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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锦春 付永奇

他早年投身革命并与音乐结缘，以音乐为武器与敌人斗争，用音乐鼓舞人民，被称为“党在文艺战线坚强的战士”。

他组织领导了新中国音乐教育的一些重大活动，为倡导“美育”鼓与呼，被誉为“党在音乐教育战线上的头号功臣”。

他去世后，新华社在电讯稿中把他誉为：“我国著名音乐理论家、音乐教育家、新中国专业音乐教育事业的开拓者”。

他就是祖籍周口项城的音乐大家——赵沨。

初识革命道理

赵沨，祖籍周口项城范集，1916年出生于开封。其父为清朝末年的秀才，后到省城做律师，思想开明，亦是赵沨的启蒙老师。父亲的启蒙教育，为他的人生打下了良好基础。

赵沨与音乐的结缘，也是巧合。1926年的一天，开封街头，一位传教士用小喇叭伴奏教唱赞美诗，很好听。赵沨跟着唱起来，传教士发现他唱得不错，就动员他参加唱诗班。从那时起，赵沨就迷上了音乐，爱听爱唱，还爱读音乐书籍，凡是能得到的音乐书籍，他都反复阅读。从此，他与音乐相伴一生。

20世纪20年代，社会动荡，有志之士纷纷探寻救国救民之路。少年赵沨在开封省立二中也感觉到革命的气息。1927年夏，他正在上课时，警察突然闯进校园，带走了几名老师和学生，其中包括赵沨的同学王恩赐。王恩赐来自信阳，深受李大钊、陈独秀思想影响，常借《新青年》等书刊给赵沨阅读，并向他讲解革命道理。赵沨猜测，王恩赐即便不是共产党员，也应是共青团员。

几个月后， 赵沨得知被捕师生因为“通共”被枪杀，王恩赐也在其中。悲痛之余，赵沨对中国共产党产生敬意，对为理想献身的王恩赐等人深感敬佩。

解救进步教师

1929年，中学毕业后，赵沨到建华艺术专科学校（简称建华艺专）音乐系就读，开始系统学习专业音乐知识。在此期间发生的一件事，令他终生难忘。

在建华艺专，有一位名为方志刚的老师，思想进步。赵沨经常向他请教一些社会问题，方老师总是从历史与唯物的角度分析讲解，还推荐赵沨阅读一些进步书刊。还书的时候，方老师会提出许多问题，赵沨的回答令他很满意。两人的关系日益密切，方老师甚至表示愿意介绍赵沨加入共青团。

一个星期天的早晨， 大家还在睡懒觉，学生潘建华突然在门外大喊：“抓小偷！抓小偷！”大家从睡梦中惊醒，顺手抄起墙边的棒球棍、标枪、扫帚，朝潘建华所指的那些人打去，打得那些家伙抱头鼠窜。那些人中有人喊：“我们是侦缉队的，来抓方志刚！”

趁着场面混乱，潘建华拉着赵沨跑到方老师宿舍，掩护方志刚沿梯子爬上屋顶，藏身于两道屋脊间的凹陷处。大约一小时后，大批军警来到学校，在方老师的房间里翻出一捆书籍，在男生宿舍也搜查一番，却一无所获。事后才得知，潘建华早已将一包违禁书报丢进了粪坑。

下午两三点钟，军警陆续撤离，但大门和后门仍有警察把守。当晚多数同学离校后，潘建华和赵沨取来几条棉被送上屋顶。赵沨陪方老师在屋顶度过了紧张的一夜。

第二天早晨，警察终于全部撤走。赵沨与潘建华商议把方老师送出校园。他们找来一辆人力车，将方老师扮作病人扶上车，蒙上棉被，车前挂起雨布，直奔火车站。到了火车站才发现，他们身上都没钱，无法买票。无奈之下，赵沨将方老师拉到自己家门口。见到父亲，赵沨实情相告，父母很是关心，凑出十三块钱。赵沨又向奶娘借了两块钱，凑足十五块钱，将方老师送上了开往郑州的火车。

