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口古典诗词散论

冯剑星

中原腹地，沙颍奔流，周口这片古老的土地，承载着华夏文明的厚重与陈楚文化的沧桑。追溯《尚书》中《五子之歌》的忧患之初啼，经《诗经·陈风》的婉转吟唱，至于“建安风骨”中应氏兄弟的慷慨悲凉之声、魏晋六朝谢氏家族的玄风流契之辞、大唐过客的隆隆车马、大宋士大夫的樽酒游乐，直至近代朱寯瀛、张伯驹、袁克文等人的风雅瑰丽，周口的诗词长卷穿越三千年时光，以其独特的地域气韵与人文积淀，勾勒出一幅波澜壮阔的诗意图谱。这是一幅“子之汤兮，宛丘之上兮”的《陈风图》大轴，也是为老子《道德经》所作的最有诗意的注释，更是三川之水镌刻在时光里的浩浩水汽。

陈风古韵与地域文化的奠基

《五子之歌》出自《尚书·夏书》，以朴素的语言道出了“民为邦本”的永恒智慧。这组诗以诗为讽劝的现实性和文学性，可为后来现实主义诗歌的滥觞，更可以视作周口文化的源头。

《诗经》十五国风，《陈风》十首独树一帜。其魅力不仅在于艺术成就，更在于其作为地域文化基因的奠基作用。“衡门之下，可以栖迟。泌之洋洋，可以乐饥”（《衡门》），诗人以陈地特有的简朴意象，勾勒出安贫乐道的精神图景。其审美特质，如朱熹所言，“陈风民俗淫奔，好巫觋歌舞”。《宛丘》“坎其击鼓，宛丘之下。无冬无夏，值其鹭羽”，那巫舞不息的炽热场景，正是陈地“尚巫重祀”民风的生动投射。这种对生命本真激情的礼赞，为后世的周口文学注入了一股原始而蓬勃的生命力。

《陈风》奠定了周口诗词三大基石：一是对现实生活的深切观照与朴素表达，以诗为刺的委婉深刻的讽喻作用（如《株林》《墓门》）；二是对地域风物与民俗的自觉书写，地理性坐标的反复突出，这也直接影响了今天“周口作家群”的创作主旨（如《泽陂》《宛丘》）；三是古典浪漫诗意的启蒙，人性舒展美学的表达，这一点对于周口文化浪漫且深情的表达尤为关键（如《月出》《东门之枌》）。它们如不竭的源泉，滋养着后世周口文人的创作灵感。

名门士族的累世传承

东晋南渡之后，南朝士族，以陈郡阳夏（今太康）谢氏家族为代表的文化世家绵延数百年，将周口诗词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

谢氏家族的诗歌成就，是周口地域文化与时代精神共同孕育的硕果。一方面，汝颍流域深厚的儒学积淀与清谈玄风，为士族精英提供了丰沃的思想土壤。另一方面，家族内部浓厚的文化氛围与精英文脉的累世传承，如谢安对子侄辈“雅道相传”的悉心引导，使得文学创作成为家族身份与修养的重要标志。谢氏家族的诗风或蕴藉从容（谢安），或清雅玄远（谢万），或开风气之先（谢灵运、谢朓），整体上呈现出清朗俊逸、寄兴高远的“名士风流”，极大地丰富了周口诗词的美学维度与精神海拔。

过境名家的笔墨风华

唐代诗歌星空璀璨，行经周口的诗人如张九龄、李白、张继、李商隐等，虽非生于斯，却以其生花妙笔，为周口人文注入了不朽的诗意。

李白与陈地颇有渊源，曾三次莅临陈州。特别是大唐开元十四年（公元726年），文艺青年李白从扬州而来，买船北上，特意来到陈州，拜谒陈州刺史李邕，留下了名篇《上李邕》，又留下《送侯十一》《颍阳别元丹丘之淮阳》。李商隐的《淮阳路》“断雁高仍急，寒溪晓更清”，将荒村野水之景承载了沉郁的羁旅愁思。李密的《淮阳感秋》“金风荡初节，玉露凋晚林”，张九龄的《旅宿淮阳亭口号》“暗草霜华发，空亭雁影过”，张继的《晚次淮阳》“月明潮渐近，露湿雁初还”，都尽显羁旅之愁思、唐诗之气象。

