生活，并且有意无意表现着某一阶级某种程度上的政治意识，具体来说就是艺术主题要配合一定时期的形势和政策。文章发表后，立即引起一些美术家的反驳，他们认为一个批评家应该看重作家的生活和技巧，不能机械地强调“政治”。

显然，这场争论代表了两种立场。胡蛮比较侧重艺术应为政治服务，较早意识到了美术的革命性、大众化的要求。

1942年2月初，鲁艺三名美术家举办作品联展，在鲁艺引起一场轩然大波。他们醉心于以马蒂斯、毕加索为代表的现代派绘画，特别欣赏其色彩、线条所构建的形式美，主张革命美术也应该学习和效仿西欧现代派绘画风格。胡蛮等人表示坚决反对，认为在延安公开提倡这种脱离生活、脱离人民、歪曲形象，并专在艺术形式上下功夫的所谓现代派绘画是错误的。胡蛮等人指出，这种观点完全不符合革命实际需要，与广大人民的欣赏习惯格格不入。这场争论在当时被称为“马蒂斯之争”。

理论研究 首开新路

美术创作之余，胡蛮将主要精力投入美术史研究。当时延安美术创作十分活跃，理论研究却鲜有人涉足，胡蛮是为数不多进行理论研究且极其活跃的一位美术家。

作为美术研究室主任，胡蛮为满足教学所需，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美术史。1940年，他在鲁艺历年授课讲义的基础上，第一次利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法创作完成了《中国美术史》初稿。胡蛮从造型艺术的本源入手，阐述了美学对社会发展和变革的重要影响，充分肯定了人民群众在美术创作中的历史地位，首次将美术工匠与从事美术劳作的奴隶写入美术史。他提出的“人本位”文艺观点，与毛泽东“文艺为人民”的思想高度契合，对中国美术史研究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

这部学术巨著于1942年完成排版，1946年3月在延安出版发行。自抗战时期至新中国成立后的1963年，多次再版。胡蛮由此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美术理论研究的先行者。

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

1942年5月2日至23日，延安文艺座谈会分三次召开。延安的美术工作者包括胡蛮共有10多人参加。参会者热情饱满，从鲁艺步行至杨家岭听报告，来回30多里，谁都不在乎辛苦。

5月23日第三次全体大会是最后一次会议，气氛更加热烈。讨论结束后，趁着夕阳的余晖，大家一起合影。百余人分成几排站立，毛主席、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坐在前排中间。这张合影成为珍贵的历史见证，胡蛮亦在其中。

合影中还有一位来自周口的女作家曾克。从照片上看，他们二人位置很近，不知道当时他们是否熟悉。

当天晚上的会议，由于参会人员众多，不得不临时改在室外举行。在明亮的汽灯下，毛主席发表总结讲话，提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胡蛮倍感振奋，深受鼓舞，更加明确了前行的方向。此后，根据延安文艺座谈会精神，胡蛮多次修订《中国美术史》。

胡蛮在延安时曾多次参加会议聆听毛主席讲话。这次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前，毛主席与同志们一一握手，询问名字，问到胡蛮，胡蛮回答“叫胡蛮”。5月23日，下着雨，胡蛮穿着雨衣一早来到杨家岭。毛主席正在大礼堂前散步，主动与他交谈，问胡蛮：“是哪里人？”胡蛮回答：“是河南扶沟——黄泛区人。”毛主席又对他说：“听周扬同志说过，你在写《中国美术史》。”

延安时期是胡蛮美术生涯中为党的美术事业贡献最大的时期。作为最早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美术理论家，他撰写了大量有关美术上的民族形式问题、国外美术批判研究问题以及配合当时时局的文章，先后发表在《解放日报》《文艺突击》《中国文化》等报纸刊物上，部分宣传党的文艺方针的重要文章被各解放区报纸转载。他还征集各解放区优秀美术作品，在边区大礼堂主持举办规模盛大的展览会，并于1946年1月24日在《解放日报》发表《解放区的木刻——新年木刻展后记》一文。

抗战胜利后，鲁艺大部分师生前往新解放区，胡蛮留守负责善后工作。1946年3月鲁艺留守工作结束后，胡蛮被调到中央党校文艺工作研究室，担任美术组组长。在中央党校，他参加群众运动及学习，深入农村了解农民生活，组织并参与创作油画、连环画，并以“拉洋片”形式在延安、陇东等地展出，取得良好宣传效果。1947年，胡蛮随中央党校撤离延安，转战陕北，后到华北解放区工作。

“爱改名字”“戒烟故事”

