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身革命即为家（周口红色记忆·抗战故事）

1984年，刘朝中、王国英在广州的合影。（资料图片）

宣传报道总策划：王健

□记者 王锦春 王吉城

在中华民族抵御外侮、争取解放的征程中，无数革命伴侣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兴亡紧密相连。西华县新四军老战士刘朝中与王国英，便是这样的典范。

他们从抗日烽火中走来，历经战场厮杀、生死考验与骨肉分离，始终秉持“投身革命即为家”的信念，坚守初心，用一生践行对党的忠诚、对民族的担当。1962年2月，刘朝中参加党的“七千人大会”，受到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集体接见并合影，这成为家族的骄傲。

求学期间结识皮定均

1915年农历正月二十四，刘朝中出生于西华县黄桥乡西湖村一户大户人家。因连年灾荒，刘家家境并不宽裕，刘朝中直到十来岁才第一次穿上新衣。

他先是在村里的私塾读书，后进入县立高等学校继续学业。早年的贫困生活，使他对贫苦百姓满怀同情，也坚定了他投身革命、改变现状的决心。1931年，刘朝中离开家乡，前往开封黎明中学求学。

年少的刘朝中如饥似渴地汲取知识。寒夜里，他常点着煤油灯读书至天亮，思想远比同龄人成熟、深邃。

在黎明中学期间，对刘朝中影响最大的是他的语文老师——后来成为我国著名将领的皮定均。当时，皮定均以教师身份作掩护，在校从事地下革命工作。皮定均十分欣赏忠厚老实的刘朝中，认为其有思想觉悟与上进心，常借鲁迅、吴晗等人的进步书籍给他阅读，还时常与他单独谈心，鼓励他接受进步思想，为解救苦难中的百姓而奋斗。

在刘朝中心中，皮定均如同偶像，其忧国忧民的情怀与远大理想深深感染着他。刘朝中将老师的教诲当作人生信条，还定期向皮定均汇报思想。

后来，皮定均的身份被国民党察觉，学校作出开除他的决定。在一个秋风萧瑟的傍晚，刘朝中带领全班同学与老师告别，眼中满是泪水。皮定均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鼓励他：“继续努力学习，做正直的人。”刘朝中含着泪坚定地点了点头。

皮定均转身离开的那一刻，一颗革命的种子已在刘朝中心中扎根：要像老师一样，做一名为人民谋福利的革命者。

从开封毕业后，刘朝中返回家乡，成为一名小学教师。

同年同月加入抗日队伍

“百年眷属三生定，千里姻缘一线牵。”刘朝中与王国英的爱情，也带着革命年代的传奇色彩。

1920年1月，王国英出生于西华县逍遥镇阜陵村的一个农民家庭。父亲怀着“巾帼亦能卫国”的期许，为她取名“国英”。7岁那年，王国英进入洋学堂读书，成为村里少有的女学生。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国难当头，她毅然投笔从戎，回乡加入抗日队伍。

1938年夏，西华人民抗日自卫军成立，这成为刘朝中与王国英革命生涯的起点。

入伍后，王国英以“不是娇姑娘，是能上战场的战士”自勉，白天教妇女识字，夜晚在庙里为战士缝制军鞋。

刘朝中也在家乡参军，因组织能力出色被任命为中队长，后加入中国共产党。

巧合的是，这两位同县同区的年轻人同月同日出生，又同年同月加入自卫军，虽未曾谋面，却已在同一片土地上为同一目标奋斗。

缘分终于降临。1938年8月，一次工作调动让两人终于相遇。当时，刘朝中负责西华县部分地区的党组织工作，王国英因妇女识字班工作需向他汇报。初次见面，刘朝中的诚恳与沉稳让王国英心生敬重；王国英的热情与果敢，也给刘朝中留下了深刻印象。

随着工作交集增多，两人在并肩开展群众运动、组织抗日宣传的过程中渐生好感。区委干部主动牵线，刘朝中却没有直接答应，而是对介绍人说：“要经组织批准才行。”那时王国英尚未入党，刘朝中深知革命爱情需以信仰为基，必须严守组织原则。

王国英起初并不理解，便也“针锋相对”地提出“要经爹娘批准才行”。其实，两人都明白——他们终将走到一起。

这份在战火中萌生的感情，源于共同信仰下的信赖。1939年年初，王国英通过组织考察，光荣入党；同年春，他们的婚事也获得了党组织的批准。

婚礼简朴而温馨：王国英的父母准备了体面的嫁妆，刘家摆了几桌酒席，没有奢华仪式，唯有革命同志的真挚祝福萦绕现场。

婚后，刘朝中既是丈夫，也是王国英革命道路上的领路人。他常与妻子探讨党的理论，传授工作经验。这种“夫妻+战友”的关系，成为他们日后共渡难关的基石。

夫妻一起参加新四军

每一位战士的成长，都离不开战火的淬炼。刘朝中和王国英在抗日战场上加入新四军，于南征北战中，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

