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30年,李子纯、杨春芙结为革命伴侣。

晚年时的杨春芙
□记者 王锦春 王吉城
在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画卷中,豫东大地英雄辈出,无数革命者在此挥洒热血、坚守信仰。杨春芙,便是其中一位杰出代表。作为河南较早的女共产党员,她长期为我党从事地下工作,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历经磨难。她凭借钢铁般的意志,始终坚定追随党的脚步。她的每一段经历,都镌刻着对党的忠诚、对民族的热爱。
与李子纯结为革命伴侣
杨春芙,原名杨秀蓉,1904年生于开封一个贫苦家庭,祖籍河南省鹿邑县试量镇杨楼村。彼时的中国,深陷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泥沼,底层百姓生活艰难。
为贴补家用,年仅10岁的杨春芙便进入开封打蛋厂做童工。艰辛的劳作让她早早尝尽人世疾苦,也在她心中悄然埋下了反抗压迫、追寻光明的种子。1925年,革命浪潮席卷中原大地,进步思想在开封悄然传播。
在工厂里,杨春芙接触到《新青年》《向导》等进步刊物。这些刊物如同一束束火把,照亮了她的精神世界。也正是在这里,她结识了共产党员冯品毅、江梦霞。他们向杨春芙耐心讲解马克思主义真理,描绘“人人平等、没有压迫”的美好社会。同年4月,经冯品毅、江梦霞介绍,杨春芙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河南较早的女党员之一。
入党后,杨春芙迅速成长为工人运动的骨干力量。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工人运动陷入低潮。面对严峻的斗争形势,杨春芙毫不畏惧,深入郑州、开封的工厂车间,与工人们促膝长谈,倾听他们的心声……残酷的现实让杨春芙深感痛心,也让她决心动员大家团结起来,争取合法权益。在她组织下,开封打蛋厂、纱厂的工人联合发起罢工,与反动势力据理力争。这场斗争让杨春芙深刻体会到“团结就是力量”,也更加坚定了“跟着党干革命”的信念。
1929年2月,党组织为进一步培养杨春芙,将她派往密县职业学校担任教员。在这里,她遇到了人生伴侣——该校训育主任、中共党员李子纯。
李子纯是河南西华人,生于1900年。1927年3月至6月,他受党组织派遣,在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在此,他聆听毛泽东、恽代英、彭湃、方志敏、夏明翰等人授课,深受其革命思想影响,并在学习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
与李子纯相识,对杨春芙来说是一次深刻的思想启迪和成长。李子纯向她讲述农民运动之于革命的重要性,分享自己在农村开展工作时的见闻和感悟。共同的理想追求和革命信仰,让两人感情逐渐升温。1930年7月,他们结为革命伴侣。从此,他们不仅是亲密爱人,更是并肩作战、生死与共的战友。
婚后,两人在密县秘密开展农民运动,向广大农民传播革命思想,为革命力量积蓄星星之火,期待有一天能形成燎原之势。
丧子 丧夫 与组织失联
1930年,蒋介石为分化瓦解吉鸿昌的队伍,将其调往潢川担任22路军总指挥,并逼迫他与红军作战。在此背景下,李子纯受党组织派遣,凭借与吉鸿昌的同乡关系进入西北军。在此期间,他积极对吉鸿昌开展思想工作,争取其倾向并支持革命事业。
1932年,国民党反动派掀起的白色恐怖愈演愈烈,我党在河南的机关遭到严重破坏。杨春芙与李子纯被迫转移,他们的儿子光州当时刚满周岁。一家三口就此踏上颠沛流离的逃难之路。
逃难途中条件极其艰苦,年幼的光州不幸感染麻疹,又因缺医少药,最终夭折。这场突如其来的丧子之痛,使杨春芙陷入了深深的悲恸之中。
伤心过后,杨春芙擦干眼泪,坚定地对李子纯说:“孩子走了,但革命不能停。我们要为更多孩子争取一个太平的未来。”1933年7月4日,杨春芙在开封生下第二个孩子,是个可爱的女孩。
那时,李子纯受党组织委派,担任吉鸿昌旧部国民党30军秘书长,正秘密开展工作。得知吉鸿昌要率部起义,李子纯积极响应,在部队中发展地下组织、培训起义骨干。由于任务艰巨、形势紧张,他始终未能抽身回家看望刚出生的女儿,只能通过书信为女儿取名“楚南”——当时,他驻守在湖北、河南交界处,这里属古楚故地,又处河南之南。“楚南”二字,既蕴含着那段烽火岁月的地理印记,也寄托了一位父亲对女儿深深的牵挂。
