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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投身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出版报告文学《在汤阴火线》,获得茅盾等人的好评。
1940年冬,在周恩来关心帮助下,奔赴延安。
1942年,受邀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有幸聆听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参加小规模的接见与合影。
1947年,作为随军记者,参加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写下《挺进大别山》等战地名篇。
1949年,参加第一届全国文代会、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参加开国大典,并用相机记录那一伟大时刻。
1978年后,担任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领导小组党组成员。
我们叹服她的革命经历,折服于她的雄文大作。她的身世更让我们倍感亲切——她是周口人,她出生在千年古县太康。
在历史悠久、文脉悠长的周口,在众多周口文化人物中,曾克无疑是高举大旗走在前列的。
有点遗憾的是,许多周口人至今并不知道曾克,不知道她还是“著名”的周口老乡。
□记者 王锦春 付永奇
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
1941年5月,毛主席为延安干部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1942年2月,毛主席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紧接着又作《反对党八股》的报告。这些重要报告,曾克都有幸在场聆听。毛主席的音容笑貌、仪表神态,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生动的讲话,听报告时同志们的全神贯注和流露出的难以抑制的激动情绪,曾克到了晚年仍记忆犹新。
毛主席的报告生动、幽默,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其中的几句名言“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语言无味,像个瘪三”,曾克觉得好像时刻都在提醒她,不要理论脱离实际。
1941年9月的一个晚上,曾克与“延安文抗”的一些同志参加由延安文化俱乐部举行的舞会,恰逢毛主席、朱老总也来到现场。曾克邀请毛主席跳舞时,毛主席亲切认真地询问她的情况。得知曾克是一名作家时,毛主席语重心长地对她说,人民是我们的“母亲”,革命作家要为“母亲”服务,主要写他们的生活和斗争。要帮助他们获得文化和知识,参与他们的生产、创造和斗争 ……
1942年5月的延安,延河水碧波荡漾,山梁上野花盛开。曾克迎来了激动、难忘的日子。她作为一名普通的青年女作家,收到一份由毛泽东、凯丰签名的粉红色请柬,邀请她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
座谈会从5月2日开幕到5月23日结束,20天的大小会议,开得严肃紧张而又生动活泼。曾克聆听了毛主席在开幕、闭幕会上的两次讲话(即《引言》和《结论》),参加了小规模的接见并合影留念。
毛主席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作报告。他站立着,每次都是两三个小时。他提出当时文艺工作中大家最关心的问题,讲话时又像说故事,有形象的例证,有幽默的语言,抑扬顿挫,谈笑风生,还不时打着手势。曾克一下就听懂了,而且很快被报告紧紧吸引住。
曾克回忆说:“毛主席的讲话滋润着我干渴、贫瘠的心田,使我像惊蛰时的小动物,苏醒了。我开始考虑作为一名文艺工作者应该认识的几个根本性问题……”
“我有幸聆听了讲话,并参与了热烈的讨论。我如同一个精神营养缺乏症患者,饱尝了讲话的乳汁,眼睛大为明亮了,一些会前还朦胧、困惑、认识不足等问题得到了解决。我的革命文学创作,从此迈出了坚定的步履。”
延安文艺座谈会刚结束,曾克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曾克与其他文艺工作者一起,按照毛主席的讲话精神,去生活、去创作。
从1938年曾克就开始文学创作,在文坛已有不小的名气。不过,曾克认为,她真正的创作是从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开始的。
