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华
长期以来,国内外学者对伏羲及伏羲文化的研究论著颇多,学界见解各不相同,至今尚未形成统一定论。对于伏羲这位中华人文始祖,史学界观点各异,有的将其视作真实历史人物,有的视作上古部族整体,还有的认为其既是具体人物,也是部族群体的代表,兼具人物与部族双重属性。笔者结合多年研究积累,依托神话传说、史籍记载与考古发掘资料,阐述自身研究观点,疏漏不足之处,恳请各位同仁批评指正。
一、关于伏羲问题
我们知道,远古时代的族名和部族的领袖名称往往是统一的。因此,笔者认为:伏羲是一个人,也是一个时代。伏羲时代应该是多世的,即有多个“伏羲”相继传承后集合成了“伏羲时代”。而在“伏羲时代”,以伏羲或伏羲氏为名号的氏族或部落为主体的一类人群,在其活动地域内创造和使用的文化都应归属于伏羲文化。关于伏羲的名号,传世文献并无统一记载,初步统计有伏牺、皇牺、宓牺、庖牺、太昊、大皞、羲皇等数十种称谓。
吕振羽先生指出,伏羲作为上古氏族和部落首领的象征,他的名号既可指代个体,也可作为氏族群体的代表;同样,还可代表那些被伏羲文化影响的其他氏族群体。因此,可以这样认为,伏羲是中华先民的代表性人物,是那个特定历史时代、特定历史环境的形象。因此,伏羲、伏羲氏、伏羲氏族并不能归为一体。他所处的时代应是一万年前的渔猎畜牧时代。然后,以伏羲命名的这个氏族群体繁衍生息,逐渐形成一个新的氏族群体—伏羲氏。随着社会演进,伏羲氏内部阶层结构、人群构成不断变化,继而衍化出不同的分支。在历史的长河中,各个分支历经兴盛、衰亡,最终形成三个势力较为庞大的伏羲氏族的后裔部落。
二、关于伏羲与太昊的关系问题
伏羲生在天水,是伏羲氏部族之创始人,是第一位首领,其所处的时代应在1万年以前。而太昊则是伏羲氏部族若干代后的又一位新首领,他仍沿袭伏羲氏部族的称谓,他所处的时代应在9000年—4385年,这可从历史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资料得到佐证。
笔者认为伏羲和太昊不是一个时代的人,伏羲在前,太昊在后,伏羲是太昊的先祖,太昊是伏羲的后裔,伏羲和太昊应是同族系中不同辈分、有着渊源关系的,不同时代、同一区域的部族和部落集团的首领。
目前,已有不少专家和学者认为裴李岗文化即是伏羲文化。也有部分专家更为明确地推测,同属于裴李岗文化的贾湖类型文化属于太昊文化。该文化的年代跨度距今约7800—9000年。那么由此可知,太昊文化最早的年代应在9000年左右。
另外,1979年在河南淮阳平粮台发现的宛丘古城,被部分专家考证为太昊的都城(该都城的年代为4500年前)。根据《御批历代通鉴辑览》中“太昊伏羲氏都宛丘,在位一百一十五年,传十五氏,凡一千二百六十年而神农氏(炎帝)作”的记载可以得知,太昊文化的最晚年代应是4385年。也就是说,1万年前的上古文化是伏羲文化,由伏羲氏部族创造;1万年以后的文化当属太昊文化,由伏羲氏部落集团(该集团早期称谓是伏羲氏部族)创造。
三、关于伏羲文化问题
伏羲是我国上古时期著名部落首领,他既是上古族群极具代表性的杰出人物,也是远古先民尊崇敬仰的人文始祖。深入研究可知,伏羲文化源远流长、内涵丰富、博大精深。本文所论述的伏羲文化,主要指伏羲氏时代孕育形成的文化,距今约九千年。伏羲文化形成年代早于炎帝、黄帝文化。伏羲文化为本源母文化,炎黄文化为衍生子文化,三者同出一系、一脉相承,是同族系内不同辈分、渊源相通、形成时代与分布地域各异的远古文化体系。
