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至1936年，鲁迅在厦门、广州短暂停留之后，在上海度过他人生最辉煌的十年。这十年可以说是鲁迅抗日救国思想发展与成熟的重要时期。

1927年10月，鲁迅定居上海，集中精力从事革命文艺工作。1928年，鲁迅与郁达夫创办《奔流》杂志；1930年2月，与冯雪峰发起成立并领导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组成了反对国民党政府文化“围剿”政策、建设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推动文艺大众化运动的文艺集团，敲定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中的“左翼”二字，明确表示这一文学团体的政治立场；先后参加和领导了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等革命团体；主编《萌芽》《前哨》《十字街头》《译文》等重要文学期刊；团结和领导广大革命的、进步的文艺工作者，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国民党政府及其“御用文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1931年是中国文化战线革命斗争最尖锐、最激烈的一年。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文化运动进行了最残酷的镇压，除了禁止革命的、进步的书刊出版发行，破坏革命的、进步的文化机关团体外，还用最恶毒最卑劣的手段摧毁和捕杀革命作家。在一次秘密集会上，反动派逮捕了包括“左联”五位青年作家在内的中共地下党员，其中就有鲁迅十分喜爱、情同父子的青年学生柔石。敌人在柔石的西装口袋里搜出了鲁迅和北新书局的出书合同，想借此机会将鲁迅牵连入案。鲁迅不顾安危，积极奔走，设法营救，但最终营救失败，柔石等24位革命同志被秘密枪杀。噩耗传来，鲁迅异常悲愤，撰写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为了忘却的纪念》两篇文章，深情颂扬了革命青年的精神和人品，有力地控诉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

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国民党反动派不仅在军事上对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进行“围剿”，在文化方面，还组织了一批“御用文人”对以鲁迅为首的“左翼”文坛进行文化“围剿”。期间，鲁迅坚持韧性战斗，撰写了数百篇杂文。这些杂文，如匕首、似手枪，在反文化“围剿”中，做出了特殊的贡献，有力地配合了中国共产党的正面抗战。

1931年，日本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妄图把中国变为日本的殖民地。内忧外患，国难当头，民众的爱国情绪空前高涨。为了团结抗敌，粉碎国民党的文化“围剿”，1930年7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在上海成立，其宗旨是：美联成员一律要参加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要尽可能地走向工厂，接近工人和劳动群众，向他们进行宣传教育；要深入群众，更多地以劳动人民为题材进行创作；要以美术创作来支援苏区，为苏区提供政治连环画和教科书插图等。中国的新兴木刻运动就是在这样一个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激烈的背景下诞生的。

鲁迅先生一直是新兴木刻运动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他曾说：“当革命时，版画之用最广，虽极匆忙，但顷刻能办。”鲁迅先生主要是通过两条渠道对青年进行指导的。一是编印画集，以供青年版画家借鉴，鲁迅先生不知疲倦地大量介绍外国的版画作品，是为了让中国的青年版画家“采用国外的良规，加以发挥，使我们的作品更加丰满”，但他同时还主张“择取中国的遗产，融合新机，使将来的作品别开生面”。另外一个渠道就是举办展览、开办木刻讲习班。鲁迅先生对于我国新兴木刻运动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被誉为“新兴版画之父”。

鲁迅先生倡导并积极推动的新兴木刻运动激励了一大批热爱美术的爱国青年投身民族解放事业。他们积极投身艰苦的抗日斗争，投身革命美术的实践活动，创作出一大批优秀的美术作品，受到了人民群众的极大欢迎。木刻版画不仅起到了发动人民群众积极参加抗战活动的作用，还对如何抗战起到了具体指导作用。

鲁迅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抗日救国运动的一面旗帜，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认识得较早。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鲁迅就在《文艺新闻》上发表答记者问，谴责日本的侵略行径。鲁迅与茅盾、叶圣陶等43人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书》，抗议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卑劣行径，同时也反对中国政府的对日妥协。鲁迅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中作出回应，表明他拥护抗日统一战线的坚定态度，并说：“我无条件地加入这战线，那理由就因为我不但是一个作家，而且是一个中国人。”

鲁迅在积极参加抗日救国运动的同时，还积极参加营救中国共产党人的活动，以实际行动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战运动。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鲁迅就与党的主要创始人有密切往来，后来党的领导人如瞿秋白等与鲁迅有过更为亲密的交往，对鲁迅在文化史上的地位有了较高的认识。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虽未曾与鲁迅谋面，却充分认识到鲁迅的价值，并都给予他极高的评价。

鲁迅最关心人民疾苦，凡是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的人，他都敬佩和拥护。他看重的是中国的“脊梁”：那些埋头苦干的人、拼命硬干的人、为民请命的人、舍身求法的人。所以，当共产党提出全国联合抗战时，他在文章中写道：“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纵观鲁迅与共产党人交往的过程，可以看出，他不仅仅因为共产党有高远的理想和响亮的口号就赞成，也不仅仅因为共产党里有他几位好友就亲近，他要看实际行动，要看这个组织所做的事是不是真正代表了广大民众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