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胜日本
七、完胜日军
作为主攻部队，所部四哨从敦化门进入，势必最先与日军接触，袁世凯虽已下定不惜与日一战的决心，毕竟中法战争尚在进行中，自己在朝鲜又擅开边衅，责任非同小可，所以直到最后袁世凯也没有放弃和平解决的可能性。袁世凯之随员训导陈长庆平日里具体负责对日公使馆的联络工作，与公使馆工作人员和警卫较为熟悉，召集将士“流涕宣誓”①后，袁命陈长庆率两哨人马做先锋。袁世凯特意制作一个超大名刺，令走在队伍最前面的陈长庆高高举起，以便日军识别，同时声言：请求会见竹添，解释清军进兵原委，希望与竹添妥商化解危局之策。
日人不予理睬，陈长庆等入宫前行不远，日方即行开枪狙击。袁世凯果断地下令还击，并指挥部队迅速向宫内推进，很快攻到景佑宫前，景佑宫大门紧闭，袁世凯命人撞开宫门，向内冲锋。日军占据宫内制高点向下射击，而宫内甬道曲折狭窄，无处藏身，易守难攻。朴泳孝亦率领朝军前、后两营的官兵前来助战，一时间弹如雨下，“兵卒伤亡者枕籍”②。袁世凯命令哨官唐宗远带队从后院包抄，形成夹击之势，此时又有朝军左、右营的百余名士兵加入袁世凯战队，士气大振，攻势陡增。“泳孝前营死逃仅余五十余人，后营余百十人，皆附我军，泳孝遁去。日兵见势已孤，亦弃戈而奔。”③袁世凯率部追击，不料进入日军事先埋设的雷区，损失惨重。日军乘势反击，用格林炮向袁军猛轰，当场阵亡六人，伤十余人，且多数是围绕在袁世凯周围的亲兵，袁世凯指挥所部镇定攻守，不为所动。日军见无法击退清军，遂退守北山，负隅顽抗。这时天色已晚，光线昏暗，担心误伤国王、世子，袁世凯命令停止攻击，收兵回营。日军亦趁着夜色的掩护，潜下北山，溜回公使馆，又急急地自焚使馆，逃往仁川。
从战后的伤亡数字看，袁世凯所部在整个战斗中亦肩负着最重的责任。“兆有归营查点勇丁，阵亡者三人，受伤者十余人。卑职世凯营中阵亡勇丁六人，受伤弁勇二十余人。沐恩光前营中受伤三名。而日人亦阵亡数十人。”④
当天下午战斗的情形也被记录于金玉均的《甲申日记》中，他是这样描述的：“忽闻炮声乱发，从东南门清兵夹攻而入，宫中骚然。倏忽之间，王妃及世子、世子嫔已出宫向北山。又闻王大妃、大王大妃、顺和嫔，皆已出宫门云。余急入寝室，寂无一人，急与徐君出后门，遥望见大君主率武监及兵丁四五人，已登后麓。”⑤闵妃的睿智和坚持，给众人谋得脱险的最佳机会。
金玉均继续回忆道：“计无所出，余之议于竹添曰：‘事至于此，势无奈何，可陪大君主急往仁川作后图可也。’上闻此言曰：‘吾决不欲往仁川，可往大王大妃行在所，虽死，共一处为教。’竹添对余曰：‘大君主如是不肯，将若之何？’当此之时，弹丸渐多，不可久留，仍又转登后麓，至凡五次移迁，竟至于东北之宫门内。上决欲往北庙（王妃及诸殿自北庙送人请上临），余与朴君、徐君（载弼）、洪君力挽之。”竹添见已无力回天，决定退却，撤往仁川。“上闻此语，急要出北门而行。余料以北庙之近处必有清军埋伏，吾辈若扈从，必被清贼之毒手”，竟与竹添和众人协商，金玉均、朴泳孝、徐载弼、徐光范决计跟随竹添前往日本，“惟洪君素性仁厚，平日交际甚圆融，变出后亦以兵丁送护闵泳翊，且与袁世凯契甚厚矣，或望其得而安全。” 至此，开化党的三日政权土崩瓦解，灰飞烟灭，金玉均、朴泳孝、徐光范、徐载弼等人亡命日本。