这些过境名家的独特贡献在于他们以卓越的诗歌艺术，将周口的地理坐标和自然意象提炼、升华，赋予其深刻的情感内涵与文化象征意义，使其超越了地域限制，融入诗歌的经典意象。他们的书写，是外部视角对周口之美的发现与重塑，极大地提升了周口在中国文学版图中的声誉，使得唐诗的气象和本土的文化进行了交融和升华。

大宋士大夫的“陈州圈”

北宋之际，陈州作为京畿的南门，地理位置尤为重要，特别是以蔡河为主的水路，更是出入京城的必经之路。陈州知州多为朝廷重要官员，如张咏、晏殊、范仲淹、狄青等。正因为地理位置和政治中心的关系，陈州文化圈在宋代尤为繁荣，士大夫诗酒文章、笔墨丹青，多有佳作传世。

苏轼数次途经陈州，有70余首诗词谈及陈州。他与弟子张耒酬唱甚密，与陈州本土文化界渊源颇深，如张方平、李宗易等。其《次韵子由柳湖感物》“惟有柳湖万株柳，清阴与子共朝昏”，状物抒情，何其切切！苏辙在陈州三年，与陈州的关系自不待言。张耒长期寓居陈州，其诗集名曰《宛丘集》，其《谒太昊祠》云“千里垂精帝道尊，神祠近正国西门。风摇广殿松杉老，雨入修廊羽卫昏。日落狐狸号草莽，年丰父老荐鸡豚。旧游零落今谁在，尘壁苍茫字半存”，充满对这片土地的深情。其他如刘颁、刘敞、宋祁、向子諲等重臣名士，皆曾卜居于陈州，多有佳作，如向子諲词《虞美人》，其小序云“与赵正之宛丘执别，俯仰十有余年。匆谩相逢，又尔语别，作是词以送之”。

宋代周口诗词的特点在于“交融”。一方面，是苏、张这样的文坛领袖与地方文人的深度互动，促进了文学思想的碰撞与传播。另一方面，张耒作为“本土关联者”，其创作标志着周口地域文化对外来大家影响的消化与沉淀。他的诗风平易自然，关注民生疾苦（如《劳歌》），既承袭了《陈风》的现实主义精神，也融入了宋代诗歌的理趣与日常。

明清名家及张伯驹的故土情结

元明以降，虽然有很多名家侨居、经过周口，但多行色匆匆，代表人物以明代“前七子”的李梦阳为主。李梦阳（1473年~1530年）作为明代中叶最有影响力的诗文大家之一、“前七子”的领袖人物，高举“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大旗，力倡复古之风，影响巨大，名重天下，俨然成为明代中期文坛的执牛耳者。《明史》载其“皆卑视一世，而梦阳尤甚……天下推李、何、王、李为四大家，无不争效其体……七言律自杜甫以后，善用顿挫倒插之法，唯梦阳一人”，可见其文学成就之一斑。李梦阳祖籍扶沟，晚年长居开封，因为两地距离不远，多次回到扶沟，以扶沟人自居，留下诗文多篇，如《饮张氏芳园会诸君子》《再游张氏园》《寓扶亭》等名篇。李梦阳写的《上梁文》称赞扶沟“里仁为美，昼锦称荣。伊兹礼乐之区，是我桑梓之域。廿年登路，慨南北东西；百载还乡，赖鬼神天地”，更见其殷殷乡情，为周口诗词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清代，词坛巨匠陈维崧长期侨居商丘，多次来周口游历，留下词坛佳作多篇，如《念奴娇·送钮书城之任项城》《念奴娇·用前韵酬鹿邑张子武》《沁园春·客陈州使院花朝作》等。

