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敬烽火中的她们（周口红色记忆）

宣传报道总策划：王健

本版稿件由记者 王锦春 王吉城 撰写 图片均为资料图

战争是残酷的，然而烽火硝烟中，依然可见无数女性的身影。她们用羸弱的身躯，扛起民族解放与复兴的重任，铸就了女性最刚毅的丰碑。向警予、赵一曼、刘胡兰、江姐……她们的名字镌刻在民族的记忆中，为国人敬仰。在我们豫东大地上，也有一批这样的女性，值得尊敬与缅怀。

曾克：向刘邓首长“请战”

故事背景

曾克，1917年出生于周口市太康县。1935年，她投身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出版报告文学《在汤阴火线》；1940年冬，在周恩来帮助下从重庆奔赴延安；1942年，受邀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聆听毛主席讲话。

1945年，她来到晋冀鲁豫解放区，成为新华社随军记者。

1945年7月下旬的一个傍晚，曾克来到野战军政治部驻地，遇到了刘伯承司令员。还没等她报出姓名，刘伯承就认出了她。

“稍息吧，记者同志！”司令员说，“难得有这样安静的黄昏，你一个人在构思啥子呵？”

“报告司令员！这是我的申请书，烦劳您转交党委考虑，批准我随部队南征吧！”曾克向司令员说出憋在心里的委屈，并递上一份申请书。

“走，咱们一块儿去政治部，把你的请求亲自告诉张际春副政委。”刘伯承接过申请书说。

见到张际春副政委，刘伯承开门见山地说：“际春同志，记者同志来向你请战了！”

正在小油灯下批阅文件的张际春听到刘伯承的声音，立即从椅子上站起来。刘伯承将曾克的申请书递到他手中，张际春当即看了一遍。

“报告副政委，我已经连着两个晚上下定决心来找您，请不要把我送回后方，不要剥夺我参加战略进攻的权利！”曾克又一次激动地开口。

“说得好！这些问题，张副政委都会给你满意的答复。你忘了，战士是不用眼泪求战的！”刘伯承风趣地说。

“组织上考虑你已是做妈妈的人，身体瘦弱。”张际春解释说，“我们需要保存力量，前后方都需要文化战士，所以才想把你留下来。”

“请用对一名普通战士的要求来要求我！我保证不让部队背上包袱！”曾克语气坚定。

“那就特殊处理一下吧，际春同志！”刘伯承先表了态。

听了刘伯承的建议，张际春立即给邓小平政委打电话。

“完全同意特殊处理，列入战斗人员编制！”邓小平给了明确答复。

曾克强忍激动的泪水，告别首长，连夜做起出发的准备。

到达大别山后，在岳西县的半年时间里，曾克担任土改工作队队长，带领群众斗地主、分田地。敌人用残暴的手段疯狂报复，曾克和同志们天天都在进行殊死斗争。常常是忙活了一天，别人休息了，她又在如豆的灯光下伏案疾书，记录下那些感人的故事，唯恐它们被遗忘。

这段戎马倥偬的岁月里，她记录下了许多感人的故事，如《一个老英雄的决心》《送别》《把钱挂在瓜棚里》《船家娘》《陈锡联司令员会见了妈妈》《铁树开了花》等。这些故事后来结集为著名的报告文学集《挺进大别山》。

1949年9月，曾克有幸作为以刘伯承为团长的第二野战军代表团成员，参加了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同年10月1日，曾克登上天安门城楼，亲历并拍摄了开国大典。那一日，天安门城楼上摄影记者仅5人，曾克便是其中之一。

丁林：剿匪女英雄 声名震豫东

故事背景

丁林，1918年出生于河南睢县。1939年，她参加新四军。在部队，她苦练枪法，成为小有名气的“双枪女将”。1945年8月15日，她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7年，刘邓大军挺进中原。鹿邑县城解放后，我民主政府决定开辟试量新区。同年3月，丁林带着3名男同志、5支枪来到试量。经过几个月的工作，中共试量区政权建立，丁林任区长。

试量联保主任丁太昌思想进步，经争取，开始为我党工作。一天，县保安团突然出动，直扑丁太昌家，烧毁房屋，并将其父母、弟妹等5名亲属抓到县城，扬言如果丁太昌不“悔改”，就杀其全家。

