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法东 童建军
周口，一座因水而兴，向水而荣的城市。沙河、颍河、贾鲁河三川交汇，形成了三岸鼎立的独特地貌。可以说，是三川孕育和造就了周口。而关于周口三川的来龙去脉，以及关系这座城市的历史记忆，史志和方家多有记载论述，也存在不同的认知和观点。在打造国家区域中心港口城市、奋力实现周口复兴的时代背景下，对周口三川水系的变革进一步辨析和梳理，更具有历史的观照意义。就此，笔者持续进行了一些探索。
颍水流路屡经变迁
颍水，也就是今天的颍河，周口及以下又名沙颍河，著名的“四渎八流”之一，也是淮河最大的支流，更是周口人民的母亲河。时过境迁，这条关系中华民族文明之源的河流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流路，从而引起千百年来的颍水古道之争。
《山海经·海内东经》载：“颍水出少室，少室山在雍氏南，入淮西鄢北。”“鄢”指古鄢国。西周初年，鄢地建立鄢国；春秋时期，鄢国为郑国所灭，改为鄢陵；西汉设置鄢陵县。据《山海经》记载，先秦时期，颍水从鄢陵的北边流过，鄢陵以下的河段叫淮水。这一颍水流经临颍县北，过鄢陵县，在逍遥镇（陶城和逍遥之间）入陶枢陂，《水经注》称其为颍水北岸的溵水。《水经注·卷三十一·溵水》载：“溵水出颍川阳城县少室山，东流注于颍水，而乱流东南经临颍县西北，小溵水出焉。东经临颍县故城北，溵水又东经溵阳城北，又东经溵强县故城南……水东为陶枢陂。”
《水经》成书时期，颍水流路已由临颍县北改道经临颍县南又向东流去。《水经》载：“颍水出颍川阳城县西北少室山……又东南，过临颍县南。又东南，过汝南溵强县（今西华县逍遥镇）北，洧水从河南密县东流注之。又东，过西华县（今西华县南）北。又南，过汝阳县（今商水县城上村）北。又东南，过南顿县北，溵水从西来注之。”这一河道的逍遥以东河段大体上与今天沙颍河走向是一致的。
曹魏时期，西华县境内的颍水流路又出现了变化。1990年《商水县志》载：“常社店（今商水县郝岗乡常社村）至周口的沙河道，原为古颍水，曹魏时曾在北岸逍遥镇以上引道旁流，原河道水势渐小，变成一道小河，俗称青泥沟。元末引北汝水与滍水合流入青泥沟，这段河道成了沙河的主航道。”这段文字表明颍水在曹魏时出现一次人为的向北改道，《水经注》记载的颍水应该就是或接近这一流路。《水经注》载：“……颍水又过西华县北，县北有习阳城，颍水经其南……颍水又过汝阳县北……颍水又东，大溵水注之。又东经博阳县古城东……又东南过南顿县北，溵水从西来注之。”《水经注》时期的颍水过商水境内的河道并无大的变化。然而，周口以下的颍水流路却出现认识上的分歧。
周口以下颍水古道
历史上，颍水在周口有两条折而南流的河道，一在周口新街向南流，一在周口东20里处的高山顶向东南流。这两路水流到底哪一路是颍水古道，几百年来一直存在争议。
清道光《淮宁县志》认为，自周口新街向南流的水流就是颍水故道。《淮宁县志》载：“沙河之属，自西部起首，曰颍水，一名渚河，出登封，初起三源，中源少室、右源颍谷、左源少室南溪。三源河流，东经阳城县故城，过禹州、襄城、许州、临颍各界，东入西华境之习阳城（现西华县后石羊村一带），又东南经毛家庄、张田堤、刘家园，又东南至商水境之孙家嘴入沙河。习阳以上水道与古同，下与古异。”《淮宁县志》认为颍水在周口向东流的河段不是正流，而是“与古异”的新开河。对此，《淮宁县志》又加了个按语：“颍水故渎，自西华境习阳城南迤逦而东，经西华县南，又东南至赵牛口，惠民河挟溱、洧二水北来入之，又南经李方集，又南至周家口，又南至商水许家寨，《水经注》南经汝阳县北即此。又东南经本境尹练集，又东南经乐嘉城东北，大溵水从西来入之。又东南经项城南顿故城北，又东流十余里与新河即今沙河互相出入矣。”