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姐

黄文通

李贺孱弱地躺在病床上，全身疼痛难忍，只能佝偻着身子。他蜡黄的脸如透明的纸，目光游移，带着恐惧。他轻轻拉着我的手，缓缓地说：“三舅，你就当我去很远的地方出差了。你会想我吗？”

我泪珠直掉，紧闭嘴唇，努力不让自己发出声音。

孩子，你到哪儿，我都会想你。

李贺今年三十四岁，是三姐唯一的儿子，四年前患了黑色素瘤，一直与病魔作斗争，可癌细胞已经把他折磨得奄奄一息。一个曾经鲜活的生命，在我眼前一点点变得不堪一击。

他成长的每一步都没有离开过我的视线，哪怕他成了两个孩子的父亲，在我面前依然胆怯、害羞。他把我当成知心朋友。他虽是我的外甥，我却视他如亲生。他阳光、真诚、和善，有着和三姐一样的品性。他也争气，家庭、事业都美满。可就是这样一个善良懂事的孩子，上天竟然要剥夺他享受阳光的权利。他有父母、妻子和孩子，还有未尽的义务，却要离开这个还没来得及享受的世界，抛下他挚爱的亲人。

是生活太残酷，还是命运本就不公？

三姐五十八岁了。十年前，二十一岁的女儿意外死亡，三姐几乎“死”了一回。她泪干了，心碎了，呆呆地望着天空喃喃自语：“上天啊，你对我不公！你咋不让我去死？”那撕心裂肺的痛，在每个夜晚直击亲人的心。如今儿子又要离去，一把尖刀再一次插进她的心窝。一个善良的女人被悲痛折磨得死去活来。

我能看见三姐的心在滴血。

我们姊妹七个，我排行第六，三姐大我八岁。她小学毕业时，父亲给她两个选择：一个是继续上学，一个是在家带两岁的我。三姐知道母亲辛苦，选择辍学带我。我的童年是在三姐脊背上度过的。我三岁时，碾麦用的“捞石”把我的脚砸得粉碎性骨折，三姐背了我一年。有时她想和伙伴玩，就背着我，不让我下来。一次，我在她背上咬了一口，顿时鲜血淋漓。三姐哭了，但没打我。她用纱巾蒙着我的眼，哭着唱：“俺弟睡，俺弟瞌，俺弟睡了我做活。”

直到现在，三姐背上还留着我咬的疤痕。

我上初中住校，三姐每周两次给我送粮食和馒头。初三那年冬天，有一次三姐天不亮就冒着大雪给我送麦子，走到半路连人带车摔进沟里。车骑不了了，她扛着麦子一瘸一拐走到学校。我看见她时，她浑身是泥，头发上挂着冰碴，汗水和着雪水浸透了她的衣服。“弟弟，我来晚了，没耽误你吃饭吧？”她站在风雪里喊我，从怀中掏出几个馒头塞给我，“怕凉了，一直捂着，趁热吃吧。”

她扛着麦子交到学校加工厂，帮我领了饭票才离开。看着三姐消失在风雪中的背影，我眼前模糊一片。

三姐最像母亲，个子高、力气大，憨厚老实、不善言辞。她陪伴我成长，即使结了婚也没离开。为了帮父母多干几年活，她二十八岁才结婚。姐夫也是个老实本分的人，会修车的手艺，在县城开了个修车铺。我上三年师范的花费，都是三姐和姐夫在叮叮当当的修车声中凑出来的。

三姐命运多舛。姐夫得了脑梗，修车铺关了，三姐就靠蹬三轮车养活一家人。每次见她，她从不叫苦，总说日子过得很好。我参加工作后，有一次去看她，邻居对我说：“你姐蹬三轮，车被没收，在停车场哭好几天了。”我赶到停车场，看见三姐一边拍着大门一边哭喊：“还我三轮吧！我以后不拉人了！”

我如梦初醒，原来我的姐姐生活如此艰辛。

我拉着她说：“姐，咱不要了。”三姐不舍，仍不停地哀求。回到家，为不让我担心，她立即换掉破烂不堪的衣服，穿上新褂子，脸上露出笑容。她仔细看着我，拉着我的手心疼地说：“你咋瘦了？在外面不能亏待自己。”看着她粗糙的双手，我说：“姐，以后别蹬三轮了，我给你钱，和对妈一样。”三姐却责怪道：“对妈好是责任，对姐不应该。你自己有家，姐不能要你的钱。”我每次给她钱，都要和她纠缠半天，直到她送我走时，我隔墙把钱扔过去，她又跑着追我，追不上才算完。

那几天，初冬的寒风一直刮，门外寒气逼人，天阴沉沉的。外甥李贺躺在医院病床上，三姐在家哭泣，两个孩子一直问爸爸去了哪里。

我问自己：好人不一定有好报吗？就像种庄稼，勤劳也未必有好收成？但总有人会不辞辛劳去耕耘，他们种的不只是一季庄稼，还有内心对丰收的希望。

也许，这世间的苦，本就无法逃避。有多少人还在经受生活的折磨和苦难？有多少人仍在夜晚默默哭泣？我们能做的，不过是在苦难面前咬牙撑着，在心痛时学会坚强，在离别时留下回忆。度人先度己，好好活着，才能守住那些爱的人，留得住那些温暖的瞬间。

风还在刮，但刮不走三姐背上的那个牙印，因为它在岁月里已经开成了花。三姐的脊背被生活压弯过，但从未折断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