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颍河岸边的文学课》序言 （颍岸书语）

◇墨白

《颍河岸边的文学课》 张俊红 主编

颍河不仅是自然的河流，同时也是历史的河流、生活的河流、人文的河流。如何在这条河流上架起沟通历史与现实、此在与远方、生活与创作、阅读与交流的桥梁，是我们当下需要面对的重要课题，周口市新华书店从2024年4月起开展的“名家面对面 好书共分享”活动，给出了极具价值的实践形式。

颍水得名于《左传》中春秋郑国大夫颍考叔，他出主意以“黄泉见母”使郑庄公得以行孝，颍水也因此而得名，并成为当地先民赖以生存的母亲河。在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中，颍水同河水、江水等一起出现在中国最早的历史图册中。颍河作为淮河最长的支流，其历史沿革可追溯至远古文明，其流域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古许昌人”在10万至12万年前就在此繁衍生息，大禹治水的传说与夏王朝的建立也和颍水紧密相关；春秋战国时期，颍水流域诞生了老子、管子、墨子等思想巨匠，其学说奠定了道家、法家、墨家的理论根基。而颍水作为中国历史上漕运的开端，承载着丰富的人文历史记忆。

公元前360年，魏惠王开凿鸿沟，使河水与颍水连通，成为黄淮之间最早的人工运河。秦代依托鸿沟水系建立敖仓转运体系，颍水成为南北粮运通道。公元前203年，楚军战事失利，项羽沿鸿沟南撤至陈县，刘邦率汉军围项羽于陈下，“陈下之战”奏响了“垓下之战”项羽乌江自刎的前奏。唐宋时期颍水航运达到高峰，通过邗沟与长江水系连通，成为“丝绸之路”商旅通道。北宋定都开封后，颍水承担着江淮物资北运京城的重任，欧阳修和苏轼都曾职守颍州，欧阳修曾以“颍水似潇湘”赞其风物。宋熙宁四年（1071年）深秋，苏轼赴杭州通判任，离京后乘船沿蔡水途经陈州，特意停留探望在此任教的弟弟苏辙，又为追忆欧阳修写下了“霜余已失长淮阔，空听潺潺清颍咽”的诗句，以秋日颍水萧瑟之景寄托对恩师的怀念。

明代，颍水作为京杭大运河的辅助通道，支撑了中原与江南的物资流通。到了清代，我们从周口关帝庙的漕运图碑上就能看到，当时颍河流域的航运已催生了专业化的船工、粮商等职业群体，社会分工达到农耕文明时期的高峰。所以，颍河流域的文化具有显著的“水”的特征。特别是进入21世纪，由于颍河流域航运的复兴，周口这个农业大市面临着工业化带来的社会重构。据资料显示，2025年颍河航道已形成“两干三支”骨干网络，周口港可通行3000吨级船舶，开通了18条国内集装箱航线和14条国际集装箱航线，颍河正成为中国中部地区通江达海的“新黄金水道”。这自然影响了颍河两岸的社会生活，这种“土地—水运—商贸—文化”的互动模式，也为周口作家群提供了独特的创作土壤。

颍河作为地理标志，已经成为周口作家群文学作品中人物活动的自然背景，深刻影响了周口作家群的创作风格，如刘庆邦的中篇小说《河工》，就是以豫东平原为背景，通过“挖河”这一劳动场景，展现了颍河流域的乡土风貌与农民的生存状态。刘庆邦有关乡村题材的作品多取材于河南省沈丘县周边，颍河作为贯穿豫东的重要水系，常成为其笔下自然与人文交织的象征符号。

作为周口作家群的代表人物，刘庆邦和他的《花灯调》被周口市新华书店首选参加名家访谈活动，自然别具匠心。我们纵观周口作家群的创作，从社会学与叙事学的角度来观察，大致有如下特征：

一、颍河岸边的家族记忆：如邵丽的《金枝（全本）》，这部小说以颍河岸边的上周村为叙事舞台，通过城市与乡村的空间对照，展现了周氏家族五代人在城乡迁徙中的命运沉浮，小说中的穗子、朱珠等女性在颍河边的成长轨迹，被赋予了颍河水文特性的象征意义。

二、颍河地理空间的文学建构：“颍河镇”作为孙方友文学作品中的核心地理坐标，其原型为淮阳区新站镇，在《小镇人物》中，孙方友将颍河流域的码头文化、商贾往来转化为文学场景，孕育出《小镇人物》的市井叙事风格。研究者普遍认为，墨白的文学创作以“颍河镇”为精神原乡，通过先锋叙事重构乡土经验，与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世系”形成了跨文化呼应。孙方友与墨白兄弟共同构建的“颍河镇”文学体系，因对民族与家族史的书写、社会历史生活与民俗志的记录，而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地标。

三、历史人物的文学重塑：如柳岸通过《公子桃花·息妫传》《夏姬传》《文姜传》《西施传》“春秋名姝”系列小说，将陈国“三次建国、五次建都”的政权更迭史融入人物命运叙事，将淮阳作为“太昊之墟”的文明起源地位具象化；通过《诗经·陈风》中“宛丘”意象的文学再现，将颍河流域陈国“弦歌不绝”的礼乐传统转化为可感知的叙事场景。