从这一年起,曾克把5月作为自己文艺创作的生日,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作为珍贵的生日礼物。在以后的岁月里,每逢5月,无论在什么条件下,她都要打开记忆的闸门,重温《讲话》精神,把《讲话》作为她文艺创作的指路明灯。
采写劳模 办托儿所
经过延安整风学习,尤其是聆听了毛泽东的重要报告和讲话后,曾克“闭塞、不够全面的意识之门被打开了”,“理论知识的胃口特别饥渴,运用正确方法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迫切性更强了”。她向往到学校学习。
1943年夏天,曾克正式成为中央党校第三部的学员。在这里,她与党内外作家如丁玲、艾青、萧军、刘白羽、杨朔、吴伯箫、周而复、欧阳山、郭小川等人成为同学。这里还有一批知名的社会科学家、学者以及来自四面八方的新闻、思想、政治工作人员。当时,不少人称中央党校第三部为党的“文化人大学府”。
1943年11月,陕甘宁边区召开劳动英雄大会。曾克和一批作家参加了大会。在劳模发言中,一位叫李有源的老汉在讲述自己翻身的故事时,突然用陕北民歌曲调高唱:“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这是劳动人民的心声。听到这高亢、朴实的歌声,曾克又一次受到震撼。
为了更好地熟悉劳模,曾克主动提出同他们住在一起,开大会时,帮他们记录;开小会时,为他们念文件,讲解要点;休息时,和他们聊天,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会议期间,曾克收集记录了几位劳模的事迹,先后完成了反映改造犯罪分子的《典狱长党宏魁》、边区养猪模范《杜老汉》、种菜能手《王玉根》等报告文学。这些作品都在《解放日报》刊发。曾克认为它们虽然有些粗糙,但还是把它们视为自己为服务工农兵而创作的处女作、“头生儿”。
为了应对敌人的封锁,延安开展了大生产运动。曾克所在的中央党校变成了一个大农场、大工厂。开荒种地,纺线捻毛,上山烧炭,劈岩开窑。在生产热潮中,有孩子的女学员热情也很高,同样投入生产。由于学校没有托儿所,她们在劳动生产中遇到不少困难。当时曾克也是一位两岁孩子的妈妈。怎么解决妈妈们生产与育儿的矛盾?曾克日夜苦想这个问题。边区合作社的形式,让她深受启发。她提出建立托儿所,把孩子们集中起来,妈妈们用变工的办法照看孩子,这个想法立即得到组织的支持。十多天后,托儿所开张了,四五十个小孩集中在一起,妈妈们轮流当保姆,曾克担任托儿所党支部书记、所长。托儿所成了妈妈和孩子们心连心的大家庭。
托儿所越办越好,被誉为延安的“红色摇篮”,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妈妈们到新的战斗岗位,托儿所才完成使命。以后的岁月里,曾克多次撰文,回忆这段难忘的经历。
太行山深处创作获“丰收”
日本投降后,党中央和毛主席高瞻远瞩,对胜利后的形势作了分析:要与敌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延安的干部被大批输送到敌后和解放区。曾克向组织提出去晋冀鲁豫解放区,上级同意了她的请求。
此时曾克的孩子已经5岁,怎么把他带走?曾克不得不把老舍赠送的毛毯和其他一些私人物品拿出来,换来一头小毛驴。小毛驴驮两个箩筐,一个里面坐着孩子,一个里面放着简单的行李。曾克赶着毛驴,随着长长的队伍,越过黄河,跨过封锁线,到了太行山区。一路之上,小毛驴负重前行,曾克非常呵护它,担心它受累了、病倒了。曾克一看见它,就想起那条毛毯,想到了老舍的关心。到了太行山区,小毛驴还陪伴曾克翻山越岭做群众工作。1947年,曾克参加解放战争,才依依不舍地把小毛驴交给政府。
1984年,曾克撰文纪念老舍先生诞辰85周年,深情讲述了红毛毯、小毛驴的故事,表达了对老舍先生的深切怀念。
1945年11月的一天,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约见曾克和另一名从延安来的同志。 这是曾克第一次见到刘邓二位首长。初见刘邓首长,曾克印象深刻:身着半旧的灰棉军装,腰带、绑腿都系得像行军、作战、训练时一样正规整齐,头上都戴着棉帽。两个人都很清瘦,但却精神抖擞。刘司令员已经年过半百,只有一只视力健全的眼睛,但看不到他脸上有皱纹。邓小平政委双目炯炯有神,给人的印象是一位深谋远虑的将军。
已是冬天,屋子里还没有生火。刘邓首长热情地让曾克坐下来,并特意嘱咐她不要脱帽,以免受凉。
刘邓首长介绍了晋冀鲁豫解放区的情况,谈到特别需要文化人到这里“垦荒”“播种”。邓小平介绍情况后问:“现在该听听你们的意见了……”
曾克说:“我们想先到可以看的地方去看看,工厂、农村……”
邓小平立即问:“还有什么不可以看的地方吗?”他随后吩咐秘书:“这两位刚从延安来的作家,要去参观,由你们安排,哪里都可以去,好的,坏的,都要他们看。”
第二天,曾克就参观了峰峰矿区和发电厂。她详细了解了发电厂的情况,不久就写了一篇小说《黎明前后》。这是曾克第一篇以工人为题材的作品,它完全是在刘邓首长的信任、鼓励下完成的。