近代以来，风云激荡，周口诗词在张伯驹身上焕发出新的光彩。这位项城籍文化巨匠的词作深得周邦彦、姜夔精髓，典雅精工，能为婉约，能为豪放，高处在宋人之间，与姜夔、东坡不遑多让。著名学者寓真先生评价说：“张伯驹的文化贡献第一是词学，第二才是文物鉴赏。”张伯驹的诗词作品如《丛碧词》《春游词》《秦游词》《雾中词》《无名词》《续断词》《氍毹纪梦诗》《氍毹纪梦诗注》《洪宪纪事诗注》《乱弹音韵辑要》等，不仅代表了周口文学的成就，也代表了近现代诗词的成就。

张伯驹与其父张镇芳眷恋故土，诗词之中多言乡情之惆怅，如张镇芳的《端午思乡》“计日村村将打麦，风吹万顷想云黄”，《自嘲》中“南望乡云归浩劫，无家何处饮廉泉”等诗句，最见作者衷肠。张伯驹的诗词创作，也是以宦游者的身份道及乡愁之殷切，如其诗云“根本计疏固梓桑，大风歌竟不还乡。国贤尽节延年死，猛士无人守四方”“乡号重瞳旧比邻，红梅共画痛姻亲。兴亡闯尽垂垂老，我亦新华梦里人”，特别是他著名的联句“地属魏吴分两翼，乡因舜羽号重瞳”，以此来为老家项城作论，并让著名篆刻家陈半丁特意治“重瞳乡人”一印，以为不忘故土之意，并在诗后自注云：“项城为项羽先世封地，城东尚有项羽城。其地又旧属陈州府，为舜都地。太史公《项羽本纪》云，‘舜重瞳子，羽亦重瞳子’。故余有印曰‘重瞳乡人’。”他毕生致力于抢救流散的国宝，守护的不仅是文物，更是中华文化命脉，其精神内核与陈地先贤重视文脉传承的特质遥相呼应。张伯驹以其卓越的创作与文化担当，为周口诗词谱写了厚重的现代华章。

土地与诗心的永恒对话

纵观周口三千年诗词长河，两条主线清晰可辨：深扎沃土的本土力量与辉映山河的过境星光。前者如应玚兄弟的汉魏风骨、谢氏家族的魏晋风流、张耒的宋韵陈情、李梦阳的复古高歌、张伯驹的近代绝响，他们或祖籍于此，或生于斯长于斯，或归根于此，其创作饱含对这片土地的深刻体认与文化基因的自觉传承。后者如李白的淮阳浩叹、李商隐的淮阳羁愁、苏轼的柳湖哲思，他们以行者的敏锐目光捕捉周口意象，将其点化为承载普世情感的文学符号。

周口诗词的独特魅力，根源于这片土地深厚的历史积淀与独特的文化气质——陈风古韵中的率真炽热与巫觋之风，塑造了其浪漫而贴近生命的底色；汝颍流域的儒学传统与清谈玄风，赋予了士人高远的精神追求；沙颍河水的滋养与平原的坦荡，则孕育了兼容并蓄的胸襟。正是这方水土的独特禀赋，不断吸引、滋养、重塑着历代诗人的心灵，催生出风格各异却同样动人的篇章。

今日的周口，沙颍河水依然奔流不息，太昊伏羲陵的古柏苍松与弦歌台的琴音仍在诉说着古老的故事。“周口作家群”井喷式的创作，在全国脱颖而出，成为周口特色的文化品牌。周口优秀的古典诗人如孟庆武、张华中、瘦丁、露白、王东、曾广彬、胡剑波等，继承陈风的文化血脉，吟咏不辍。回望这跨越千年的诗词长卷，我们听到的不仅是陈风古韵的悠扬、魏晋名士的高咏、唐宋大家的绝唱、近代大家的慷慨，更是中原腹地文脉在时间长河中的深沉回响。这些散落在沙颍河两岸的珠玉之篇，是周口最珍贵的文化名片，不仅属于历史，更应成为滋养当代、启迪未来的精神源泉。守护这份遗产，倾听这片土地上的永恒歌吟，便是守护我们周口人生生不息的文化之根与创造之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