危急关头，丁林果断出手。她率领区队一举抓获13名县保安团头目的亲属。丁林放出消息：以这13人交换丁太昌的家人。权衡利弊后，县保安团只得放人。

当时，豫东地区正处于敌我“拉锯”阶段。试量区政权在一个月内遭到国民党联防队五次“清剿”。得知共产党区长是女性，敌人更是不把她放在眼里。

面对敌人的猖狂，丁林毫不示弱，在大会小会上公开宣告“姑奶奶我不是好惹的”，誓与敌人斗争到底。

1947年夏，麦收刚过，丁林带着区队队员到碾李村收公粮。公粮暂时放在一处群众院子里，其他队员到邻村继续收粮，丁林独自一人看护粮食。突然，十几个敌人前来抢粮。丁林迅速抢占有利地形，双手持枪沉着应战。附近的区队队员听到枪声急忙支援，敌人顾不上抢粮，仓皇逃窜。

这一仗之后，许多老百姓称丁林为“双枪女八路”，纷纷感叹：“这姑奶奶，真不是好惹的！”丁林的名声传开了。

同年秋，丁林调到淮阳新站区任区委书记。当时，新站镇王潭庄有一股顽匪盘踞多日。一天，群众报信：匪首王备臣一伙正在村里夜宿。丁林马上率区队夜袭王潭庄。当他们包围土匪住所时，匪徒还在梦中。丁林第一个冲进屋里，将匪首摁在床上，缴获了他的武器。其他队员紧随其后，将11名顽匪全部俘获。

另一次，区委在黄花园开会期间，突遭20多名土匪包围院落。丁林手持双枪率先冲出，击毙门口一名土匪，又敏捷地打倒另外两名土匪。遭遇战中，区队仅两人受伤，共俘获土匪17名，击毙3人。

在剿匪反霸斗争中，丁林表现出色，被豫皖苏二地委、二分区授予“剿匪英雄”称号。有人说她双手使枪，指哪打哪，是神枪手；有人说她能日行千里、夜行八百，长了一双飞毛腿；甚至还有人说她七天七夜不用睡觉、刀枪不入……

多年后，丁林向子女解释说，日行千里、夜行八百、刀枪不入，当然是神话。但为了战斗，她曾连着翻过十几道墙头，倒是真的；枪法好，双手持枪撂倒敌人，也是真的。

传奇的背后，是沉重的代价。1939年，丁林与中共党员王法瀛结婚。残酷的战争中，他们先后失去三个孩子。1946年，王法瀛壮烈牺牲。1947年，丁林与豫皖苏二地委吴台区委书记闫兴礼结婚。他们将孩子寄养在淮阳新站的一位老乡家里。敌人早就对丁林恨之入骨，不仅杀害了老乡夫妇，还将孩子摔死在石磙上。从抗日战争到新中国成立，她先后失去了四个孩子和一个丈夫。

王国英：巾帼亦能卫国

故事背景

王国英，1920年1月出生于西华县逍遥镇。父亲怀着“巾帼亦能卫国”的期许，为她取名“国英”。1937年，她参加西华人民抗日自卫军，后编入新四军四师，转战江淮大地。

1941年夏初，部队紧急转移。王国英的旧伤感染化脓，战友们将她送进战地医院。医生检查后表示“必须立即开刀”，但当时不仅没有麻药、止痛药，连止血药都缺乏。

无奈，医生用麻绳将王国英绑在门板上，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进行了三次手术。剧烈的疼痛让她昏迷了一天一夜。医生以为她挺不过去了，提前为她备了一口薄棺。

王国英的丈夫刘朝中闻讯，连夜赶到医院。他握着王国英的手，在床边守候到天亮。医务人员都红了眼眶，既为王国英的病情揪心，也为刘朝中的深情动容。又过了一天，王国英仍未苏醒，医生委婉地表示“希望渺茫”。

或许是命运不忍辜负这份深情，王国英竟奇迹般地醒了过来。她一睁眼，看到的便是刘朝中满是泪水的双眸。刘朝中见她苏醒，不禁破涕为笑，一脚踢开那口置于一旁的薄棺，大喊：“她醒了！她醒了！”

