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香里的年味

李国启

记忆里的腊月，总被一股清冽的寒气裹着。可一过十五，我家堂屋的八仙桌旁，就暖起了人间烟火。那时节，乡邻们求写对联的脚步，比年味儿来得更急些——有人揣着裁得方方正正的大红纸，有人手里捏着半张红纸，不好意思地说：“能写两句就行。”有实在买不起纸的，就空着手来，只说：“叔，让你费心了，有啥纸用啥纸。”父亲从来都是和颜悦色地应承，接过纸便顺手摞在桌角，不多时就堆成了一座小小的山，映得满屋子都亮堂起来。

父亲是党员，又是村里会计，白天忙得脚不沾地，年终的报表、总结堆在办公桌上，红笔蓝笔批注得密密麻麻，常常是踏着暮色才进门。母亲看着桌角越堆越高的红纸，总忍不住叹气：“天寒地冻的，哪经得起这么熬？谁再找你写对子也别接了。”父亲却只是笑着搓搓手，往火盆里添块柴，说：“乡里乡亲的，过年图个喜庆。”等夜深人静，孩子们都睡熟了，母亲在油灯下赶制过年的新鞋，父亲才会轻手轻脚地挪到八仙桌前。他先把砚台摆稳，倒上些水，握着墨锭细细研磨，“沙沙”的声响在寂静的夜里格外清晰。墨香一点点弥漫开，与火盆里的余热缠在一起。随后他提起那支用了多年的狼毫笔，笔尖在砚台上轻轻舔舐几下，待墨汁饱满却不滴漏，便凝神静气，手腕微微悬起。此时的父亲，神情庄重得像是在做一件天大的事。他将目光落在裁好的红纸上，一笔一画，横平竖直，那些方正的汉字便在笔下生了灵，或遒劲有力，或温润舒展，墨色浓淡相宜，映着昏黄的煤油灯，晕开一层暖融融的光。

祭灶一过，年的脚步就更近了。先前预约对联的乡邻，便三三两两赶来取。父亲早把写好的对联用细麻绳捆好，见人来便笑着递过去：“你看这字满意不？”乡邻展开对联，对着灯光细细端详，不住地夸赞：“还是老叔的字地道，看着就喜庆！”“这联写得好，来年一定顺顺当当！”父亲站在一旁，听着这些话，眼角的皱纹都舒展开来。那些当初没带红纸的人家，父亲也早用家里剩下的纸写好了短联，或是“福临门”，或是“喜迎春”，虽不是大红长联，却也工整雅致。人家接过，照样心满意足地道谢，笑眯眯地揣着回家去了。

后来我上到小学三年级，识的字多了，每逢父亲写对联，我就像小尾巴似的凑在旁边，扒着八仙桌，瞪着眼睛看那些汉字在笔尖下缓缓显现。有一回，父亲写下“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堂”的对子，墨香还没散尽，我就指着纸上的字，仰着脑袋问：“爹，这两句话是啥意思呀？”父亲闻言，轻轻放下手中的毛笔，笑着给我讲起了对联背后的故事。明朝广东潮州有个才子叫林大钦，文采出众，被兵部尚书翁万达看中，招为女婿。翁万达寿辰那天，林大钦当场写下这副寿联。翁万达一看，连连称赞他有状元之才。果不其然，嘉靖十一年，林大钦真的高中状元，这副对联也渐渐流传到民间。后来有人把“堂”字改成“门”或“楼”，意思没变，都是期盼日子越过越红火，福气能装满家门。

我听得入迷，没想到小小的对联背后，还有这么生动的故事。那天，我缠着父亲给我找了张小小的红纸，握着毛笔，学着他的样子，歪歪扭扭地写下“满院春光”四个字。字写得东倒西歪，笔画有的粗有的细，甚至把“春”字的撇捺写得像两根小柴火棍，可父亲却笑得合不拢嘴，亲手把这四个字贴在院中的老柿树上。寒风吹过，红纸猎猎作响，老柿树的枝丫上还挂着几片未落的残叶，与红纸上的字迹相映，竟也有了几分年的韵味。从那以后，每年贴对联的活儿，就正式交给了我这个“小书生”。父亲站在一旁，看着我踩着板凳往门框上糊糨糊、贴对联，时不时指点一句：“往左挪挪。好，对齐了。”

上了初中，我会帮着父亲写一些简单的对联。父亲总是不厌其烦地教我，握着我的手让我感受运笔的力道，告诉我“字要讲究间架结构，就像做人要端正”，他还让我背诵许多春联、寿联、挽联，从“一元复始，万象更新”到“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那些对仗工整、寓意吉祥的句子，伴着墨香，一点点刻进了我的心里。可无论我怎么练，父亲总说“还差些火候”，他的目光落在我写的字上，带着期许，也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遗憾。那时的我，只当是父亲要求严格，直到后来他走了，我才明白，那不是不满，而是一位父亲对孩子最深沉的期许。而我终究没能写出让他满意的毛笔字，这也成了我心底永远的愧疚。

如今，年节在望，窗外的寒气依旧，农村的大集上，早已摆满各式各样印刷精美的春联，红彤彤的一片，字体工整，图案鲜亮，可我总觉得少了些什么。父亲已经过世十七年，那些深夜研磨、灯下挥毫的日子，那些听他讲对联故事、跟着他学写字的时光，却仿佛还在昨天。每当想起父亲握着毛笔的样子，想起那弥漫在堂屋里的墨香，想起乡邻接过对联时满足的笑容，我心里就会涌起一股暖流，能驱散冬日的寒凉。原来，真正的年味儿，不是精致的印刷品，而是藏在笔墨间的温情，是藏在乡邻间的互助，是藏在父亲言传身教里的那一份对生活的热爱与对美好的期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