1938年10月，彭雪枫等率领的部队与西华人民抗日自卫军在杜岗村会师（史称“杜岗会师”），整编为新四军游击支队。随后，彭雪枫率主力东进豫皖苏，西华部队则留守西华。

1939年年底，为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局，西华部队被改编为第一战区抗日自卫军第七路，并移防周口。国民党当局企图借此机会分化、瓦解这支由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

为加强部队的政治工作，党组织调派刘朝中担任西华部队中队政治指导员；王国英奉命筹建学兵连，以文化教员身份培养青年骨干。

然而，国民党当局的打压并未停止，不久后便下令西华部队西进舞阳接受改编，实则企图借机消灭。危急时刻，中共豫东特委出面周旋，西华部队最终摆脱控制，突围寻找彭雪枫率领的新四军主力。

就这样，刘朝中与王国英随部队踏上艰难的东征之路。他们身着单薄棉衣，踩着泥泞土路，白天躲避日军巡逻，夜里住在破庙，尽管条件恶劣，全军士气却始终高昂。

最终，部队在永城县书案店一带与新四军游击支队胜利会师，被正式编入新四军，成为游击支队第二总队（后改编为新四军六支队、第四师）的一部分。王国英也由此成为一名光荣的新四军女战士。

在永城期间，刘朝中担任第二总队五团一营政治教导员，投身敌后游击战；王国英则辗转河南永城马村桥乡、安徽涡阳丹城集等地开展群众工作。夫妻二人在敌后战场各司其职，携手抗敌。

历经“六一血战”考验

在新四军的戎马生涯中，刘朝中与王国英经历了无数生死考验，1940年的“六一血战”是王国英最难忘的一战。

6月1日，新四军六支队在新兴集举行“五卅惨案”15周年纪念大会。一万多名官兵与群众参会，王国英也在其中。上午9时，大会即将开始时，一发炮弹突然落在会场附近——因情报泄露，日伪军兵分三路发动突袭，妄图消灭六支队主力。

彭雪枫司令员当即宣布中止会议、组织疏散，命令部队“不单纯突围，要绝地反击”。新兴集一带挖掘的“抗战沟”在此时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些沟渠互通、连接各村，有效阻滞了日军车辆的行进。王国英与其他女同志顺着“抗战沟”疏散群众，将村民安置到安全地带，又立即返回前线协助医护人员抢救伤员。

与此同时，刘朝中所在的西华部队（已缩编为一个团）奉命向东南急行军，赶至鸭子流村阻击日军。此地是日军进犯新兴集的必经之路。

“宁愿战死，坚决不让日本鬼子靠近新兴集！”西华部队官兵立下誓言。一营率先与日军先头部队遭遇，激战从上午9时持续到下午2时。日军多次冲锋被打退，一营伤亡惨重、弹药告急。危急关头，“二营上！”的命令下达，二营官兵义无反顾地冲进村子，与敌军展开惨烈的白刃战。

战斗持续到傍晚，日军因久攻不下且忌惮夜战，开始后撤固守。入夜后，新四军发起反攻，利用夜战优势击溃日军，成功保卫了新兴集司令部。此战共歼敌300余人。

然而，胜利的代价十分沉重。次日，一营一连奉命掩埋战友遗体。在那100多具遗体中，有90多位是来自西华县的子弟兵，涵盖战士、班长、排长、司务长等。刘朝中和王国英目睹此景，双双红了眼眶：“他们都是西华县20岁左右的小伙子，为了抗日，把命留在了这里。”

手术时为她备好薄棺

在烽火连天的岁月里，除了战场炮火，疾病与寒冷也是革命战士需要面对的严峻考验。

1939年年末至1940年年初，豫皖苏边区的冬天格外寒冷。战士们只有竹帽遮风挡雨，棉衣被雨水浸透后便冻得硬如“门板”。战友们苦中作乐道：“这‘门板’棉衣好，能挡子弹！”王国英回应：“部队里盛行的就是乐观主义！”