延安岁月，是胡蛮一生都不能忘记的。新中国成立后，延河两岸、鲁艺校园的往事，被他补写进日记里。

在延安，胡蛮以研究美术理论闻名，其实也是一个有趣的人，被称为“爱改名字的鲁艺教员”。

他原名王钧初，1935年到苏联后先后改名为“苦力”“罗思”，取齿轮与螺丝钉之意。回到延安后改名为“王洪”，后又改为“旺红”。后来因有人取笑这个名字不像男人的名字，他又取名“胡蛮”。1947年，胡宗南进攻陕北，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称胡宗南为“胡蛮”。胡蛮闻讯不安，又将名字改成“祜曼”，并向同志们解释说这是外语中“人道”的意思。

胡蛮曾回忆，1945年八九月间的一个晚上，毛主席在延安交际处召集几十名干部讲话，动员干部到东北去。毛主席一到会场，便逐一与大家握手，并询问每个人的名字。当听到“胡蛮”时，还特意问是哪两个字。胡蛮因有意将“胡蛮”改为“互曼”，就报告说：“如把‘胡蛮’改成‘互曼’是不是好些？”毛主席听后点了点头，但没说可不可以。随后在讲话中，毛主席提到“哪里有人民就到哪里去”，并明确表示自己会留在延安，名字也不会改。胡蛮听后，遂放弃改名之想，认为“胡蛮”这个笔名已用久了，改起来也不容易。　

当时来延安的革命青年大多改了名字，以示革命的决心。胡蛮改名次数相对较多，成为鲁艺一段趣谈。

著名漫画家华君武与胡蛮在鲁艺共事，曾讲述其戒烟轶事：胡蛮当年居住在鲁艺东山，烟瘾很大，常持烟斗，配一个装烟丝的橡胶烟荷包，在当时物资匮乏的延安十分难得。有一天，华君武看见胡蛮在窑洞前的半山草丛里找东西，后来才得知他前一天决心戒烟，把烟斗和烟荷包都扔下了山，第二天烟瘾犯了，又顾不得面子找回了烟具。新中国成立后，华君武以胡蛮戒烟为题材创作漫画《决心》，还写了《胡蛮戒烟和改名》等怀念文章。

《决心》后来成为中国漫画史上的经典作品，其灵感正来源于胡蛮这段真实而生动的往事。

为先烈寻找安息处

1949年6月，胡蛮从石家庄的华北人民政府图书文物管理委员会，调到新成立的北平市委文艺工作委员会，承担起筹建新中国美术机构并开展相关领导工作的重任。

有段时间，胡蛮从城内到石景山钢铁厂体验生活，每次往返都经过西郊的八宝山。细心的胡蛮发现，在八宝山一处醒目位置有座日军建的“忠灵塔”。他认为，这座印证日军侵华罪行的建筑应当拆除，并将此地改建成为革命先烈安息的地方。

1950年，新中国成立不久，胡蛮便致信时任北京市人民政府秘书长薛子正，提出这一建议，迅速获得政府支持。在中央和北京市人民政府的统筹推动下，八宝山革命公墓不久落成，从此成为首都人民举行重要悼念活动的庄严场所。

1953年8月，胡蛮出席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会上，有人就北京城墙存废问题征求他与梁思成的意见。胡蛮回答：“城墙要不要，要看实际需要。”

新中国成立后，胡蛮历任北京市文联常务理事兼研究室主任、北京市人民美术工作室主任、北京市文化局副局长。在繁忙的行政工作中，他一直致力于颂扬工农兵题材与祖国建设主题的优秀美术作品，同时批评那些与时代精神相悖的文化现象。他先后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北京日报》和《美术》等报刊上发表数十篇理论与评论文章。20世纪50年代末，胡蛮辞去行政职务，潜心投入中国美术史与画论研究。

常忆鲁迅先生

1963年6月28日，上海大雨滂沱，胡蛮立于鲁迅先生墓前，将无尽追念化作诗句，题写于照片上：“壮怀展众志，涉事临大节。赠言长纪念，万里渡风雪。”

胡蛮重访大陆新村鲁迅故居，看到20多年前作为临别赠礼的《读〈呐喊〉图》依然陈列于此。鲁迅亲切、幽默的神采依旧，令胡蛮心绪起伏，难以平静。在鲁迅故居门前，胡蛮回忆起当年与鲁迅分别的情景，对身边的人描述：“当时鲁迅先生送我到门口，许广平先生带着海婴也出来相送。鲁迅先生说‘再见’，我也说‘再见’。想不到那一别，竟成永诀。”

鲁迅生前对胡蛮非常器重和爱护，胡蛮也视鲁迅为人生导师。1936年10月，鲁迅去世，胡蛮正在苏联，获悉噩耗，立即写出《鲁迅先生逝世哀感》和《鲁迅的美术思想》两篇文章，发表于中国共产党在巴黎创办的《救国时报》。他的文章，与萧三、瞿秋白夫人杨之华纪念鲁迅的文章，共同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海外最早、最重要的鲁迅纪念文献。