方老师安然脱险，赵沨长长舒了一口气。经过这件事，赵沨好像一下子长大了，对社会现实也有了更深的理解。

张伯驹资助买书

不久，建华艺专被查封，而方老师的事也牵连到赵沨。父亲安排赵沨前往北平躲一躲，并交给他一封写给张伯驹的求助信。张伯驹是赵家的远亲，在北平颇有名望。

1930年，少年赵沨背井离乡，独自惴惴不安地北上闯荡。抵达北平后拜访张伯驹未遇，他只得找一个学生公寓暂时栖身，开始学习俄文与声乐。

不久， 张伯驹派人送来一百块钱，资助赵沨在北平求学。一天，张伯驹带赵沨去北京饭店看戏。途中，赵沨发现一家小书店的书架上摆着一本《和声分析》。他看了爱不释手，再看书后标价，要好几块钱，几乎相当于他一个月的伙食费，只好不舍地放了回去。张伯驹看在眼里，明白赵沨的心思，便走过来拿起那本《和声分析》，替他付了款。赵沨很高兴，一时不知如何道谢。

这一切都被书店主人看在眼里，他问道：“你知道这本书讲的是什么吗？”“知道，是和声学。”赵沨答道。店主说：“很好，你回去学吧！有什么问题，可以来找我。”这位店主，正是后来著名的苏联作曲家阿夫夏洛莫夫。

因为这本音乐书，赵沨开始跟随阿夫夏洛莫夫学习和声学。1931年春， 赵沨结束北平的生活回到开封。经人介绍，他先后到鲁山、尉氏任教，却因在课堂上敢于揭露社会黑暗，两次遭校方解雇。

1935年，赵沨考入位于南京的中央电影摄影场，在一些影片中担任主演和独唱，正式走上声乐艺术之路。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日军占领上海后向南京逼近，电影摄影场接到撤退命令，赵沨押送电影器材到达重庆。

用歌声抗日救亡

重庆的抗日救亡运动如火如荼，特别是歌咏运动很多。在激昂澎湃的抗日歌声中，赵沨大显身手。

有一个著名合唱队进行抗日救亡宣传，赵沨加入其中，担任指挥兼歌唱教师。这是他参与抗日工作的开始，也是他人生道路上的一个转折。青年们的爱国热情深深感染了他，此前一心想当艺术家的赵沨，开始重新考虑自己的艺术道路。

赵沨教给学生的不仅有唱歌和指挥的技巧，还包括丰富的音乐知识，深受学生们欢迎。前来请他指导的团体日渐增多，其中既有左翼组织，也有右翼团体。赵沨的教学内容多样，既有西方古典歌曲，又有声乐艺术小品和苏联歌曲，而抗日救亡歌曲是最主要的教学内容。

随着声名渐起，国民党中央警官学校也邀请赵沨前去教歌。首次授课时校长在座，他没教抗日歌曲，而是选教了当时流行的抒情歌曲。校长听后说：“很好！就是要唱这样风趣活泼、令人愉快的歌！”

之后上课，校长不在场时，赵沨便开始教授抗日歌曲。怀着满腔爱国热忱，他将《黄河大合唱》《延安颂》《丈夫去当兵》等一一教给学生。谁能想到，在国民党中央警官学校里，竟回荡起来自延安的革命歌曲。

这时的赵沨虽年纪轻轻，却已经是众多音乐团体公认的导师。然而对他个人而言，“导师”之类的头衔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真正开始以音乐艺术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不再只为“艺术而艺术”，而是找到了“为人生而艺术”的道路。

译配苏联歌曲

战士以刀枪抗日，赵沨用音乐唤醒民众。抗战时期，风靡国统区的第一首苏联歌曲就是赵沨译配的。

1939年年底，赵沨在重庆遇见了此前的俄文女老师索柯洛娃。此时，她已是一位苏联驻重庆外交官的妻子。一天，他们一同去看苏联电影《夜莺曲》。影片的画面与情节令人动容，但最吸引赵沨的是其中的插曲《夜莺曲》。插曲旋律优美，他非常喜欢，一听便想把它记录下来，可惜当时既无纸也无笔。电影落幕，歌声亦止，赵沨心中怅然若失。

赵沨不甘心，约索柯洛娃第二天再去看《夜莺曲》。这一次，他们提前做好准备，早早来到影院，备好纸、笔与手电筒。电影开始，大厅里的灯全部关闭，漆黑一片，两人借助手电筒的光亮，艰难地记录着。电影结束，仍未记全，只得再赶下一场。这一回，对情节和歌曲出处已较为熟悉，歌声一响起，赵沨迅速补齐了上回未完成的乐谱。