随部队转移时，王国英背着枪支、子弹袋、背包，作为女同志，负荷之重可想而知。1941年夏初，一次紧急行军途中，她的旧伤感染化脓。在缺医少药的恶劣条件下，伤势急剧恶化，最终危及生命。战友们将她送进战地医院，医生诊断后认为“必须立即开刀”。然而，当时不仅没有麻药、止痛药，连最基础的止血药都缺乏。

万般无奈之下，医生用麻绳将王国英绑在门板上，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先后进行了三次手术。剧烈的疼痛让她昏迷了一天一夜，医生以为她挺不过去，提前为她备了一口薄棺。

刘朝中闻讯，连夜赶到医院。看着奄奄一息的妻子，他紧握着她冰冷的手，悲痛与愧疚交织——为了革命，他给妻子的照顾与关心太少了。但刘朝中坚信，自己的爱人一定能醒过来、渡过难关！他就这样握着妻子的手，在床边守候到天亮。医务人员都红了眼眶，既为王国英的病情揪心，更为刘朝中的深情动容。又过了一天，王国英仍未苏醒。医生劝刘朝中休息，并委婉表示“希望渺茫”。泪水从刘朝中的眼眶中大滴落下，他悲痛地哭出了声。

或许是命运不忍辜负这份深情，王国英竟奇迹般地醒了过来。她一睁眼，看到的便是刘朝中满是泪水的双眸。刘朝中见她苏醒，不禁破涕而笑，一脚踢开那口置于一旁的薄棺，激动地大喊：“她醒了！她醒了！”

医务人员都含泪笑了。王国英看到身旁的薄棺，脸上也浮现出乐观的笑容。多年后，每当回忆起这段经历，她总会说：“是革命的信念、战友的鼓励，让我从鬼门关爬了回来。”

难忘彭雪枫的关心

战场上既有残酷的生死考验，也有战友的温情与首长的关怀。彭雪枫司令员对刘朝中一家的关心，让他们终生难忘。

1940年农历正月二十一，王国英在永城生下大女儿刘锐争。刘朝中从前线赶了几十里路回来，陪伴妻子迎接孩子的降生。凌晨十二点多，孩子顺利出生，初为人父的刘朝中喜出望外，在女儿粉嫩的小脸上留下了疼爱的吻。然而天刚蒙蒙亮，日军的炮火就打到了村头。刘朝中把孩子托付给房东王大娘，扶着王国英翻墙撤离，躲到十多里外的小村中。

傍晚敌人撤退后，夫妻二人回到王大娘家。刘朝中安顿好妻子与女儿，立刻进厨房和王大娘一起煮了一碗热麦汤，一口一口喂给王国英。“国英，多吃点，辛苦你了！”听着丈夫的关切话语，王国英心里暖烘烘的。

孩子出生第三天，彭雪枫便派通信员送来三块大洋，并特意叮嘱：“无论多么困难，也要把革命后代带好，孩子长大了就是革命的力量。”王国英感动得泪流满面。

当时部队物资匮乏，三块大洋已是极为珍贵的资助。王国英起初不愿收下——她知道，彭司令员会把粮食让给战士，曾卖马匹以解部队断炊之困，自己生病时连一碗细面条都舍不得吃。

通信员坚持“这是首长的命令”，王国英只好收下。她用这笔钱为孩子做了小棉衣、小棉被，剩余的钱全部转送后方医院，为伤病员买药品。

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后，敌伪顽串通夹击新四军四师，部队奉命向淮北转移。

为顾全大局，夫妻二人不得不将孩子托付给可靠的农户。临走时，刘朝中抱着女儿泪流不止，放下孩子扭头就走——他不敢回头，怕一回头就舍不得离开。

通过敌人封锁线时，彭雪枫骑马跑前跑后，反复嘱咐男同志“搀扶掉队的女同志，一定要让大家都跟上”；豫皖苏边区党委书记刘子久牵着马舍不得骑，将王国英与另一位女同志扶上马，严肃地说：“敌情复杂，服从命令！”王国英坐在马上，回头看到刘子久拄着竹竿吃力地跟在队伍后，泪水忍不住流了下来。

艰苦岁月里，革命同志之间深厚的情谊，成为她日后克服困难的力量源泉。

照顾病号春风化雨

从1941年4月开始，刘朝中夫妇随大部队在淮北工作了4年。战争年代居无定所、风餐露宿，对每个人的身体与意志都是严峻考验。

1941年5月，上级安排刘朝中到淮北后方医院任教导员、党支部书记。此时的刘朝中也身患疾病，身体消瘦，头发大把脱落。

伤病员最需要的是信心与照顾。刘朝中经常鼓励大家：“部队一定会迎来胜利。至于我个人，党交给我的任务就是照顾好你们。我们都是兄弟姐妹，我会护好大家！”