先秦诸多记载伏羲相关史事的古籍文献,所载内容皆指向伏羲氏时代所创造的文明成果;古文献中记述的伏羲诸多功绩,实则是伏羲氏在早期伏羲部族文明根基之上,接续传承、创新发展逐步积淀而成。
当前学界大多将炎黄文化与仰韶文化相对应。若要溯源探寻伏羲文化,需聚焦年代早于仰韶文化的史前考古文化,大汶口文化早期、裴李岗文化及贾湖类型文化,便成为重点研究对象。
裴李岗文化是河南境内典型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距今 7700年至8000年;舞阳贾湖一期文化距今约九千年,也为厘清裴李岗文化的文化源流提供了重要实证。
至于贾湖类型文化由哪一上古部族所创造,笔者认为,该文化当属太昊氏部族所创造,具体论据如下:
其一,贾湖类型文化分布范围,与史籍所载太昊部族聚居地望大致吻合。《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陈,太昊之墟也。”由此可证,今河南淮阳一带为上古太昊部族核心聚居区域。此地与漯河贾湖遗址直线距离不足百公里,同处北纬33.4度附近,归属同一地理圈层,同期考古遗存文化面貌高度趋同,出土大量夹蚌陶、宽扁鼎足、石磨盘等典型器物,文化特征一脉相承。
其二,贾湖类型文化年代早于大汶口文化,二者文化渊源联系紧密。淮河流域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广泛分布大汶口文化与龙虬庄文化(亦称青莲岗文化)。其中大汶口文化墓葬习俗特色鲜明,盛行随葬龟甲、犬牲、兽牙等遗存。此类文化习俗不见于大汶口文化前身北辛文化、后李文化,却在贾湖类型文化遗存中普遍出现。学界现已普遍认定大汶口文化为少昊氏部族所创造。贾湖类型文化较北辛—大汶口文化早两千余年,从兴盛时序、地域分布、文化特征及传承脉络综合研判,早于大汶口文化的贾湖类型文化由太昊氏部族创造,具备充分合理性。
其三,二者均盛行太阳神崇拜。贾湖类型文化出土陶器刻符、龟甲刻符中,留存诸多太阳相关图文符号;年代稍晚、文化面貌相近的安徽侯家寨遗址,亦出土与贾湖形制一致的太阳形陶刻符号,大汶口文化同样遗存大量太阳主题陶文。据上古史籍记载,太昊、少昊两大部族族群均信奉太阳图腾神话,上古九夷之中亦有阳夷部族。从文字字形来看,“昊”字本就是天上悬日之意。太昊、少昊名号皆带“昊”字,足以印证太阳神崇拜是两大部族共有的核心信仰。既然大汶口文化归属少昊氏部族已成学界共识,那么据此推论,贾湖类型文化为太昊氏部族所创造,亦合乎历史文化发展逻辑。
贾湖类型文化与淮阳平粮台龙山文化均发现卦形文字刻符,且二者同为《离》卦卦象。舞阳贾湖遗址的刻划符号多出土于陶器、骨器与龟甲之上,平粮台古城遗址的刻划符号则见于陶纺轮。其中贾湖骨笛刻符与平粮台陶纺轮刻符形制高度相近,且二者均遵循单件器物只刻有一处符号的布局特征。这足以证明,贾湖遗址与平粮台古城遗址出土的卦象文字一脉相承、传承有序,也印证两处文化同根同源。
笔者深耕伏羲及伏羲文化研究,既厘清太昊伏羲氏为中华民族人文始祖,也厘清诸多上古历史疑难问题,形成多项全新研究见解:
其一,刷新了对上古华夏、东夷、苗蛮三大族群集团地域分野的认知。
上古三大族群集团划分学说,最早由史学大家徐旭生先生依据古籍记载、上古传说与实地调研提出。伴随考古新资料不断面世,加之史学研究思路与时俱进,笔者认为,三大族群集团正式形成之前,共同族源皆为伏羲氏部族。伏羲部族不断繁衍壮大,逐步分化为三支规模庞大的伏羲氏后裔部族。三支后裔部族分别南迁、居中、东迁,在各地定居落脚,以渔猎畜牧为业,世代生息繁衍,创造各具特色的远古地域文化。简言之,上古三大族群集团的人文先祖皆源自伏羲,各类族群文化的共同文化原点皆是伏羲文化,这便是笔者对上古三大族群分野提出的全新论断。
