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是中国文学百花园中一朵艳丽的奇葩。它始于梁代，形成于唐代，五代十国后开始兴盛，至宋代达到顶峰，元明时期衰落了300多年，在清代重新进入发展状态。清代词人以纳兰性德最负盛名。到了近现代，由于白话文兴起，古诗词逐渐淡出历史舞台。但词脉绵绵，词韵不绝，在古诗词的落日余晖里，天边又出现了一抹艳丽的彩霞，又一诗词大家出现了。他就是被红学大家周汝昌称为“中国词史当以李后主为首，而以先生为殿”的近现代名人张伯驹。

张伯驹先生是我国近现代著名的词人、戏剧家、收藏家和书画家。但现在人们提起张伯驹，津津乐道的大都还是他的人生传奇、文坛轶事、捐献佳话，认为他一生最大的贡献，就是为国家护宝献宝，而对于他一生词作的艺术成就及其在中国词坛上的价值和地位却认识不足。其实张伯驹一生最大的成就是他的诗词创作。1985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张伯驹词集》，编选了张伯驹一生数千首词作中的907首。如果从词集中第一首的写作时间算起，至1982年，张伯驹写词时间前后长达55年。从第一本词集《丛碧词》到《春游词》《秦游词》《雾中词》《无名词》《续断词》，可谓篇篇锦绣，佳作迭出。除了前面周汝昌先生的高度评价，对于《丛碧词》，当代著名词家周笃文先生也有很高的评价，他认为《丛碧词》是“一部妙语如环，取重当代的力作”。国学大师冯其庸先生非常钦佩张伯驹的词作，曾填《浣溪沙》，对张伯驹的《春游词》给予极高的评价。

其一

才气无双折挫多，平生起落动山河。至今仍教泪滂沱。

国士高风倾万世，魍魉魅魑一尘过。春游词笔郁嵯峨。

其二

读罢春游泪满巾，分明顽石是前身。黄金散尽只余贫。

眼里茫茫皆白地，心头郁郁唯情醇。天荒地老一真人。

著名民主人士章伯钧曾赞叹：“张伯驹吟联填词，比我心算一加二等于三还快，我随便出个题，他张口就来，既合格律又切题，真叫绝了，这是什么？这就是文思、才思和神思啊！”著名学者寓真先生评价：“张伯驹的文化贡献，第一是词学，第二才是文物鉴赏。”

张伯驹词作浑然天成，音律谐美，情韵兼胜，风致高而不俗，气味纯而不薄，极富深邃感人的艺术魅力，有可意会不易言传之妙。既有“忆长安、春夜骋豪游，走马拥貂裘”的豪纵与轻狂，“垂柳阴阴飞白鸟，野风吹破一湖烟”的清丽与活泼，又有“井梧初黄，庭莎犹绿，乱虫自诉”的苍凉与无助，“去后寒斋案积尘，庭除依是雪如银。小梅憔悴可怜人”的凄清与冷落。可谓一景即是一情，一情亦是一境。

张伯驹1965年前的两部词集《丛碧词》《春游词》是其早期和中期的代表作。这两部词集的风格以婉约为主，间有豪放词作。其1970年以后的四部词集，则可全部归入其晚期词作。张伯驹一生词风的渐变，是与其遭遇及其生活环境直接有关的。青壮年时代，张伯驹生活在一个生活优裕的书香门第，其性格行迹虽有“公子”本色，风流倜傥，但其心性真纯，一心浸淫在传统文化的学习与传承上。特别是于词作用功甚苦，主要是学习唐宋词风格，有刻意仿作之迹。这一时期的词作特色，主要体现在其旅游风景词上，例如其《临江仙》一词：“帘影故家池馆，笛声旧日江城。一春深院少人行。微风花乱落，小雨草丛生。驿路千山千水，戍楼三点三更。繁华回忆不分明，离尊人自醉，残烛梦初醒。”这首词颇有令词的要眇与清婉之妙，深微优美，情调清雅，读来仿佛是作者脱口而出，自然天成。诸如此类的词句，在《丛碧词》中几乎俯拾皆是，如“鱼儿三尺水，燕子一帘风”“山光微雨外，人影落花中”等。