回到住处，他顾不上吃饭，将索柯洛娃记下的歌词配入曲谱，并用俄语唱给她听，两人确认无误。次日他又看了一遍电影，反复对照，确证词曲准确后，才将俄文歌词译成中文：“河边林中夜莺在歌唱，为何歌声充满悲怆。可爱的人儿最难忘，勇敢进取莫再忧伤，夜莺啊，夜莺……唱吧，唱吧，尽情地唱吧！驱散人世忧伤！”至此，《夜莺曲》的记谱与译配工作终告完成。

同一部电影连看四遍，就为了这一首插曲。《夜莺曲》随后成为《新音乐》刊载的第一首译介苏联歌曲，也是重庆、昆明乃至整个国统区广为流传的第一首苏联歌曲。

郭沫若指导演讲

在重庆期间，赵沨直接参与了我党在国统区领导的文艺工作。当时，郭沫若主持的文化工作委员会有个音乐诗歌小组，负责人是《黄河大合唱》的词作者张光年（即光未然）。赵沨参加了该小组的活动，曾在纪念高尔基的集会上高唱《囚徒之歌》。

有一次，文化工作委员会计划利用星期日早场电影放映前的时间，举办一场小型文艺演讲会，邀请赵沨与贺绿汀等人讲述抗日音乐活动情况。那时的赵沨还很年轻，对于一个以大学生、文艺青年为主要听众的演讲会，一时难以确定演讲内容。于是，在演讲前一天，他专门去请教郭沫若。郭沫若很认真地告诉他：“就讲国统区的群众音乐活动。要强调解放区的创作对大后方群众歌咏运动的指导和影响。”

郭沫若的话，打开了赵沨的思路，也给他增添了信心。第二天的演讲十分成功。

受到周恩来表扬

为团结重庆和各地的音乐骨干，1939年10月，在中共南方局周恩来同志的直接领导下，李凌、林路、沙梅和赵沨发起成立了新音乐社，并开始筹备创办《新音乐》月刊。1940年1月，《新音乐》月刊出版发行，自第四期起由李凌与赵沨担任主编。《新音乐》月刊在全国各地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成为国统区抗日救亡歌咏运动的一面旗帜。

周恩来特别关心《新音乐》月刊，他经常回解放区，每次回来都带一些解放区油印或手抄的音乐作品。赵沨将这些作品刊登在《新音乐》月刊上。许多解放区音乐家创作的歌曲，如《延安颂》《生产大合唱》《兄妹开荒》等，就是通过《新音乐》月刊传入了国统区。

随着时局趋紧，国民党当局的审查日益严苛。部分来自解放区的歌曲因个别歌词无法通过审查，难以发表。一次，赵沨拿到吕骥创作的《向着马恩列斯的道路前进》。这首歌写得很好，但在当时的重庆，显然无法公开刊发。赵沨与李凌商议后，给歌曲改头换面，改为《向着抗战建国的道路前进》。审查部门抓不到把柄，只得准予刊发。许多解放区的音乐作品正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发表出来的。

《新音乐》月刊的月发行量一度突破三万份，成为当时极具影响力的刊物。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同志转达周恩来同志在中共南方局会议上对李凌和赵沨的表扬。周恩来说：“两个年轻人利用业余时间创办的《新音乐》月刊，可以获得月销售突破三万册的成绩，大家应该向他们的奋斗精神学习。”

周恩来的表扬，给予赵沨极大的鼓舞，也使他的思想认识进一步提高。如果说几年前他还只想当个艺术家，那么此时他已坚定走上了为革命从事音乐工作的道路。后来，他又从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得到《新民主主义论》《论持久战》等著作，反复阅读，信念愈加坚定。能够投身于党领导的这场伟大斗争，他感到无比充实、无比自豪。

最难忘周恩来关心

1940年秋，新音乐社计划在重庆首次公演《黄河大合唱》。赵沨担任合唱指挥并独唱《黄河颂》。

演出前，国民党特务扬言要来闹场子，一些不三不四的人也准备闹事，气氛十分紧张。周恩来得知情况后，特意穿上佩戴国民党中将军衔的军服，亲自带领一批进步人士和文化界知名人士进入会场，与观众坐在一起，随时应对可能发生的破坏行为。

周恩来的亲临，使特务未敢轻举妄动。演出顺利进行并取得圆满成功。结束后，周恩来在后台接见了全体演职人员，向大家表示祝贺，并发表了简短的讲话。

周恩来逐一和演职人员握手，在与赵沨握手时问道：“你回去方便吗？你不是住在南岸吗？”