袁世凯写给李鸿章的几次禀报，将寻找韩王李熙的过程及自己的一些作为描写得细致入微，绘声绘色，并不逊于一部晚清小说，在此全文摘录以飨读者。“我军收队后，仍不得国王消息，焦愁万状，乃暗悬赏格：有人告王所在，赴告来营者，赏银二千两；送王至营者，赏银二万两。三鼓，有人密送消息，告（王）在北门内关帝庙，为英植所拘。卑职委茅倅（倅，副职，指幕僚茅延年）与吴统带、张总兵率队相继前往。卑职以山岭重叠，石磴崎岖，虑有伏兵，节节巡哨。吴统带等人见王，请王至左营暂息。洪英植侍侧，谓袁某不来不可往，王乃言待袁而行。吴统带劝说良久，王起欲行，英植目王，王复坐。英植复言，袁某既不来，且遣人视宫中安否，其实召日兵也。先时，吴统带未至关帝庙时，朝鲜兵已在庙内及沿途山沟中搜获东洋奸细八人，而日人又扮土人服，入侍王前。少顷又一人入，形色甚异，王之御林军兵捉之出，帽落，露短发，则日兵也，立毙阶下。英植颜色顿改。张总兵于烛光下见王座侧柜中匿二人，恐有变，遂与吴统带亲舁肩舆至阶前，茅倅引王出户，英植力阻，茅倅不顾，王起牵茅倅衣裾，趁势步出，遂就舆。英植见王已去，欲于稠众中潜逃，茅倅伪与周旋，携之同行，而英植恐我军为难，亦握茅倅手同行。甫至门，朝鲜兵乱刀齐下，英植扑地，犹握茅倅发辫未放也。朴泳孝（此处笔误，当为朴永教）及士官生徒九人，皆为兵杀于院中。各军卫王至吴统带营，召大臣集议，幡然改政。卑职复虑王志不坚，或为开化党所蛊惑，次日请移至卑营，细加省查，既足以维系人心，又足以杜防外邪。住至四日，见人心稍定，王意无他；又虑久留必招物议，于二十三日请王回宫，卑职亲带副营住居宫内，周围布置，以防他变，纵使开化党有摇惑王心者，我军环居宫禁，近在肘腋，或不敢妄启异谋。王至吴营后，卑职入见王，王执手泣曰：‘吾不意今复见君。虽然，君亦危矣。’因述英植将于是日逼之更衣赴仁川，乘日本兵轮至东洋，王难焉。英植与泳孝胁迫备至，王与妃五人皆泣求，英植不可，仍使人觅土人服。英植等亲与更换，衣甫著身，外间枪声突发。英植知我军已入，逼王出宫，居关庙，欲于是晚设伏庙中，带卑职与吴统带、张总兵至，屏我从人，一并谋害。适我军先觉，计不得行。王为英植劫赴关庙，王妃、世子等乘间逃出。朝鲜左营哨长柳东根备肩舆带兵护卫，送至东门外十五里村落，伪言系其眷属，迨国王入我军，始来相告。”
“二十三日，国王回宫，卑职一营随护而入，次日派刘总兵朝贵，率队与柳东根迎王妃、世子等于东乡。刻下王居偏宫，卑职四面环营，彻夜巡警，不敢或懈。”⑥
“日人于二十日午后自焚使馆，奔赴仁川。沿途百姓莫不握石持刀，争相追击颇多伤害，而百姓为日人枪毙者亦复不少。其所弃子女碍难完全，二十一日，商请陈道树棠照会各国公使，由防军派哨长尹千总本贵率勇二十名护送到仁川，以示中国宽大之意。”⑦