其二,运用伏羲 “多世传承论”,可破解上古史诸多长期悬而未决的历史谜题。
据考古研究证实,上古先民受制于自然环境恶劣、生产力水平低下、生存条件艰苦等因素制约,人均寿命普遍不足六十岁。受生理寿命所限,即便是上古圣贤先祖,也无法在有限一生之内完成诸多旷世功绩。伏羲、太昊皆是如此,炎帝、黄帝及其他上古部族首领亦不例外。正视这一客观历史规律,诸多史学存疑问题便能迎刃而解。
其三,合理阐释国内各地留存伏羲相关传说、古遗址、祭祀圣地的成因。
上古时期,凡伏羲部族迁徙途经、活动聚居之地,大多留存伏羲相关民间传说、文化遗迹与祭祀遗存。遍布各地的上古文化遗存,直观印证上古伏羲部族集团势力疆域辽阔、文化辐射范围极广。由此定论:伏羲是中华民族人文始祖,太昊伏羲氏是中华民族文化始祖。
其四,厘清甘肃天水伏羲庙与河南淮阳太昊陵两处祭祀圣地定名差异的历史根源。
天水伏羲庙所祭祀的是始祖伏羲,印证万年前始祖伏羲诞生发祥于天水一带。淮阳太昊陵所祭祀的是后世部族首领太昊,印证万年之后,伏羲部族一支分支东迁定居淮阳。历经世代传承,部族首领太昊承袭伏羲氏名号,既传承延续先祖传统文化,又带领部族教民耕种、发展渔猎畜牧,统合部族势力、筑城定都,创下诸多上古文明功绩,逝世后安葬于蔡河之畔,享有上古帝王级祭祀礼制。综上,甘肃天水祭祀尚未建立王权体系的始祖伏羲,故称伏羲庙;河南淮阳祭祀执掌部族王权、奠定文明基业的太昊伏羲氏,故称太昊陵。
其五,从上古陶器形制与釉色演变,研判远古社会发展变革趋势。
太昊伏羲氏文化早中期遗存,以贾湖类型文化、裴李岗文化为代表,出土器物多为低温红陶;至文化晚期龙山文化阶段,器物逐步转为高温灰陶。这一器物烧制工艺与品类的转变,印证太昊伏羲氏文化晚期社会格局发生重大变革,彼时多地已初具早期国家形态,上古文明逐步走向大范围融合统一,目前全国已发现四十余座龙山文化古城遗址,便是有力实证。
其六,依托太昊伏羲氏传世功绩,佐证定居建都淮阳的太昊已然整合上古部族势力,位居上古百王之先。
确立部族王权后的太昊手握部族最高权力与号令权威,得以统筹推行各项文明创制举措:定姓氏、画八卦、定嫁娶礼制、创制琴瑟乐器、结网捕鱼、创造文字符号、订立礼法制度、完善天文历法、设立龙官管理制度,搭建起完整的上古社会治理体系。
定居太昊之墟的太昊部族,依托贾湖类型文化(即太昊文化,扶沟、太康、商水、项城等地均有同类遗存,石磨盘为典型器物)不断向外传播交融:其一支向西、向南融合本土文化,逐步形成下王岗早期文化;另一支沿淮河支流向东发展,与沿线土著文化相融,孕育出北辛至大汶口文化体系,构筑起体系完备、特征鲜明的东夷上古文明。
以往史学研究普遍认为,淮阳地区新石器时代古文明发展进程,远晚于黄河、长江流域。如今结合考古实证可知,淮阳地区史前文化不仅拥有独树一帜的文化风貌,存续年代亦与两河流域古文明持平,甚至更早。足以证明,上古先民早已在此劳作生息、世代繁衍,淮阳与黄河、长江流域一样,同为中华民族远古文明重要发祥地。
此外,通过系统研究伏羲文化体系可明确,中华文脉绝非仅有五千年至六千年文明史,实有八千年至九千年悠久文明,甚至溯源更早,而近万年中华上古文明的集大成者,正是中华民族文化始祖——太昊伏羲氏。
(作者单位:周口市文保考古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