谁曾想,这个充满深意的名字,竟成了李子纯留给女儿最后的纪念,也成为一段永难弥补的遗憾。1933年秋,因秘密工作引起国民党反动派注意,加之叛徒告密,李子纯不幸被捕。在狱中,敌人对他施以种种酷刑,企图逼问出我党情报。
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李子纯始终铁骨铮铮、毫不动摇。他的坚贞令敌人愤怒而无措。最终,国民党反动派下令在湖北黄陂将其秘密杀害。年仅33岁的李子纯,为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
杨春芙得知丈夫牺牲的消息,已是那年寒冬。噩耗如冰刃刺心,她当即昏厥在地。醒来后,她悲痛欲绝,一病不起。然而,命运似乎还不肯放过她,工厂又以“通共嫌疑”为由将她开除,断绝其生计。白色恐怖日益加剧,党组织也一度与她失去联系。她仿佛坠入黑暗深渊,成了一名“没有家的革命者”,孤独而无助。
在那段黑暗的日子里,杨春芙一边照顾生病的女儿,一边承受内心巨大的痛苦。夜深人静、女儿睡熟时,她常独自面对丈夫的遗像落泪,回忆与丈夫一起度过的美好时光。每当看到女儿熟睡的脸庞,她便想起李子纯“为党和人民奋斗到底”的誓言,更加坚定了“活下去、寻找党组织”的决心。
盼党 找党 重返党的怀抱
1936年,在邻居悉心照料下,杨春芙的身体逐渐好转,生活却陷入绝境。为养活自己和女儿,她四处寻找工作,却因“通共嫌疑”屡屡被拒。
就在走投无路时,经人介绍,她来到襄县颖桥一家家庭工厂,成为一名织工。这份工作同样充满艰辛,她每天都要在织布机前忙碌十多个小时,手指常常被纱线划破,鲜血染红布料。然而,生活的困苦并没有磨灭杨春芙寻找党组织的坚定信念。
她利用下班后的时间,悄悄向工友打听进步人士的下落,渴望获得党组织的消息。1936年秋的一天,杨春芙偶然从工友处听说,进步人士刘莪青正在淮阳担任专员。刘莪青是李子纯的旧识,当年李子纯到南京开展工作时,常常借住其家。彼时,刘莪青虽任国民党监察院委员,却对共产党充满同情,曾多次暗中帮助我党传递情报,为革命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听到这个消息,杨春芙仿佛在黑暗中看到一丝曙光,心中燃起希望。她向工厂请假,带着女儿不辞辛劳地赶往淮阳。然而,命运又一次和她开了个玩笑,她未能见到刘莪青,她和女儿也因此流落街头,沦为“叫花子”。
杨春芙没有被困难打倒,依然坚持不懈地寻找党组织。在淮阳街头,她幸运地偶遇一位曾参与过工人运动的老熟人。经此人介绍,她终于见到了中共豫东特委组织部部长刘作孚。
当杨春芙用颤抖的双手,拿出自己珍藏已久的党员证明(一张藏在鞋底、字迹已经模糊的纸条),向刘作孚讲述自己和李子纯的经历时,刘作孚紧紧握住她的手,激动地说:“春芙同志,你受苦了!党组织没有忘记你!”
那一刻,杨春芙的泪水夺眶而出。在与组织失联三年后,她终于重新回到了“家”,回到了党的怀抱。那份失而复得的喜悦和感动,让她心中充满力量。她知道,自己又能够继续为革命事业奋斗了。
为新四军解难 获彭雪枫称赞
1938年7月,中共豫东特委派杨春芙到鹿邑县工作。杨春芙手持中共特别党员、西华县县长楚博的介绍信,找到国民党鹿邑县县长魏凤楼。魏凤楼也是中共特别党员,受中共豫东特委委派,负责开辟鹿邑抗日根据地。
“你在干训班工作吧,住在干训班前院东屋,和张爱萍是邻居呢。”魏凤楼对杨春芙作出安排,让她负责宣传工作。
张爱萍当时任中共豫皖边工委书记,公开身份是魏凤楼的参谋长,住在鹿邑。因鹿邑西关6个保没有联保主任,魏凤楼同张爱萍商量寻找合适人选。为做好统战工作,张爱萍同意由表现突出的杨春芙担任联保主任,具体负责为新四军筹集军费和物资。
1938年年底,彭雪枫率领新四军游击支队(后编为新四军四师)在鹿邑白马驿休整。时值寒冬,部队面临“缺衣少食、无钱买枪”的困境,形势十分严峻。杨春芙主动向魏凤楼请缨,以联保主任身份走村串户,积极向地主、工商户募捐,为部队筹集物资。
她对地主们说:“日军来了,你们的土地、财产都会被抢走。现在捐钱捐物,正是为了保住咱们的家园,保卫我们的亲人!”她的话恳切有力,打动了许多人。杨春芙还带头将自己仅有的一件棉袄捐给新四军,以实际行动作出表率。在她的感召下,鹿邑百姓纷纷响应,短短一个月就筹集了充足的棉衣、粮草。当地群众特意送来锦旗与匾额,以表达对杨春芙的敬意和感激。
彭雪枫收到这批物资时,深受感动,动情地说:“感谢鹿邑人民!感谢同志们!我们一定多打胜仗,报答这份恩情!”这批物资及时缓解了部队的供给困难,为抗日斗争提供了坚实的物质支持。