1942年年底，一批伤病员需紧急转移到洪泽湖隐蔽。当时，刘朝中任后方医院教导员，王国英任医务所指导员。夫妻二人带着轻伤员乘一条船躲进芦苇荡。

一天傍晚，县委干部带来三个自称“上海来的抗日积极分子”的年轻人，要求一同乘船。起航不久，船舱里突然响起一声清脆的枪声。

刘朝中立即走进船舱查看，质问是谁开的枪。一个年轻人辩称“不小心枪走火了”。刘朝中严厉告诫：“你要知道这样会暴露我们，以后不许再有这种情况！”夜深了，同志们渐感困倦，纷纷合眼休息，刘朝中也靠着船舱睡着了。

王国英没有睡。她觉得那三个青年举止反常。她有意躺在那名开枪的青年身边，假装睡着。半夜一点多，她感觉到那青年悄悄起身，还试探性地推了自己几下。王国英假装熟睡，一动不动。那人见她“睡熟”，便点燃一盏用墨水瓶自制的小煤油灯，掏出一个小本子，用大棉袄蒙住头，匆匆写着什么。十几分钟后，青年吹灭灯，把本子塞进衣袋，蒙着棉袄睡了。又过了一个小时，清晰的呼噜声传来。王国英判断他已睡熟，趁他翻身时顺势从其衣袋里取出了那个小本子。

她轻手轻脚走到船头，借着寒夜微光，看到本子上记录着刘朝中的名字，以及船上人员名单、人数与枪支数量。王国英立即推醒刘朝中。两人在船头又核实过本子上的内容后，刘朝中安排王国英立刻下船向县委汇报，自己则留在船上监视三名青年。后来，县委将那三名青年抓获。经审查，他们竟是受过日寇训练的特务。

因王国英的机警与果断，船上20多名革命同志的生命得以保全。

由于敌人封锁，医务所常常缺医少药。新四军四师在淮北运河特区开展工作时，王国英为解燃眉之急，与当地村长商议，决定以“抬棺办丧事”为掩护进城买药。

村长托城里的亲戚买好药。次日一早，王国英带着二三十名村民披麻戴孝，组成一支送葬队伍。八个人抬着棺材，谎称“送死人回城里的家”。离城门还有一段距离，村民们便哭起来。日寇听到哭声，扫了一眼便放他们入城。进城后，王国英等人取了药，将药品放进棺材，从西门出城，顺利返回。

200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为抗战老战士颁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王国英捧着沉甸甸的纪念章，热泪盈眶——这是党和国家对他们革命生涯的认可，可惜许多战友已无法与她一同见证这份荣光。

樊西曼：新四军中女“金刚”

故事背景

樊西曼，1915年出生于河南淮阳，原名樊淑俊，家境贫寒。求学期间，她开始接触并接受新思想。1936年，她奔赴北平上大学，并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学校党支部书记。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她前往北平西山地区，组织游击武装抗击日寇。

1937年9月，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简称老八团）组建。经党组织推荐，樊西曼等四位女同志先后来到这支部队，被分配在团政治处工作，战士们称其为“四朵金花”。

同年12月，豫西南地主武装趁老八团主力外出执行任务，对团部所在地发动突然袭击。樊西曼和留守的干部战士迅速拿起武器还击。从拂晓到午后，她和战友们死守阵地，为主力回援争取了宝贵时间。最终，部队火速赶回，一举击溃敌人。

团首长表扬了樊西曼等四位女战士，称赞她们“带着一股子男子汉才会有的阳刚之气，就是老八团的‘四大金刚’”。

漫漫征途，樊西曼背负着沉重的行囊——背包、米袋、枪支与弹药，随大部队跋山涉水。她还承担行军途中的宣传鼓动工作。

在宿营地，樊西曼和伙伴们在村口搭起简易舞台，演出的剧目《放下你的鞭子》成了最受战士和老乡欢迎的节目。樊西曼担任主角，饰演路见不平一声吼的青年工人“大老李”。一次，演到高潮部分，当“卖艺老汉”因饥饿无力表演而遭鞭打时，扮演“大老李”的樊西曼怒不可遏，一个箭步冲上台，对着台下振臂高呼：“住手！别打了！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有本事，咱们就打日本鬼子去！”台下响起雷鸣般的掌声和激昂的口号声。从此，“老李哥”的名号不胫而走。