1957年，张伯驹被划为右派，他的命运发生了很大转折。他失去了工作，生活艰难，心情抑郁，几乎中断了词作生涯。1961年，张伯驹被迫随夫人出关东北。在长春他找到了可以发挥其长处，也是其倾心热爱的工作——文物收藏。就是在这虽被人冷落但又不甚苦难的生活中，张伯驹恢复了作词的活力，且每每是触景生情率性而出，一吐肺腑之言，一字一泪、一声一咽，感人至深。其1961年至1965年的词便集为《春游词》。但《春游词》一扫《丛碧词》之欢快、轻灵之风，变得沉郁而哀婉了。其词《浣溪沙》：“去后寒斋案积尘，庭除依是雪如银。小梅憔悴可怜人。半笑半啼应有恨，一花一蕊不成春。那堪吹笛为招魂。”作者在词序中写道：“出关后，家无能养花者。腊尽归来，盆梅只一花一蕊，憔悴堪怜，词以慰之。”这首词写内心感受缜密、凄婉，语言跌宕、活泼、俏皮。他在另一首词《眼儿媚》里说：“情深千尺，怜春是我，我是谁怜？”其情之悲苦，颇耐人寻味。所以，冯其庸先生说：“张伯老的《春游词》，实际可说是他的‘断肠集’。古人云‘词穷而后工’，《春游词》确实无论是思想深度、感情深度和艺术的高度，更胜于《丛碧词》。然而这是以他的苦难、眼泪和性命磨炼出来的啊！”

1970年以后，张伯驹再次经历了命运打击，他的词风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1970年，正处在“文革”之中，张伯驹经受批斗之后，被辞退下放农村劳动。其时已73岁（虚岁），因农村不予收留，他只好流落于北京街头，或者到西安他女儿家去，艰难度日。但就在张伯驹陷入绝境的1972年初，章士钊先生通过周恩来总理的批示，聘张伯驹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把张伯驹从生命的惊涛骇浪中一下子拉进了风平浪静的避风港。

张伯驹一生命运多舛、苦乐兼备。他高贵过，又贫寒过；他荣耀过，也屈辱过。由富贵到贫寒，由荣耀到屈辱，正给了他一双洞透人生的眼睛，而他又是一个有教养、有文化、有才华、有气节、心底真纯之人。因此，他晚年词风的转变，也就是必然的了。

1970年至1972年的词，张伯驹集为《秦游词》。他在词集的序言中说：“余少年从戎入秦，宝马金鞭，雕冠剑佩，意气何其豪横……暮岁东出榆关，追步道君、秋笳，铩羽归来，疾病穷苦，乃更入秦依女儿以了残年……此一生如四时，饱经风雨阴晴之变，而心亦安之。时则重到旧游地，作小词，亦不计工拙。盖为残雪剩爪，随笔之所至，幸方家视之，勿以词品相衡量也。”这篇小序写得很漂亮，叙述了他一生风雨阴晴之变，也道出了他晚年作词的心态，即“不计工拙……随笔之所至”。这“不计工拙”之词的词风，就是“疏放”。

“疏放”，实际上也就是陈瘦愚先生所说的“平易”一格。当然，“平易”有丰富的内涵，还应该含有“安闲——闲逸”“乐观——乐趣”“平常——自然”等多种意蕴。这里所说的“疏放”，只是“平易”风格在张伯驹晚年词作中更明显的特征，也可以说是“旷放”，也可以称为“旷达——通达”“超然——豁达”等。