接受张爱萍安排 在魏部潜伏
1939年4月,鹿邑县城被日军攻陷,杨春芙随部队转移到白马驿。
张爱萍找到杨春芙,郑重地告诉她:“魏凤楼在西北军中有较高的威望,在国民党部队也有一定影响。你熟悉魏凤楼部(简称魏部)情况,且深得魏凤楼的信任,党组织决定让你继续留在魏部,开展抗日宣传。”杨春芙毅然接受了这一任务。她在魏凤楼部担任宣传队队长。后来,宣传队被改编为洪波话剧团,她是负责人,始终坚守在抗日宣传一线。同年7月,魏凤楼部被改编为第一战区第一纵队,魏凤楼任司令。部队内部的中共地下党组织设立党总支,杨春芙被任命为联络委员,负责党组织内部的沟通协调工作。
文艺是抗战中鼓舞民心、唤醒国魂的有力武器。杨春芙带领话剧团奔走各地,演出《放下你的鞭子》,将东北同胞在日寇铁蹄下的苦难与抗争鲜活地呈现在舞台之上,许多观众泪湿衣襟;而《送郎参军》则以激昂的情怀号召青年奔赴前线,演出结束后,常有热血青年当场报名参军。
“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杨春芙还带领团员高唱《游击队歌》《大刀进行曲》,激昂的旋律回荡在鹿邑的大街小巷,让“全民抗日”的信念深深扎根在群众心中。
1940年春节后,魏凤楼部转移至巩县康店驻防。此时,国民党反动派开始对魏凤楼部施压,严禁部队唱抗日歌曲、开展抗日宣传活动,试图扼杀官兵的抗战热情。党组织敏锐觉察形势恶化,在征得魏凤楼同意后,决定解散话剧团,保护地下党员的安全。
1940年11月,杨春芙安全撤离魏部,回到新四军四师。她在魏部两年的工作成效显著,得到了部队首长的肯定与组织表彰。
再赴魏部从事地下工作
1941年,魏凤楼部在中条山战役中伤亡惨重,兵力锐减至两三个营。为重整队伍,魏凤楼率部驻守洛阳关帝冢。党组织再次将重任交给杨春芙,指示她以“求助魏凤楼解决生活困难”为由,重返魏部继续开展秘密工作。
带着党组织交给的重任,杨春芙第二次进入魏部,全力协助魏凤楼扩充兵员。她深入周边村镇,向群众宣讲抗日救国的道理,动员青壮年参军。至1942年春,魏凤楼部便恢复到三个团的规模。因工作能力突出,杨春芙被魏凤楼任命为被服厂主任,负责部队的被服供应。
此时,国民党特务开始以各种名义向魏凤楼施压敲诈,意图干扰部队整顿。杨春芙按照党组织指示,采取灵活策略应对:一方面从军需款中拨出部分资金予以“打点”,暂时稳住对方;另一方面主动与特务接触、“打牌交友”,在闲聊中摸清其动向,并及时向党组织汇报,为保护地下党组织筑起一道“防火墙”。
不久,因有人叛变,魏部地下党组织与上级党组织的联系被迫中断。杨春芙临危不乱,与党内同志紧急商议,决定“随时准备撤离、尽可能保存组织”。虽未能如愿,她也从未放弃,带领党员在魏部秘密开展工作,这期间还发展了40多名新党员,为党组织注入了新的力量。
1944年春,魏凤楼部调防至陕县、张茅一带,担负河防任务,归第39集团军指挥。同年5月,日军西进,国民党部队相继溃退西撤。由于魏凤楼部属西北军旧系,被胡宗南部阻拦在潼关外,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
下一步怎么办?杨春芙与党员们商议后当机立断,决定“掩埋枪支,拉队伍抗日”,却因计划泄露未能实施。危急之下,杨春芙被迫撤离,于1944年夏辗转回到豫东,找到淮(阳)太(康)西(华)县委负责人,几经周折,终于再次与党组织取得联系。
第二次深入魏部的三年间,杨春芙在与组织失联、环境险恶的困境中坚守信仰,不仅保护了地下党组织的安全,还壮大了革命力量,用行动诠释了一名共产党员的忠诚与担当。
第三次潜伏 协助魏部成功起义
1945年春,杨春芙获知紧急情报:魏凤楼在淮阳柳林替汉奸张岚峰招兵。柳林距离解放区很近,若魏部被张岚峰利用,将直接威胁解放区安全。
冀鲁豫军区当即决定“争取魏凤楼起义”。因杨春芙长期在魏部工作、熟悉内情且斗争经验丰富,党组织第三次将这一艰巨任务交给了她。
接受任务后,杨春芙首先联系上魏部原警卫队队长,在其掩护下化装成普通农妇,以走亲戚为名穿越日军占领区,避开沿途岗哨,最终安全抵达柳林。
见到魏凤楼,杨春芙直接表明来意:“我是代表党组织来的,党没有忘记你!”她细致分析当前形势,阐明党的抗日主张,与魏凤楼约定三天后深入商谈。杨春芙随即向党组织汇报了会面情况。
部队首长指示杨春芙:“革命形势发展很快,要加紧做魏凤楼的工作。”
杨春芙再次秘密会见魏凤楼,开门见山传达党组织希望他率部起义的决定。魏凤楼毫不犹豫,表示坚决按党的指示行动。杨春芙问魏凤楼:“你有什么要求吗?”