1940年春，樊西曼被任命为盱眙县（现属江苏）县委委员、组织部部长。

此时，樊西曼身怀六甲。一次下乡调研，走在乡间的小路上，她突觉腹中蠕动，不禁皱起眉头。同伴杨寒见状紧张地问：“姐，是不是要生了？”樊西曼说：“可能吧，预产期已经过了。”杨寒抱怨道：“姐，你不要命啦，多危险啊。”情况紧急，杨寒只好将她安置在一户可靠的农民家中生产。

孩子出生后，樊西曼又急着返回工作岗位。杨寒劝不住她，便说：“你休息几天可以出去工作，但孩子不行啊，还没满月，怎么能抱着到处跑呢？你要出去我拦不住，孩子就留下，我一定照顾好。”樊西曼只好把孩子留下，寄养在永丰乡一位基层干部家中。三年后，她才将孩子接回身边。老乡们都说：“樊大姐真是拼出命来工作，是个真正的共产党员。”

1943年，樊西曼离开盱眙，先后担任天长、和含（和县、含山）、江全（江浦、全椒）等县县委组织部部长。定远县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时，她又担任中心区委书记。

在此期间，面对日寇、伪军、国民党顽固派三方势力勾结、“扫荡”频繁的险恶局面，她沉着应对，亲手击毙企图叛变投敌、危害地下党组织的叛徒。她常常只身一人，怀揣驳壳枪，深入敌伪据点周边乃至“拉锯”地区开展工作，建立秘密交通站，发展党员，搜集情报。乡亲们无不称赞她胆识过人，胜过“穆桂英”。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樊西曼曾任上海铁路局副局长。周恩来总理称其为“中国铁路系统的第一位女局长”。

赵海静：身怀六甲慷慨赴死

故事背景

赵海静，1923年出生于河南确山县。她15岁成为抗日军政教导大队的宣传员；18岁担任中共湖北省安应县一个区的区委书记。

1946年，她来到商水县开展革命工作。

1947年12月，赵海静担任中共郾商西县妇联主任，负责宣传党的土改政策，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和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这时，赵海静历经十年革命洗礼，经验丰富。

1948年4月23日，赵海静和其他土改工作队员早早来到陈泮台村，召开土改大会。会议正至高潮，侦察员跑来报告：“返乡团”正朝会场扑来。赵海静立即组织部分队员掩护群众疏散，随后与战友李德龙、刘福全一起向沙河岸边撤退。

此时，赵海静已怀有身孕。后撤一段路后，她愈发感到行动不便。情急之下，李德龙和刘福全轮番背着她撤退。

敌人发疯似的追了上来。眼看他们即将被包围，赵海静环视四周，发现只有渡过北面的沙河，才有可能突围。

赵海静命令李德龙、刘福全立即向河边撤退。李德龙和刘福全舍不得战友，执意要背着她一起突围。

敌人越来越近，赵海静来不及多说，举起枪指着李德龙、刘福全，说：“再这样下去，咱们谁也走不了！我喊一二三，你们立即朝沙河突围。党员花名册和重要文件交给你们，你们冲出去后把它交给党组织！”

李德龙、刘福全仍不肯走。赵海静厉声命令，甚至以自杀相威胁，两人才含泪向沙河奔去。为掩护他们突围，赵海静开枪吸引敌人火力。子弹打光后，她不幸落入敌手。

李德龙、刘福全成功突围，远远回望赵海静被捕的身影，心如刀割。

被捕后，敌人对赵海静严刑拷打，她毫不畏惧、坚贞不屈。

残暴的敌人把赵海静拖到5里外的杨河村北门，乱枪射杀。

年仅25岁的赵海静牺牲了，连同她还未出生的孩子。

赵海静牺牲后，邓城周庄村的老村主任带领几名地下党员，趁夜色找到她的遗体，连夜将她埋葬在周庄村西头的田地里。

赵海静带着未出生的孩子，慷慨赴死，如同一座丰碑，永远耸立在人们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