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

■闻军队

乙巳年，腊月初一，深夜大雪。

再过些日子，就是父亲的三周年忌日。时间有时很沉，沉沉地压在人心里；有时又极轻，轻轻一掠，三年便过去了。父亲走了三年，我却总恍惚觉得，他仍坐在老家堂屋那把旧藤椅上，就着昏黄的灯，等我推门进来与他说话。

父亲是我们那儿最早一批“包工头”中的一个。这称呼如今听来普通，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豫东乡下，却带着一股子敢闯的锐气。他没读过几年书，却认准了两样东西：一是脚下的路，二是心里的信。

关于路，他年轻时做过一件“傻事”。中学地理课上，他听老师说泰山如何巍峨，非要亲眼去看看。那时家里哪有余钱给他，他就缠着我奶蒸了一布袋馍，背在肩上就上了路。他夜里蜷在桥洞下，啃着冷硬的干粮，脚上的血泡破了又起。从项城到泰安，几百里地，他一步一步走完了。许多年后，他开着一辆桑塔纳行驶在平坦的柏油路上，还会忽然说起那段徒步的日子。他说：“人哪，只要一步一步走，没有走不到的地头。怕的不是路远，是心里没路。”

他心里的路，后来就成了养家的路、带人的路。他领着我的二大、三大，拉起一支小小的施工队，从给邻居修墙砌灶做起，渐渐也能接盖学校、铺乡道的活。家业是从无到有一砖一瓦垒起来的，信誉是靠一点一滴的实在攒起来的。他常对工友们说：“咱们砌的墙，几十年不倒，那就是咱的脸。”

创业艰难，最难的是青黄不接的时候。工程款迟迟不到，工人的工钱却是天大的事，一日也误不得。我记得最真切的，是我四个姑姑的辛苦付出。那些年，家里的女人们白日忙完田里的活，夜里就守在烟气熏人的炕烟房。凌晨两三点，她们便起身，把烤得金黄酥脆的烟叶一捆一捆理好，装上板车，踩着星光露水，走十几里路去赶早市。卖烟叶换来的，总是一叠叠皱巴巴的零票，带着烟叶的焦香，也带着她们手心的暖意。这些钱，最终都会交到父亲那双粗糙的手里。他数钱时总是沉默，眉头微微蹙着——我知道，那钱是烫手的，那是全家人熬红的眼睛、累弯的腰。他攥着这钱，转身便发给工友们，从不曾迟过一日。这份诚信，是他做人的根基，也是一家人挺直的脊梁。

日子，就在这沉甸甸的信义和汗水中殷实了起来。当那辆崭新的桑塔纳开进庄子时，着实惹来一阵热闹的张望，父亲成了乡邻口中“有本事的人”。可当他坐在那辆崭新的车里时，脸上却不见多少得意，反倒有一种说不清的平静。他总对我说：“刚，咱家是赶上了好时候，加上肯下力、守信用，才有了今天。你如今端着公家的饭碗，要记住，端的是大家的信任，这比什么都重。”

是啊，父亲，我记下了。如今，我坐在敞亮的办公室，看文件，处理纷繁的事务，有时觉得疲了、惑了，便会想起您来。想起您背着干粮走向泰山时单薄又执拗的身影——那让我懂得什么是“行稳致远”；想起俺姑星夜赶集，您接过钱时那沉甸甸的眼神——那让我懂得什么是“责任在肩”；想起您开着车，轻声说“心里要有路”——那让我懂得什么是“信念如磐”。

您不曾留给我万贯家财，却给了我一生受用的东西，那是用脚板丈量远方的韧劲，是用双手兑现诺言的诚恳，是用肩膀扛起一片天的担当。这些，早已长进我的骨血。当我为一个项目奔走，当我在是非面前站定脚步，我知道，我身上有您生命的延续。

三年了，父亲，您坟前的松柏，又添了一圈年轮。您当年一步一步踏出来的那条路，我正用自己的方式，接着往前走。这条路，叫尽责，叫守信，叫不忘来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