刘朝中始终以对待亲人的心对待伤病员：不顾自己病体，吃粗粮野菜，把细粮留给病号；为给大家补充营养，他下水捉鱼、逮野鸭，清晨到湖边找鸭蛋、挖野菜，全然不顾自己腿上的疮口流脓……

1942年冬，日寇出动大部队蚕食解放区，形势危急。上级决定，轻伤病号回原单位，重伤病号分散隐蔽。刘朝中则奉命负责10多名女病号，将她们安全转移至洪泽湖一带隐蔽安置。

临近洪泽湖边时，他们突遭日寇追击。女同志们大多行动不便，原计划在芦苇丛里隐蔽已不可行，唯有进入洪泽湖才能摆脱敌人追击。刘朝中环顾四周，发现湖里停着船，但湖面结了一层冰，船无法靠岸。他立刻卷起裤腿，喊道：“大家过来，我背你们上船！”

女同志们纷纷拒绝：“刘教导员，你的腿还没好！”“这么冷的天，你的肺病会加重的！”“你先走吧，不用管我们！”

刘朝中神色坚决，语气严厉：“一切行动听指挥！我的任务是确保你们每一个人的安全！”女同志们不再言语，伏到他宽阔的背上，感动的泪水落在他肩头，瞬间凝结成冰。刘朝中咬紧牙关，任由刺骨冰水渗进伤口，挺直腰板将病号们一个个背上船。

当把最后一位女同志背上船时，凛冽寒风中他双腿颤抖。看着他瑟瑟发抖的样子，女同志们哭了。他愣了愣，打趣道：“别担心，我身体好着呢，说不定这水一泡，病就好了。”女同志们默默将衣物盖在他身上，刘朝中眼睛也逐渐湿润。

船缓缓离岸，远处传来日寇的枪炮声。刘朝中终于松了口气：危险过去了！

慧眼识奸护战友

多年的战争岁月里，刘朝中和王国英没有固定的家，又常分隔两地，见一次面格外珍贵。树林里、芦苇荡中、洪泽湖的船上，都曾是他们的“家”。除了面对正面战场的厮杀，他们还要应对特务的暗杀与土匪的袭扰。

1942年年底，一批伤病员需紧急转移到洪泽湖隐蔽。当时刘朝中带病坚持工作，王国英任医务所指导员，夫妻二人带着轻伤员乘一条船躲进芦苇荡。

一天晚上，县委干部带来三名自称“上海来的抗日积极分子”的年轻人，要求一同乘船转移。起航不久，船舱里突然响起一声清脆的枪声。

警惕的刘朝中立即走进船舱，严厉质问是谁开的枪。一个二十几岁的青年站了起来——正是那三名上海青年之一，他颤抖着辩称“不小心枪走火了”。刘朝中严厉告诫：“你要知道这样会暴露我们，以后不许再有这种情况！”此时天色渐暗，同志们渐感困倦，纷纷合眼休息，刘朝中也靠着船舱睡着了。

但有一人没有睡，那就是医务所指导员王国英。她总觉得那三名上海青年举止反常，便多留了个心眼，有意躺在那个开枪青年旁边，假装睡着。约凌晨一点，她感觉那青年悄悄起身，还试探性地推了她几下。王国英假装熟睡，一动不动。那人见她“睡熟”，便点燃一盏用墨水瓶改制的小煤油灯，掏出小本子，用大棉袄蒙住头，在本子上匆匆写着什么。十几分钟后，青年吹灭灯，把本子塞进衣袋，蒙着棉袄睡了。又过了一个小时，清晰的呼噜声传来，王国英判断他已睡熟，便轻轻靠近，趁他翻身时顺势从其衣袋里取出了那个小本子。

她蹑手蹑脚走到船头，借着寒夜微光，看到本子上记录着刘朝中的名字，以及船上人员名单、人数与枪支数量。事态紧急，王国英立即推醒刘朝中。两人在船头又核实过本子上的内容后，刘朝中安排她和另一名男同志立刻下船向县委汇报，自己则留在船上监视三名青年。后来，县委派同志将那三名青年抓获，经审查，他们竟是受过日寇训练的特务，伪装成进步青年混入队伍刺探情报。

因王国英的机警与果断，船上20多名革命同志的生命得以保全，潜伏的敌特也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抬棺材进城买药

