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经》第七十四章
本期撰稿人 宋丹丹 老子学院（研究院）研究员
传承优秀文化，解读历史经典，开启智慧之光。今天我们继续学习《道德经》第七十四章。
自古以来，“替天行道”是个让人听起来热血沸腾、充满正义感的词语。人可以替天行道吗？让我们来听听老子的回答。
原文：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若使民常畏死，而为奇者，吾将得而杀之，孰敢？常有司杀者杀。夫代司杀者杀，是谓代大匠斫。夫代大匠斫者，希有不伤其手者矣。
在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发展史中，法制可以说是维系社会秩序稳定的一大文明成果。尤其是法家，与道家存在一定的思想渊源，是先秦诸多学派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提出了富国强兵、依法治国的思想，成为统治者稳定社会的主要统治手段。但发展到最后，统治者逐渐迷恋上刑罚，甚至常以严刑峻法来维系统治，以暴虐手段来维系权威，与道家清静无为思想背道而驰。在老子生活的时代，统治者为满足自己的野心而肆意妄为，为了压制百姓的抗争，往往采用极其残酷的杀戮手段来恐吓百姓。人之所以畏惧死亡，是因为生命有意义，生存有乐趣，但是当民不聊生，社会陷入极度混乱，活路被生生切断的时候，百姓为了能活下来，自然会铤而走险，不再怕死。这个时候若是再以死亡来威胁，他们又何来的惧怕呢？正所谓“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百姓对暴政的反抗只能是愈演愈烈，最终他们会推翻暴政，以暴力消除暴力，这是中国数千年来很多王朝灭亡的缩影。于是，老子站在民众的立场，向暴虐嗜杀的统治者发出沉痛而尖锐的进言：“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历史上，诠释这句充满力度与激愤之言的典型事例莫过于陈胜吴广起义了。当时，陈胜、吴广等戍卒被朝廷征发前往渔阳戍边，途中遭遇连阴雨天，道路泥泞阻隔，无法按期抵达指定地点。依照秦律他们应当一律被处死，走投无路的戍卒们便暗自思量：反正横竖都是死，倒不如奋起反抗，这样还能搏一条生路，于是就有了登高一呼、揭竿而起的故事。秦律之所以如此严苛，自然是与公孙鞅推行变法有关，其中有一条便是“以刑去刑”，目的是让民众因为畏惧重罚而远离犯罪，但这一变法原则却最终走向了反面。
接着，老子说道：“若使民常畏死，而为奇者，吾将得而杀之，孰敢？”这里“为奇者”，王弼给出的注释是这样的：“诡异乱群谓之奇也。”意思是不走正道的邪僻恶行、破坏法纪危害社会的恶人，以权谋私的达官贵人，甚至是违法乱纪的掌权者，都可以称之为“奇”者。所以，老子认为社会长治久安之道在于让这些邪恶之人受到应有的惩罚，哪怕是天子犯法，也应当与庶民同罪，只有做到泾渭分明，方能让百姓心服口服。因为连那些有权有势的人都难以保全，百姓焉有不服之理，又怎么会拿性命与统治者相抗争呢？惟有这样才可以对民众起到震慑与警示作用，民众自然会敬畏如此善用权力的统治者。无疑，这种思想在当时是极有正义感的，更需要有极大的勇气与社会担当，才能发出如此强大而痛彻的呼吁。正如北宋名臣包拯，他清正廉洁，用短短一年有余的时间，严惩权贵们的不法行为，坚决抑制开封府吏的骄横之势，并及时惩办无赖刁民，秉公办事、铁面无私，把号称难治的开封府治理得井井有条，成为清正廉明的楷模，为百姓所爱戴。
天道，它没有好恶之分，不会为任何人的喜好所左右，它是一种宇宙法则，人们完全是根据自己的言行举止自然地选择走生门还是入死路，所以至高无上的生杀之权在“天道”那里。故而河上公注说：“司杀者，天。居高临下，司察人过，天网恢恢，疏而不失也。天道至明，司杀者常，犹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斗杓运移，以节度行之。”河上公的这段注释并不是把天人格化了，而是从自然的角度出发，认为天地间万事万物都在遵循着自然、遵循着大道，该淘汰的自然会被淘汰，该毁灭的自然会被毁灭。这样的“司杀者”其实就是自然秩序的维护者，这恰恰是老子思想的主旨。所以老子提出的“常有司杀者杀”，是通过间接反对统治者滥用权力置百姓于刑戮，再次强调了顺其自然的重要性。在这里“司杀者”指的是执法者，即负责执行生杀权力的人。那么“常有司杀者杀”放到国家治理层面，也就反映出一个国家政治生态的正常化，执法者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履行自己的专职。然而，老子接下来话锋一转，说“夫代司杀者杀”，意思是有人剥夺了司杀者、执法者的职责，代替执法者行使职权。当然，能做到这一点的自然是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统治者。所以，老子列举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代大匠斫”，砍伐木头原本是伐木工的职责，有人却代替伐木工，自行拿起斧头砍伐木头，那么在缺乏专业技能的情况下，“希有不伤其手者矣”，意思是很少有不伤到自己的手的。同样的道理，统治者缺乏专业的司法判定，凭借个人喜好代替司法部门亲自执法，就如同代替伐木工亲自砍树一样，一定会伤及自身。像“越俎代庖”“牝鸡司晨”这些成语表达的是该是谁做的事情就让谁做，这样既符合程序，又尊重规矩，如果一意孤行，非要越权行事，不仅名不正，其果也必然不利。
“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法律和道德自古就是人类社会治理实践中不可或缺的行为规范，是调节社会矛盾、维护国家安定的基本手段，犹如车之两轮，缺一不可。数千年来，在社会治理上，无论是孔子的“宽猛相济”，孟子的“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荀子的“隆礼重法”还是唐代实行的“制礼以崇敬，立刑以明威”，均体现了德法并重，相辅相成的治理之道。故而，老子在本章开篇向统治者发出质问、提出沉痛抗议的同时，其实已经把解决社会矛盾的方法回答得非常清楚。法律没有道德的滋养，难以体现民众常情；道德没有法律的支撑，又难以引导社会风气向善。所以，无论是以德治国还是依法治国，都不能顾此失彼、失重偏颇，这中间如何权衡把握，体现着统治者的治国之道。《中庸》里面曾提到“三达德”，即所谓的“知、仁、勇”。它们三者之间的排列顺序是很有意思的，“知”排在第一位，可见“知”应该是很重要的，因为只有对自己所处的位置、所具备的能力、周围的环境了解得非常清晰到位，行动不盲目、不妄为，这样才会避免遭受伤害。由此可知，没有“知”的仁是愚人之仁，没有“知”的勇只能是匹夫之勇。
总之，本章老子重点阐述了一个治国要理，那就是得天下者，在乎惜民；服天下者，在于止杀。统治者只有践行真正的清静无为，百姓才会自化，天下才会自静。
（记者 黄佳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