第一次见到周恩来，赵沨甚至忘了自己是如何回答的。他只记得周恩来在关心着他，工作繁忙的周恩来竟清楚记得他住在重庆南岸，还惦念他夜归是否方便。这一幕深深触动了赵沨，让他真切感受到共产党领导人的亲切、可敬与对青年的爱护。

这是赵沨第一次见到周恩来，也是最难忘的一次。

周恩来精心安排撤离

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第二次反共高潮达到顶峰。国民党特务开始迫害重庆文艺界进步人士，赵沨也被列入了黑名单。为保护这些文艺工作者，在周恩来同志精心安排下，大批左翼文艺界人士开始撤离重庆。

一天，赵沨接到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通知，说周恩来同志决定安排徐迈进（新华日报社总经理）、光未然、李凌、赵沨等人撤往缅甸，开展华侨工作。

如何安全离开重庆是一大难题，尤其是对于赵沨这样已被特务列入黑名单的人员而言。为此，周恩来进行了细致谋划，从整体路线到具体细节，都作了周全考虑。

从重庆前往昆明途中，需经过一处盘查严密的关卡，黑名单上的人员照片均被张贴于此。按照周恩来事先的安排，赵沨一行先乘卡车出发，临近关卡时下车，每人雇一顶滑竿，带上水果、汽水等食品，扮作出游的富家子弟。特务未多加留意，也没有检查，赵沨等人顺利过了关卡。前行大约两公里后，他们与等候的卡车会合，再度上车，一路平安抵达昆明。

根据组织的安排，到昆明后应先联系生活书店。然而到昆明后，赵沨等人才知道生活书店已经被查封，书店的人也不知去向。怎么办？一行人并不着急。原来，他们还带有周恩来写给云南大学一位教授的亲笔信。信中周恩来拜托该教授协助他们办理赴缅甸的手续。找到这位教授后，教授很乐意帮助。等了一段时间，赵沨等人顺利拿到去缅甸的护照。随后一路辗转，他们终于抵达缅甸仰光。

把自己交给了党

在缅甸，赵沨到华侨学校教授中文，还参加缅甸华侨救亡歌咏队的活动。他教唱歌曲、办训练班、开展演讲，宣传抗日斗争、分析国内国际形势、讲述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等，致力于团结华侨青年，联络华侨上层人士，凝聚爱国力量。

经过多年抗日救亡歌咏运动的历练，尤其是参加党直接领导的抗日宣传工作，并亲身受到周恩来同志的指导和关怀，赵沨对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区的了解更深了。他坚信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要救中国就必须加入共产党。于是，他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愿意接受党的一切考验。1941年12月，他的入党申请终于获得批准，他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员。从此，他把自己的一切交给了党。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为迅速占领中国，切断中国通往海外的通道，加紧向缅甸展开进攻。根据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指示，1942年1月，缅甸华侨爱国人士在仰光筹建起一个从事抗日宣传活动的团体——战工队。队领导由张光年、赵沨等六人组成。赵沨担任导演兼演员，同时承担独唱及合唱指挥工作。战工队白天在街头开展宣传，晚上在剧场举办公演。

由于战局急剧变化，同年6月，赵沨一行回到国内昆明。这段在异国他乡的抗战经历，赵沨铭记一辈子。

学生猜测他是共产党

回到昆明后，经爱国民主人士李公朴安排，赵沨和光未然到云南大学附中做教员。他们在进步学生中组织读书会，指导师生排练《黄河大合唱》等革命歌曲。

在进步力量的引领下，云南大学附中的课外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充满活力。很多左翼老师和进步学生团结在赵沨、光未然周围，追求民主进步，探索真理。后来，这些学生中的绝大多数成了中共党员或革命战士。其中有一位女学生吴锡麟，嗓音条件比较好， 一直梦想成为歌唱家。赵沨主动指导她学习五线谱和乐理知识，后来吴锡麟加入了音乐组。可以说，赵沨是吴锡麟的音乐启蒙老师。