他有一首词《渭城曲》：“肆间初见小梅姿，风韵依然似旧时。画图愿买折枝写，无奈囊空惟剩诗。”这首小词前还有一小序：“今冬相对无梅，见肆间有小盆梅初花，欲买囊空无钱，赋此阕。”这首词作于1971年，是词人最为穷困潦倒的时候，但词人却不减爱梅之心，玉洁冰清的情操不变，语气是幽默的、超然的，自嘲肚子里唯剩诗书而已。

写贫寒的诗词容易博得人们的同情，但要给读者一种美感而不是穷酸气或怨苦之情，却不容易，说穷看来也是一门艺术，难的是分寸不好把握。但张伯驹把握得很好，他这首词，含有幽默、豁达的成分，让人读后有一种“含泪的笑”的感觉。张伯驹写穷愁，也写出了他那高洁的精神气质，其语气又自然平易，平中见奇。

这一时期，张伯驹还有一首自谓“正月十一日大雪，晨起河边踏雪诵佛”的词《浣溪沙》：“梦里曾于净土行，开门起看尽光明。岸边垂柳鹤梳翎。天地与心同一白，乾坤着我并双清。万花飞散打身轻。”这首词气象阔大而又纯粹、干净，有“天地与心同一白”的境界。词人的心情是那样轻松，风格欢快俊爽，语言平易晓畅、痛快淋漓，完全是脱口而出，不见斧凿之迹。

1973年以后，张伯驹已是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生活安定，心情泰然。他有了足够的时间和闲适的心情来回味自己的一生和消磨晚年的安然时光。他的词越发真率、疏放、洒脱而又有些朦胧的意味了。他有几首《瑞鹧鸪》，都是咏柳絮的，其中一首咏道：“泊絮门前乱一围，轻尘细雨共霏霏。玉钩垂箔春情懒，银粉弹弓雪意肥。似泪还须和泪看，非花也应当花飞。可怜总是随流水，难得升天到碧微。”这首词既有安逸淡泊的心境，又有些微的伤感，似乎是在咏叹自己柳絮一样的命运。语言则如流水行云，来去自如，余味绵绵。

到了晚年，张伯驹喜用《小秦王》一类语言整齐、短小，类似七言诗的词牌了，这样的《小秦王》他写了很多，一首题为《听泉》：“清泉汩汩净无沙，拾取松枝自煮茶。半日浮生如入定，心闲便放太平花。”词人在词后又自注：“泉在寺后小山前，流入甃池，松塔有平坛，汲水煮茶。静坐其下，此时如入定僧，心太平矣。”这首词充溢着尽享大自然美景、心情泰然的满足和潇洒，语言也如信口道来，疏朗亦有雅意。

另一首《小秦王》则是因游紫竹园而作：“沿堤暑雨长蒹葭，万柳垂阴水一涯。何处更寻干净土，白莲花里是吾家。”这首词自有天然胜韵，其疏放洒脱之情溢于言表，也是张伯驹词中的逸品。

总之，张伯驹70岁以后的词风明显不同于早期和中期，处处展现出淡然、疏放的情怀。

那么，这种疏放主要是指什么呢？其实就是说张伯驹心胸超然、真纯，不同世俗的高洁情怀。张伯驹一生，特别是晚年，始终心怀坦荡超逸，放掉得失之心，旷达地面对各种遭遇。他的体悟是，万事流变，无物常衡。毕竟人生遭遇是变化无常的，也是个人无法掌握的，只有自己的心境可以由自己控制。只有以旷放的人生态度对待生活和命运的诗词之作，才能给人以精神的慰藉。当然，这是一种特殊的情境，也不是人们刻意追求坎坷遭遇的结果。

张伯驹一生词作，追求“北宋之神”与“南宋之骨”，是非常推崇婉约与“正宗”的。他前期的词作，格律严谨，婉约多丽，许多词作被行家评价“清妙自然”“可乱六一”。他晚年的词风出现了明显变化，虽然格律仍然严谨，风格却越发疏朗自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