这一流路确实存在，至今仍有残段遗存，其南出河口原在市区新街的北口，河道向南经新街、小南街、人民商场、荷花市场，过交通大道，再经韩营、单庄、杨脑、许寨出市区，向东南经开发区李老，商水县练集、黄寨，流向项城市南顿、丁集、王明口，然后经师寨，又流入颍河。另有支流东南行，从直河头入汾泉河。然而，根据沙颍河在周口城区内的走势，在周口新街北首就应该顺势继续向东流，不应该成90度的角度突兀地折而南流。根据沙颍河北岸有河流与之相对应的水系特征，这一河流应该是对岸河流南冲的水势将沙颍河南岸大堤冲决所致。也正因为受北岸称为贾鲁河的河流之水，沿线的人们至今又称之为贾鲁河或小黄河。所以，新街南流之水并不是颍水故渎，只是元明时期的颍水。
周口新街南流“颍水”
根据史书推断，《淮宁县志》记载的颍水流路应为元明时期颍水改道的结果。宋元以来特别是金明昌（1161年~1195年）以来，频繁的南泛黄水，给颍水造成不可逆转的影响。从大背景上看，《河南沙颍河志》载：“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黄河南决，水分两路流向东南：一支经今陈留、通许、杞县、太康，注涡（涡河）入淮；一支经今中牟、尉氏、洧川、鄢陵、扶沟东南由颍入淮。”《周口地区水利志》载：“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十一月，河决祥符义塘湾，泛水主流沿沙河道南流，通许、太康、陈州、颍州被害。黄河沿汴东去，黄泛大举入侵颍河。”《明史·河渠一·黄河上》载：“（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四月，河水暴溢，决原武黑洋山，东经开封城北五里，又东南由陈州、项城、太和、颍上，东至寿州正阳镇，全入于淮。”无数次的黄河南泛，应该是周口新街南流颍水新道形成的重要原因。因此，也就有了经繁城、杜曲、商桥镇，黄连城、赵牛口、李方口，在周口穿古颍水而南，到许寨附近接入古溵水的“颍水故渎”。从细节上看，民国《项城县志·卷六·河渠志》载：“黄河故道，旧志：宋太平兴国十年（985年），河决荥阳，始南徙夺汴河之道，南流为沙河，经扶沟、西华、周家口、颍歧口，俗称尹士埠口，牛家口即牛沟口，经县东北六十里槐坊店，又东历太和县至颍州北而注于淮。府志：元末，自通许分一支自本府商水入南顿，混颍水东流于项城。今河形尚存。”清乾隆《颍州府志·卷之一地理志·山水》载：“洪武初，黄河自通许之西分支，从陈州商水入南顿，混颍水东流。宣德五年（1430年），黄流绝，颍歧口亦淤，与周家口之上游不通，俗呼为小河。”新街北端与贾鲁河相对的南岸大堤先是屡浚屡塞，筑堤后屡堵屡决。清乾隆《陈州府志》载：“吴公堤，在周家口河南岸关帝庙后，雍正元年（1723年），黄水泛涨，由汴而下，堤正当其冲。兼风雨骤至，几溃者数四。邑令吴耀冒雨督修，无间昼夜，堤赖以全。邑人感德，名之曰吴公堤，勒石以志。”民国《项城县志》载：“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河决杨桥口。由朱仙镇、西华至周家口穿颍直驱县境。”从黄河经贾鲁河南泛情形及沙河南岸堤反复决口的状况可以判定，过周口新街南流河段极有可能就是元末明初形成的，并非颍水古道。既然《淮宁县志》认定过周口新街南流的颍水不是颍水故渎，那真正的颍水故渎流向哪呢？
明清“颍歧河”是颍水故渎