在延安时期，胡蛮始终没有忘怀曾经指引自己成长的鲁迅先生。每逢鲁迅逝世纪念日前夕，他必撰文抒怀，如《鲁迅在生活着》《鲁迅的最深苦痛》《鲁迅的艺术活动》《纪念鲁迅》等，篇篇凝结着深切的追思。

新中国成立后，胡蛮仍多次发表文章，纪念鲁迅先生。

呕心名著 成就经典

在繁忙的工作之余，胡蛮一直保持着写美术工作日记的习惯，详细记录了从新中国成立初期至“文革”前，他所参与和负责的中央及北京市的一些重要美术活动。这些珍贵的文字，为新中国早期美术史留下了一批真实可靠的一手档案。

“文革”期间，胡蛮被打成“中国美术界最老的反动学术权威”。1979年，他带病出席全国第四届文代会，之后一直从事中国美术史理论研究工作。

《中国美术史》是胡蛮倾注毕生心血的代表作。自问世以来，胡蛮多次修订完善。他多次表示，由于时代所限，书中存在不足，希望有机会重写。新中国成立后，他补充了第十二章，新增“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和新中国美术”等内容。该书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文革”前全国美术理论专业的教科书。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胡蛮已是两鬓浓霜的老人。他身患冠心病、肺气肿等多种疾病，却依然坚韧勤奋，继续从事《中国美术史》的修订充实工作。他曾亲赴洛阳、郑州、西安等地实地考察，收集大量史料。遗憾的是，在刚刚修改完难度很大的先秦部分后，他就病倒了，未能完成全部修订工作。

这位一生追求美、探索美的著名美学家，不得不接受最心爱作品的“残缺之美”。

虽有缺憾，仍是经典。

近年来，陆续有专家学者以胡蛮为研究对象，相关论文、论著不断涌现，胡蛮的思想与成就影响至今。

今天，全国各地的参观者来到延安，走进鲁艺文化园区东山胡蛮纪念馆，仍能见到《中国美术史》这部皇皇巨著。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新华社推出《红色印记·讲不完的延安》系列节目，曾专题讲述“窑洞里诞生的《中国美术史》”，将这段历史再次带入公众视野。

小院里的“怪老人”

亲历20世纪中国美术风云的胡蛮，在普通人眼里是怎样的形象？1986年，《北京晚报》刊登了一篇题为《小院里的“怪老人”》一文，描述了一名晚辈眼中的胡蛮：

“他看上去有七十多岁了，头颅和脸盘都很大，微驼着背，进进出出，忙忙碌碌，嘴里经常絮絮叨叨的。有时会无端地骂将起来。院子里孩子多，他经常带着孩子们唱‘大生产’之类的歌，都是延安时代的。有时常带着孩子们喊起口号来：‘打倒坏东西！’‘打倒鬼子！’他的夫人这时就忙搀他进屋。

“不久我就知道，这位老者就是胡蛮！我在学生时代读过他的《中国美术史》和其他著作。他是那位我久已仰之的美术理论家、艺术教育家和画家！他就是鲁迅先生深为爱护和器重的学生！1935年国民党政府追捕他时，是鲁迅和宋庆龄把他送到苏联去的。

“就是他。我发现他也时常安详地坐在自己家门前，沉思着。一次，我终于怀着敬意走到他面前，向他问候。老人显得由衷地高兴，让我坐在小板凳上，慢悠悠地同我谈天。他学识渊博、谈吐爽直，警句、妙语迭出。熟了，我们也谈到形势；他骂，我点头。谈得投机，他就骂起来，河南话夹着北京话，骂得痛快！我们常常这样谈，成了忘年之交。

“后来，小院里的艺术家们都搬进了新居，分开了。见面时还互相询问。尤其关心胡蛮同志，听说他八旬高龄，还在埋头著述。”

游子终于“回家”

1986年8月22日，胡蛮在北京与世长辞，享年82岁。

多年来，家乡人一直盼望着游子的归来。在他的追悼会上，亲人特意从周口扶沟千里迢迢带来一束谷穗、一束高粱，放置在他的遗像前。豫东平原的小米、高粱养育了他。这沉甸甸的穗粒，是故乡土地的馈赠，也承载着一个朴素的愿望——希望他在天之灵，还能记起家乡的味道。

胡蛮逝世后，遵照他的遗愿，骨灰被撒进河南境内的黄河。那位曾与家庭决裂的游子，终于又“回家”了。

胡蛮，当代中国美术史的重要人物，其艺术轨迹贯穿于20世纪左翼美术时期、留苏时期、延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的建设时期。作为新中国美术革命活动的组织者、记录者，胡蛮的名字将永远留在中国美术的历史长河中。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