四、历史题材的本土化书写：如钱良营的长篇小说《老街坊》，通过桂公馆四少爷桂继骆等人物命运，展现了 1938 年日军占领陈州城后百姓的生存困境与不屈抗争。如李乃庆的《秦楚情仇》《符氏三皇后》等历史小说，均以淮阳历史为地理背景，通过文学重构，将太昊伏羲陵文化、陈楚故城等本土历史符号融入叙事。其作品不仅还原了淮阳在中华文明起源中的重要地位，更通过《汲黯传》《黄霸传》《张咏传》，将西汉至北宋时期与淮阳相关的廉吏故事作了系统化呈现，将地方史志中的片段记载转化为具有文学张力的叙事文本。

五、文化记忆的乡土转译：如赵兰振在其中短篇小说集《摸一摸闪电的滋味》中展现的豫东文化的双重性，通过“老子故里的巫术仪式”转译豫东“燧人氏取火”的历史记忆，以“周口方言的咒语”构建当代乡村的文化认同。如孙方友在《陈州笔记》中，通过民间艺人对于“用豫东黑土捏制陈州黑陶”的细节描写，将颍河上游8000年前贾湖遗址的史前文明与当代土地伦理相勾连，形成“文化—土地”的深层对话；《陈州笔记》里写到，泥泥狗、子孙窑所承载的生殖崇拜，根植于伏羲女娲抟土造人的古老神话体系，既是原始图腾的活态遗存，也是中原文化“生生不息”哲学观的具象化表达，体现出“阴阳和合”的宇宙观；孙方友在《小镇人物》中，将颍河流域豫剧沙河调的《黄鹤楼》《韩信拜帅》等剧目，融入民间现实生活，颠覆了传统戏曲“看戏看旦”的惯例。如宫林在《点晕》中，将颍河船工号子等民俗场景凝练成文化认同的精神符号，等等。

六、土地伦理的文学表达：如赵兰振通过《野火明亮》中“土地板结”“农药污染”等危机描写，反映现代化进程中乡村的生态困境。如尉然在《菜园俱乐部》中，通过菜园这一公共空间，呈现了乡村人际关系的互助性与集体性，以及村民“以苦为乐”的精神特质。如柳岸在《天下良田》里，将颍河流域“黄泛区”的“水旱蝗灾”历史创伤转化为文学叙事，通过“精耕细作责任田”的当代故事，与豫东“引黄淤灌改土”的治理史形成互文，呈现出厚重的历史维度。

七、颍河与豫东作为精神原乡：1980年，南飞雁出生于国营黄泛区农场，其父小说家南豫见在20世纪50年代因饥荒随家人迁入黄泛区，这种家族迁徙史在南飞雁的长篇小说《大瓷商》中转化为卢家三代人的生存史诗，他深有感触地说：“黄泛区的苦难记忆是我理解中原农民韧性的钥匙。”如孙全鹏在《幸福的种子》中，将土地作为叙事与精神原乡的载体。如孙方友、墨白笔下的“颍河镇”，作为文学地理突破了乡土文学的单一范式，融合先锋性与地域性，通过一个小镇的微观历史来折射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复杂性。我们从“颍河镇”文学地理的建构中，可以看到其本质就是周口作家群对颍河“水文化”与土地的一次“精神还乡”，其意义已超越地理学范畴。

以上，就是“名家面对面 好书共分享”活动的核心论题。除上面我们说到的小说家，活动还涵盖散文、诗歌、评论、书法等多个文学艺术门类，如彭学明散文与小说互文的《爹》、张华中的书法艺术与书法理论、任动关于周口作家群的研究、张恩岭的张伯驹研究、何南的儿童文学、芷兰关于中国古代历史人物的随笔、陆璐的诗歌创作与哲学思考等等，涉及了多个文学艺术门类。此外，评论家、诗人、艺术家高恒忠、冯剑星、刘彦章、张晓雪、刘成勇、王庆杰、李佳、刘宏志、米学军、李涛等也积极参与。“名家面对面 好书共分享”为作家与读者提供了一个多维度的对话平台，架起了一座跨界交流的思想桥梁。

目前，“名家面对面 好书共分享”活动已与周口另外两项大众图书阅读活动“伏羲书展”“典籍周口”形成联动效应，成为“书香周口”的三大核心品牌，起到了培养全民阅读兴趣与推进地方文化品牌长效建设的作用。

这册“名家面对面 好书共分享”活动纪要文集，凝聚了周口市新华书店全体员工的智慧与心血，也与周口作家群和民众的参与分不开，但最重要的还是活动的策划与实施，周口市新华书店的总经理刘学武、主持人张俊红功不可没。

我们相信，《颍河岸边的文学课》只是开端，对于“名家面对面 好书共分享”的后续活动，对于全民阅读热潮的持续高涨，我们满怀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