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险峰
(接上期)
乾兴元年(1002年),太子赵祯践祚,世称仁宗。昔日太子伴读,晏殊迎来了仕途的机遇期,但也步入了命运多舛的危机期。真宗宾天,赵祯十二岁,尚在幼年。太后秉承遗命,临朝听政。宰相丁谓、枢密使曹利用,均意欲独揽朝政,谋求单独觐见,百官“无敢决其议”者,朝中风波骤起:
仁宗即位,章献明肃太后奉遗诏权听政。宰相丁谓、枢密使曹利用,各欲独见奏事,无敢决其议者。殊建言:“群臣奏事太后者,垂帘听之,皆毋得见。”议遂定。 (《宋史·晏殊传》)
危急时刻,仗义秉言,力挽狂澜,晏殊功不可没。吏部拟迁晏殊为右谏议兼侍读学士,太后则称之不足:晏殊是东宫旧臣,恩加不足,遂诏命加赠“给事中”。
得获恩赐的同时,厄运也一并而至。天圣三年(1025年),晏殊升任枢密副使。不久,太后其亲张耆拟任枢密使的传言充斥朝堂,一时间朝堂大哗。十二月,晏殊上《论张耆不可为枢密使疏》,“忤章献太后”(《晏殊、晏几道年谱》),太后记恨。
坐从幸玉清昭应宫从者持笏后至,殊怒,以笏撞之折齿,御史弹奏,罢知宣州。数月,改应天府。(《宋史·晏殊传》)
蒙遭御史弹劾,晏殊被外放宣州知州,后改任应天府,任南京留守。幸运的是,晏殊在此得识范仲淹:
延范仲淹以教生徒。自五代以来,天下学校废,兴学自殊始。(《宋史·晏殊传》)
晏殊一向喜善名人志士,遇人“必以诚,虽处富贵,如寒士,尊酒相对,欢如也。得一善,称之如己出”,并且职任以来,“大兴学校、以教诸生。自五代以来、天下学废、兴自公始”(欧阳修《晏公神道碑铭》)。识遇范仲淹,晏殊自然喜之若狂。天地间,两个非凡人物的天时机遇,为大宋王朝开启了兴学许国士风,晏殊治下的应天书院,“四方从学者辐辏”,成了北宋四大书院之首:“ 风乎四方,士也如狂,望兮粱园,归与鲁堂。” (范仲淹《南京书院题名记》)“如欲平治天下, 当今之世, 舍我其谁”的激进士风,更是得到当朝士大夫的推崇。《宋史·卷三百一十四》记载:
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
明道二年(1033年)三月甲午,章献太后崩。饱受临朝听政之苦的仁宗皇帝亲政后,对太后旧臣悉皆扫地出门,即或是昔日伴读亦无例外。晏殊无奈,先被外放知亳州,后被改知陈州:
景祐二年(1036年)二月,自亳州徙知陈州。迁刑部尚书。(夏承焘《唐宋词人年谱》)
徙知陈州,晏殊并不着意,且每每忆起昔日同为太子伴读的蔡伯俙,深信仁宗皇上是会念着他的。蔡伯俙是北宋时期名副其实的神童。据王明清《挥麈录》记载:
蔡伯俙与晏元献俱五六岁,以神童侍仁宗于东宫。元献自初耿介,蔡最柔媚,每太子过门阑高者,蔡伏地令太子履其背而登。既践祚,元献被知遇为宰相,蔡竟不大用,以旧恩常领郡,凡更四朝。
蔡伯俙与宋仁宗自幼亲近有加,因此深信其一定可以被重用,高官厚禄指日可待。然而暑去冬来,却依然是履任一些闲散的职位,晏殊却被履委重任,直至宰相。蔡伯俙径去质疑仁宗:“为什么不任用我却任用晏殊?”宋仁宗答之曰:
昔日朕年幼无知,良莠不分。如今朕统管海内,深知国家无真才不兴。
陈州,京师近畿,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晏殊情有所归,心有所寄,唱和饮宴不断,其轶事亦自然不绝:
鲁郎中言昔年陈州有女妖,自云孔大娘,每昏夜于鼓腔内与人言,尤知未来事。故相晏元献守陈,方制一小词,修改未定,而大娘已能歌,何其怪也。(《文昌杂录》)
李宗易,陈州名士,晏临淄公为陈守,伏暑时同诸客集于州之后圃。时炎曦赫然,晏公曰:“江南盛冬烘柿,当此时得而食之,应可涤暑。”宗易忽对曰:“此极易致,愿借四大食合。”公大惊,遽令与之。宗易起入于堂之西房,令取合,复掩关。少刻而出,振衣就席,令开合,烘柿四合俱满,正如盛冬初熟者,霜粉蓬勃,分遗座客及其家,靡不沾足。晏公曰:“此人能如此,甚事不可做?”自是疏之。(《默记》)
宝元元年(1038年),晏殊自陈州召为御史中丞、三司使、充检使。当是时,大宋王朝西北战事频起,晏殊奏章不绝:
请罢内臣监兵,及募弓箭手教之,以备战斗。又请出宫中长物助边费,凡他司之领财利者,悉罢还度支。悉为施行。 (《宋史·晏殊传》)
晏殊一心为君,为国操劳,忧心国事,其谏议亦“多被采纳”:
天子悉为施行,自宫禁先,以率天下,而财赋之职悉归有司。(欧阳修《欧阳修集》)
康定初年,晏殊被诏命为枢密使,执掌枢密院。适逢西北战事烽火初燃,晏殊又被诏命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登上权位的巅峰。(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