由于敌人封锁，医务所常常缺医少药。新四军四师在淮北运河特区开展工作时，担任医务所指导员的王国英为解燃眉之急，与当地村长商议，决定以“抬棺办丧事”为掩护进城买药。

村长托城里的亲戚买好药，次日一早，王国英带着二三十名村民披麻戴孝，组成一支送葬队伍。八个人抬着棺材，谎称“送死人回城里的家”。离城门还有一段距离，村民们便开始哭起来。

城门口的日寇哨兵听到哭声扫了一眼，便放他们入城。进城后，王国英等人取了药，将药品放进棺材，从西门出城顺利返回。

这些药品让部分伤病员转危为安，很快痊愈归队。医务所因此被评为先进单位，5名护理员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上级还奖励王国英一把手枪与一支钢笔。

“十三人中少一人”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时任苏北泗阳县委秘书的刘朝中格外高兴，请来照相师傅拍全家福。

起初，夫妻俩穿着军装、别着枪，神情昂扬。照相师傅建议道：“战争结束了，穿便衣照吧，代表进入和平时期。”他们欣然接受，换上便服，抱着二女儿与三女儿，定格下这珍贵的瞬间。这张照片，成为他们一生中最宝贵的纪念。

后来，刘朝中随部队来到山东惠民县，担任县委组织部部长、县长，被当地群众称为“人民的贴心人、好县长”。

战事稍停，夫妻二人无数次在夜里梦见寄养在外的大女儿刘锐争。多年辗转找寻，他们终于在老乡帮助下找到女儿。当年出生不久便被寄养的刘锐争，此时已9岁，面对陌生的父母，怯生生地不敢开口呼唤。多年后，刘锐争回忆道：“我的童年没有父母陪伴。直到9岁那年，父亲把我抱在怀里泪流不止时，我才懂他的牵挂与深爱。我不怨恨他们，我知道，暂时舍弃我，是斗争的需要……”

革命者四海为家。1949年，为响应“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号召，刘朝中随军南下，奔赴浙江新战场。王国英因怀孕待产，无法随行。三儿子出生时，刘朝中已因战事紧急提前南下，未能见上孩子一面。

为不耽误革命工作，王国英将6个月大的三儿子托付给惠民县一位干部抚养，想着“局势稳定后回来接他”。可当她返回寻找时，那位干部已转战他处，孩子也不知所终。此后几十年，夫妻二人多方打听，始终没有音讯。

刘朝中生前常说：“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是没见过三儿子一面，连名字都没取。”每逢家人团聚，王国英总会想起这个失散的孩子，潸然泪下：“十三人中少一人，这是我们夫妻一辈子的痛啊！”

历经多年颠沛，他们终于在浙江丽水有了安定的家，孩子们也得以入学读书。

夫妻情深令人动容

“一生交给党安排。”1949年5月，刘朝中随部队抵达浙江，先后担任永嘉县委副书记兼县长，乐清县委书记，温州市委委员兼秘书长、第一书记，丽水地区行署副专员、地委常委兼办公室主任等职；王国英则先后在温州市妇联、市轻工业局任职。

和平年代里，夫妻二人始终保持着战争年代的优良作风。离休后，他们仍不忘初心，常给年轻人讲述抗战故事，教育他们“珍惜和平生活，永远跟党走”。

英雄迟暮，情深不改。刘朝中因病中风后，王国英不离不弃地悉心照顾。刘朝中行动不便，思维却依旧清晰，始终深情待妻。晚年的他有个习惯——看着爱人入睡后，自己才肯睡，唯有如此才能安心。即便瘫痪在床，他也会静静等着爱人整理好床铺，看着她睡着后，才熄灯休息。

有段时间，王国英学习画画。为了不影响丈夫休息，她总是假装先睡，等刘朝中入眠后，再悄悄起床继续创作。这份深情，令人动容。

2000年10月17日，刘朝中因病逝世。临终前，他拉着王国英的手说：“我这辈子，没辜负党，没辜负你，只可惜没找到三儿子！”

自1939年随部队离开家乡，王国英再也没有回过老家。她曾说：“1949年，我跟家里通过一次信，后来消息就断了。现在老家没有一个亲人了，对父母没有能尽孝是我一生的遗憾。回去只能让我想起以前的伤心事。”

200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为抗战老战士颁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王国英捧着沉甸甸的纪念章，热泪盈眶——这是党和国家对他们革命生涯的认可，可惜刘朝中已无法与她共同见证这份荣光。

从战火纷飞到和平建设，刘朝中与王国英相遇、相知、相守，用一生诠释了“投身革命即为家”的信仰，以热血与忠诚书写了最动人的革命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