一次下课后，吴锡麟和赵沨一同走在回宿舍的路上。赵沨说：“世界上有一支先进的队伍，他们以解放全世界劳苦大众为己任。这样的队伍，苏联有，他们已经推翻了沙皇统治，取得了革命胜利，现正在顽强抵抗德国法西斯的侵略。这样的队伍，我们中国也有，他们正在抗日战争的最前线，一边浴血奋战，一边还要与蒋介石消极抗日、反共反人民的独裁统治作斗争。这支队伍是先进的队伍，希望有一天，你能站在这支队伍里……”赵沨没有明说自己是不是共产党员，也没有过多阐述党的理论，但聪明的吴锡麟猜测：赵沨应该就是共产党员，真正的共产党员，或许就该是他这个样子。吴锡麟相信赵沨所说的每一句话，而赵沨未曾言明的指引，悄然照亮了吴锡麟前行的方向。

1952年，赵沨与吴锡麟结为夫妻。吴锡麟晚年回忆这段往事时说：“战争年代，我和赵沨之所以能够成为恋人，主要是因为我们有着共同的革命理想和音乐志向。基本上，他走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

1945年，党组织决定让赵沨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他成为民盟第一批以个人名义加入的成员之一，并担任民盟云南省支部秘书长，在青年教师和文化界人士中开展文化工作。

1946年5月，在地下党组织的支持下，民盟文艺小组以云南路南彝族青年为主，组建了一支30余人的演出队，到昆明演出彝族歌舞。赵沨担任音乐指导。演出通过充满民族特色的歌舞，生动展现了彝族人民的历史、生活与文化，并借此传递出争取民主、改善少数民族政治地位与生存状况的呼声。

演出在国民党省党部礼堂连演十场，场场爆满。国民党省党部见演出反响热烈，心生畏惧，中途企图禁演。但在进步人士与青年学生的据理力争下，演出一直坚持到最后。演出轰动了整个昆明，在社会各阶层激起巨大回响。闻一多、费孝通等学者纷纷撰文，对演出表示赞许。

李公朴、闻一多遇害

经过浴血奋战，中国人民终于迎来日本投降。然而，人民期盼的和平并没有到来。1946年6月，国民党撕毁停战协定，挑起全面内战。国民党当局对国统区民众及反对内战、争取民主权利的民主人士极尽打压之能事，造谣诬蔑、恐吓威胁无所不用其极。一时间，昆明城阴云密布，人人自危。

形势日益严峻，民盟云南支部决定召开记者招待会，由李公朴、闻一多等人出面向社会公开阐明民盟的政治主张和对时局的态度。

7月11日晚，赵沨从李公朴家返回住处——中苏文协会所。刚进院门，就被两个穿军便服的人架进房间。一些人在房间里翻箱倒柜地搜查，连一本书、一张纸条也不放过。随后有五六个人来到房间宣布：“我们是奉命来查封中苏文协的，现在搜查的东西都在大厅里，你要在我们搜查的物品上签字。”赵沨假装配合，趁其不备冲出大门。

没走多远，身后便响起急促的脚步声，有人骂道：“他妈的，跑哪儿去了？”手电光乱晃着渐远，赵沨这才从地沟里走出来。就这样，他躲过了军警的追捕。

第二天天亮，赵沨就赶往闻一多先生家，却惊闻噩耗——李公朴先生昨天傍晚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了。这时，大街上出现了许多无名招贴，诬指“李公朴被杀，是匪党内部左右派斗争所致”，极尽造谣中伤之能事。

7月15日，李公朴追悼会在云南大学举行。事前，赵沨等人劝说闻一多不要露面。闻一多明知自己早已上了特务的黑名单，仍参加追悼会，并发表了振聋发聩的著名演说。

当天下午，楚图南、闻一多举行记者招待会，赵沨负责会务。招待会结束后，闻一多离开不久，远处突然传来一阵枪声。紧接着，一名学生急急忙忙跑来，说：“闻先生在联大宿舍门前遭特务暗杀，现正被送往云大医院。”

李公朴、闻一多相继遇害后，楚图南、张奚若、费孝通、赵沨等九人被迫进入美国领事馆避难。次日，云南各大报刊刊登“九教授避难美国领事馆”的消息，激起社会各界对国民党的强烈抗议。

云南已难容身。赵沨等人离开昆明奔赴上海。岂料在上海，赵沨再遇险情。他找到地下党负责人，表达渴望前往解放区、痛痛快快干革命的想法。然而，民盟负责人沈钧儒告知：民盟中央已决定派他再赴缅甸，重新组建民盟仰光支部。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