“我唯一的要求,就是不再做‘特别党员’。”魏凤楼表示,“我以前就是共产党员,还是恢复我的党员身份吧。”
杨春芙汇报后,首长当即表示:“组织关系需向上级请示。现在,你要着手将魏凤楼的家属接到解放区,消除他的后顾之忧。”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举国欢庆。我党争取国民党部队起义的步伐进一步加快。
8月17日,杨春芙带领一个连,驾三辆太平车,连夜赶到柳林,将魏凤楼的家属安全护送至冀鲁豫解放区。8月18日,魏凤楼率部约三四千人在淮阳柳林宣布起义,脱离国民党阵营,回到人民怀抱。起义部队冲破零星敌人的阻拦,于8月20日顺利抵达解放区,被编入冀鲁豫军区豫东纵队。
当天,冀鲁豫军区政治部主任王幼平亲自带队到城外迎接。解放区军民敲锣打鼓、燃放鞭炮,用最热烈的方式欢迎起义官兵。为分化瓦解国民党残余势力,当时对外报道中使用了“投诚”一词,但解放区上下都清楚,这是杨春芙等人历经数月艰险工作促成的起义。
新华社第一时间播发了这一消息,延安《解放日报》在头版以醒目标题加花边刊发报道。魏凤楼柳林起义,是抗日战争胜利后首支国民党部队起义,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也为其他心存正义的国民党官兵树立了榜样,为后续争取更多国民党部队投向人民阵营奠定了基础。
在推动魏凤楼部起义的同时,1945年夏,杨春芙还奉命秘密接触张岚峰部独立团团长郭永照。她凭借多年地下工作经验,向郭永照剖析抗战胜利后的时局,揭露国民党独裁本质,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在她的耐心劝说下,郭永照决心脱离反动阵营。魏凤楼部起义后不久,郭永照便率全团官兵起义,并顺利抵达解放区。
上级党组织对杨春芙的工作给予高度评价,称赞她“工作细致、时机把握精准”,有效动摇了国民党部队的军心。
艰苦朴素不忘本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杨春芙告别了烽火岁月,但她“为人民服务”的脚步从未停歇。她先后担任政协河南省第一、二、三、四、五届委员会委员,第四、第五届驻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等职务,继续践行着共产党员的担当。
履职期间,她始终保持着求真务实的作风,每年都要花三四个月时间深入基层调研。她去过豫东的偏远农村,蹲在田埂上和农民聊粮食产量、聊灌溉难题;也到过郑州的国营工厂,在车间里听工人讲生产瓶颈、讲生活需求;她还到城市社区走访,记录群众对教育、医疗的期盼。
生活中,杨春芙始终保持着革命年代的朴素作风。她的衣服总是洗得发白,破了就缝上补丁继续穿。身边的同事和家人不解地问:“现在条件好了,为啥还这么省?”她总是语重心长地说:“我这辈子,从开封打蛋厂的童工到党的干部,都是党教育培养的结果。现在的好日子,是革命先烈用鲜血换来的,我们要是忘了本、浪费了,怎么对得起他们?”
晚年时,杨春芙的身体逐渐衰弱,却依然坚持学习党的理论政策,还经常给晚辈讲述革命故事。有记者采访她,提及李子纯时,她眼中泛起泪光:“他没看到新中国成立,没过上好日子。但他对党、对共产主义的忠诚,还有那股不服输的奋斗劲儿,我们这些活着的人得记一辈子、传一辈子。”
1992年4月23日,杨春芙因病在郑州去世。她用毕生诠释了共产党员的初心与使命,她的精神将永远激励后人前行。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