《水经注》载：“颍水又过汝阳县北，又东，大溵水注之。又东经博阳县古城东，又南过南顿县北。”根据颍水与博阳古城之间的位置关系，找到博阳县古城，就可以确定古颍水的流向。博阳古城在哪呢？《大清一统志》载：“博阳城，在商水县东北四十里，汉县，属汝南郡。元康三年，封丙吉为侯邑，王莽改曰乐嘉，后汉省。”《太平寰宇记》载：“博阳城，在宛丘县西南四十里。”宛丘县即今天的周口市淮阳区。《水经注》载：“博阳城，在南顿县北四十里。”史志所述的“三个四十里”交集点即博阳城大致就在李埠口街道办的大杨楼村以南至商水县练集镇的东部一带。这一位置的东侧有过高山顶东南出的“颍水支流”，即清代以后呼为“颍歧河”的古河道流经。西侧有两路水流走来，左支是源于周口城南现在仍在通流的“运粮河”，右支是过许寨、李老、姚滩、练集的溵水，这些物理存在符合《水经注》颍水流路地貌特征。只是不清楚哪一支是《水经注》所指的溵水。运粮河在北侧，与颍水接入点更符合“博阳城在商水县东北四十里”的地宜特征，但不知其是何时形成的；过练集北的溵水与颍水的交汇点偏向东南，与“博阳在城商水县东北四十里”的方位稍有不符。史志不可能记载如此指向性的问题，具体情形仍需进一步考证。但结合沙颍河走势，灌溉城、颍歧渡夹河月城、颍歧河等参照物所处位置，就可知早期的颍水过周口到高山顶后又折而东南流，经黄寨、南顿北、水寨南、槐店下入淮。这一流路的颍水在高山顶以下就是介于沙颍河与汾泉河之间的明清古黄河。
古颍水演变为“黄河”
《明史·志十八·地理志三》载：“陈州，洪武初以州治，宛丘县省入。南有颍水，又西有沙水，亦曰小黄河……又南有古黄河，嘉靖时，黄河南出之道也。”这里的“古黄河”就是颍水。颍水演变为“黄河”，始于正统初黄水经孙家渡泛入沙水。正统十二年（1447年），沈丘段湮塞。乾隆《沈丘县志·卷二·山川》载：“古黄河，在县北五十里槐坊店南，古黄河支流也。正统十二年淤塞失故道。”因为淤塞，流程缩短，遂向西摆到焦炉埠口下注南顿，泛入汾河。民国《项城县志》载：“正统十三年，黄河经朱仙镇直注南顿。”从此项城受黄患之苦长达二百年，致使平衍之地十之三、洼下之地十之七常年受水，大量起课民田不能稼穑。明末清初顾炎武《肇域志·河南·开封府·项城县条》载：“黄河故道，在县东北六十里，即槐坊店之南之沙水。西接汴水，东至凤阳府太和县合颍水入淮，今涸。”可见，在明清时期，整个沙水与高山顶以下的颍水都是一线贯通的，到嘉靖年间，成为主要的泄黄通道。也正因为是“黄河南出之道”，才加速其淤废。而后，黄水又主要从其北岸的沙颍河东注。民国《项城县志·河渠志》载：“黄河自决而南，之后与沙河（今沙颍河）时合时分，其分流故道（古黄河、颍水）今具淤塞，达淮者皆沙河水也。”因为古黄河与“北河”（今沙颍河）时分时合，互相串流，所以，古黄河也叫小沙河，淤塞后又叫干河，与“北河”互相交织的河段也叫缠丝河。清宣统《项城县志·河渠志》载：“干河，城东北，传为黄河故道，又曰旧颍河，自南顿西北入县境，经水寨南，去沙河三里许，以其形绕沙河左右，又名缠丝河。至牛口，穿沙河而北；至槐店，穿沙河而南。东至郭家口，入沙河。长约四十里，宽百余步。”
高山顶以东的新开河与古颍水的具体交汇点应该在沈丘县郭家口，这段河道才是真正“与古异”。而新开河与《淮宁县志》认定的古颍水“相互出入”点在窦门附近，则是洪水泛滥、河流变迁的结果。
新街南流之水俗称“赵匡胤运粮河”
前文已述，新街南流之水应是元末明初形成的新河道，在此之前，是否已经有北宋运粮河通过值得讨论。民国《项城县志》所说的“黄河故道”经扶沟、西华，到周家口后折而东流，又经颍歧口、牛家口、槐坊店，下入淮，并没有说在周口分支南流。没说不等于没有，但是值得存疑。北宋初年，西南馈运经汝水入溵水后需要沿溵水迂回到蔡口，再经蔡河即“赵匡胤运粮河”运至京师开封。为提高运输效率，节约运输成本，976年，西京作坊副使、尚食使符昭愿，率兵卒丁夫引溵水入颍水，又自合流镇（今西华县逍遥镇）开凿新河到西华县长平镇接入蔡河。使豫西南地区与京师之间的运道不再绕行蔡口，省迂路500里。