果断处置甲申政变，是袁世凯入朝后取得的最大的军事和外交胜利。首先，这次胜利让更多的大清高官记住了“袁世凯”这个名字，如果当时朝鲜驻军里没有年轻的袁世凯，只有吴兆有、张光前之类的老官僚，他们所选择的一定是等待北洋命令，决不敢轻举妄动。这本也无可厚非，因为这是官场中按部就班、照规矩出牌的必然结果。半月后，北洋大臣李鸿章的命令来了，如其所料的只能是：“坚壁自守，以待调停。”在当时危急的情况下，等上半个月，黄花菜都凉了，再按命令所言“以待调停”，估计开化党早已经站稳脚跟，以新政府的名义把大清和他的势力如“无骨海参”般抛进黄海里去了。其次，这次胜利让袁世凯成为日本政府的眼中钉，急欲除之而后快。日本谈判首席代表伊藤博文坚决要求：严惩首祸袁世凯，甚至在言语中暗示李鸿章，将来威胁他在北洋地位的人必是袁世凯。李鸿章何等聪明呀？不管伊藤博文怎么挑拨、鼓捣，他软磨硬泡，据理力争，始终不同意这一条。在中法已经处于战争状态的前提下，想让清政府或李鸿章直接命令驻朝清军与日本动武，他们都不敢，也不会贸然答应，以当时的情况，请示也是白请示。现在袁世凯自作主张，贸然做了，而且是毫无悬念地完胜，事情就变得简单多了。大清驻朝将领袁世凯，和日本驻朝公使竹添进一郎在朝鲜发生的冲突，就变成了两个小孩子在外边打架，并不影响两家大人之间和睦与友好。李鸿章和清政府只需要出面收拾一下烂摊子，双方家长各自管教一下自己的孩子就行了。日本严惩袁世凯的要求非但没有得逞，反成全了袁世凯在国内的声望，这可能是伊藤博文始料未及的。再次，袁世凯的果敢与担当和他对国王李熙、闵妃的救命之恩，为他赢得了朝鲜政府的敬重和爱戴。随着朝鲜民众中仇日情绪的高涨，袁世凯自然成了朝鲜人心目中的英雄。加上之前初到朝鲜时的善举义行，袁世凯受到朝鲜官民军的衷心拥戴，水到渠成，顺理成章。《容庵弟子记》这样表述政变平定后，袁世凯在朝鲜受敬重的盛况：
“王请公（指袁世凯，下同）率所部同入（宫）防卫。次日，（袁世凯）分兵迎妃及世子于东乡，人心渐定。军民感公威德，沿街巷皆立木碑，以表感戴。公出，父老妇稚围随展望丰采，马不得前。夜则张灯燃火，罗列引导，有拆屋宇草木作炬者，妇女有由门隙出竿挂灯者。凡公所到，火光烛天。公再四避让，劝阻不从。后韩居民议立灯会，轮流值班。每遇公出，以碧纱灯百十夹引，以为常。各社仿生祠例，立公衔牌，朔望拜祝。虽僻乡荒岛，无不知公名者。韩虽奉中国正朔，而国内记载多用崇祯。甲申后第几年，至是始用清帝光绪年号焉。”⑧
这段文字虽不乏溢美之嫌，但笔者以为，亦与很多史实及个人作为相契合，绝非空穴来风。②8（未完待续）
注：
①、②《容庵弟子记》沈祖宪等著，中国现代史料丛书第一辑，文星书店印行，第20页
③、⑥《禀北洋大臣李鸿章文》袁世凯著，《袁世凯全集》第一卷，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第42页
④《与吴兆有张光前联名飞禀北洋大臣李鸿章文》袁世凯执笔，《袁世凯全集》第一卷，第37页
⑤《甲申日记》金玉均著，摘自《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王芸生编著，第255页。文中引用，未注释者，均出自《甲申日记》
⑦《与吴兆有张光前联名飞禀北洋大臣李鸿章文》袁世凯执笔，《袁世凯全集》第一卷，第38~39页
⑧《容庵弟子记》沈祖宪等著，中国现代史料丛书第一辑，文星书店印行，第24~2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