当时若是在周口新街存在向南接入溵水的河道，西南漕运到周口后就不会再向东迂回到蔡口，也没必要开凿逍遥到长平的运河，因为从逍遥到周口与从逍遥到长平的距离相差不大，有现成运道何必开新河？而且，这么重要的大事件如果是真实的，史志也应该多少有点记载。而万历《开封府志》和顺治《商水县志》等志书关于“双沟河，即宋元通江淮漕河”的记载，那是指过通许、扶沟、西华、淮阳的蔡河运道，与明清时期过周口的漕道不相涉。再者，若是在北宋时期周口就是漕运枢纽，就不至于到明朝时居民仍“不过百家”，也不至于到康熙年间才把周家口列为“新兴集市”。所以，至少在北宋初年，周口新街还没有河流通过，也不可能存在“赵匡胤运粮河”。民间之所以有这样的传说，是因为它的上游河段蔡水是北宋运粮漕道，与之相连的周口南的古沙河也是北宋的漕道。
随着黄水南泛而屡疏屡塞的周口南流颍水，因上泛国家之用，下夺农桑之业，在万历年间被人为填平。几百年来，民间一直流传着王进士（万历十七年己丑科进士王修行）填河的故事，甚至还有细节的传闻，说是因为水大河口难堵，王进士就用杉木桅子穿锅的方法堵住了河口，但实际上不是王进士所为。对此，参与道光《淮宁县志》编撰的邑人智洽早已撰文予以否定：“或曰颍水别派二口则谁塞之乎？曰塞于明而非塞于元，于邑进士户部郎中王修行之手，非塞于贾鲁也。何以知其然也？曰古老传闻足据也。然则颍水上游何时徙而南乎？曰下游既塞后也。何以知其既塞也？曰徐复元《李方集河防篇》不云乎？溱、洧、颍、沙河交织，茫茫一带无涯矣。是尔时，颍水上游犹如故也。复元讳贞，万历丙辰进士，后修行登第二十七年，李方集河决在壬寅，概作于癸丑，距修行登第时已二十四年矣。相传修行壮岁落职，塞河在已落职后乎？在未落职前乎？在未落职前，则上游未徙，断断然矣。籍曰在已落职后，是失势之，故郎中犹敢擅自塞河也？有是理乎？”颍水别派二口，是指周口新街颍水分流口和高山顶颍歧口。填河大事应该是政府决策而非个人所为。万历年间，治河总帅潘季驯采取堵塞决口、使河归为一流的方法堵住了黄河决口处，把黄水流路固定在了黄河故道上，但他不可能堵塞像周口这样三四级的黄水分流河道。然而，潘季驯是万历年间的治河总帅，周口南的小黄河是在潘季驯之水的大背景下填堵的，宽泛地认为周口以下的“小黄河”是潘季驯填的也有些道理。不可否认，民间的口耳相传，的确保留了许多史志未及的重要历史信息，但也难免在口口相传中加油添醋而形成讹传。“赵匡胤运粮河”和“王进士填河”的传说虽然有失实的成分，但也正是以这些传说为载体，后人才知道周口新街原来有条河道并在明代填平的历史事实。所以，对民间传闻应该辩证对待，去伪存真，汲取有益成分。
基于元代颍水流路的变迁，明清诸多史志“颍水在西华县习阳城以上与古同，下与古异”的认知有道理但不确切，真正与古异的河段是周口东20里高山顶以东至槐店的河段。道光《淮宁县志》不但把过周口新街元明颍水流路认定为颍水故渎，还把新街北首向东流的河段认定为元季新开河，并且是从属于颍水的支流。《志》曰：“颍水支流受汝颍二水于县西南颍歧口，迤逦东南流至焦兰埠口东，右会颍水故渎，又东南至项城县南顿镇萧公庙与清水河即谷河会。”这一观点并被民国《淮阳县志》传承，《淮阳县志》载：“沙河南之小干河，曰颍歧河，旧系颍水支流，受汝颍二水贯沙河东南出，故名颍歧口，今塞而河形犹存。起于颍歧口，东南流经焦炉埠口东会颍水故渎，又东南至项城境南顿镇萧公庙与清河会。”所谓的颍歧河或小干河，就是正统十二年古颍水河道缩短西摆到焦炉埠口下注汾河的颍水，清朝时又称濄河。《淮阳志》记载的是当时认知的水系状态，差异就在所处的时空不同，难免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淮阳志》为我们留下了许多珍贵资料，否则，关于颍水在周口的演变，我们连讨论的底本都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