聆听了刘邓首长的谈话,看到火热的生活场景,曾克的创作热情迸发了。她牵着毛驴,带着孩子,投身火热的斗争中。她一头扎进太行山深处的左权、武乡、长治、邢台等地,一面与群众一起迎解放、搞土改,保卫胜利果实,一面收集八路军在八年抗战中留下的动人心魂的战斗故事,记录和朱德、彭德怀、刘伯承、邓小平等将领的谈话。
丰富的资料、鲜活的故事、真挚的情感,让曾克找到了“理想的花园”。她停不下手中的笔,一部部作品不断问世。一年多来,她写了20多部作品,成为创作的第一个“丰收年”。
1946年创作的报告文学《劳动的妇女们》《金匾》《烈士山》《钟声》《乡居生活》等,被曾克本人称为“是我亲眼所见新社会新人物的一部分,是对新生命的检阅、新颂歌的开始”。她说:“我终于走向开阔而广大的地方,我生活在延安,我又生活在晋冀鲁豫边区。我还要永远和人民一起工作、生活,我还要不停地歌唱。”
聆听刘邓首长教诲
在太行山区战斗生活一年多,曾克时时被伟大的力量感染着。 当部队邀请文化工作者到前线去时,她勇敢地报名并被批准,编在新华社晋冀鲁豫野战军总分社。曾克主动提出随三纵到前线。在豫北前线,她参加了消灭国民党第二快速纵队的战斗,由此开始了她的随军记者生涯。
曾克来到三纵三营,行军、作战、宿营、训练,俨然是一名战士,常常跟随首长去看地形。一次,她和首长来到前线,突然,敌人一发炮弹射来,落在身边。几乎同时,一位营长把她按倒在地,炮弹爆炸,大家身上都盖了厚厚的尘土和树叶。一次次生死相救,曾克与营长、通信员等结下了深厚的战友情。战士们的形象、品德,留在她心里。她如痴如狂地爱上他们,总想把他们记下来、写出来。
她的战地通讯《走向前线》生动讲述了这段经历,其中“开始和战士们一起生活”“俘虏的故事”“满缸运动”“登上城头”“攻心战”“女工”等多个故事,至今读起来仍引人入胜、耐人寻味。
战斗结束,曾克回到新华社总社,得知4月19日刘伯承司令员曾对记者采访和写作作出重要指示。曾克为没能直接聆听这次讲话而十分遗憾,她请求能再次聆听刘邓首长的教诲。
很快,她的愿望实现了。在豫北一所普通的民房里,她见到了刘邓首长和张际春副政委。
首长们了解一些情况后,张际春副政委问她最近写了什么文章。
曾克说:“写了几篇歼灭敌人快速纵队的通讯。”
“稿子发出去没有?”刘伯承司令员问,然后又说,“稿子要让作战单位看一下,最好能先读给战士们听一听,一定要把事实写准确。”
曾克带来几本晋冀鲁豫文联创办的《北方杂志》,请首长们提意见。
邓小平政委看后说,杂志办得不错。内容应该尽量多样化,让人民群众能够多获得一些知识,多吸收一些精神营养。
听了首长的话,曾克越来越感到责任重大。带着这些谆谆教诲,她很快重返部队。
向刘邓首长请战
1947年,党中央、毛主席作出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战略决策。为完成这个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晋冀鲁豫野战军党委作出周密安排,不要后方,轻装前行,除医护人员和文工团的女同志外,其他女同志一律留在后方。曾克已是一位30岁的母亲,新华社的领导通知她返回后方。
听到这一决定,曾克如同遭到晴天霹雳,几乎要精神失常了,一连几个晚上都不能入睡。她向野战军政治部和新华社的领导提出参战请求,迟迟得不到答复。怎么办?她决定直接向刘邓首长请战。
7月下旬的一个傍晚,曾克来到野战军政治部驻地,迎面遇到了刘伯承司令员。曾克见到敬爱的首长,立即敬礼。还没有等她报出姓名,司令员就认出她了。
“稍息吧,记者同志!”“难得有这样安静的黄昏,你一个人在构思啥子呵,摆摆让我听听好吗?这几天咱们的任务是休息,不要弓弦绷得太紧,革命的路还长得很嘛,咱们一块散散步吧!”
“报告司令员,我的弓弦还没有拉开、向敌人射击,就已经被收了,我无论如何也想不通。这是我的申请书,烦劳您转党委考虑,批准我继续随部队南征吧!”曾克向司令员说出了几天来憋在心里的委屈,并将一份申请书递给了他。她最后的话音已经呜咽了。
“战士是不用眼泪求战的。走,咱们一块去政治部,把你的请求亲自告诉张副政委,我们一同研究解决!”司令员没有一点责怪的意思,接过申请书说。
曾克和司令员缓步向政治部走去。见到张际春副政委,司令员开门见山地说:“际春同志,记者同志来向你请战了!”
正在小油灯下批阅文件的张副政委听到司令员的声音,立即从椅子上站起来。司令员把曾克的申请书递到张副政委手中,副政委马上看了申请书。
“报告副政委,我已经一连两个晚上都决心来找您,请不要把我送回后方,不要剥夺我参加战略进攻的权利!”
曾克又一次孩子气了,控制不住激动的心情,眼里滚动着泪珠。
“说得好!这些问题张副政委都会给你满意的回答。可是,你又忘了,战士是不用眼泪来求战的!”司令员依然很风趣地说。
“组织上考虑你已是做妈妈的人了,身体又很瘦弱,我们需要保存力量。前后方都需要文化战士,所以才想把你留下来。”张副政委解释说。
“请用对一名普通战士的要求来要求我!我保证不让部队背上包袱!”曾克毫无顾忌地开口了。
“那就特殊处理一下吧,际春同志!”司令员先表了态。
听了刘伯承司令员的建议,张副政委立即给邓小平政委打电话。
“完全同意特殊处理,列入战斗人员编制!”邓小平政委给了明确答复。
曾克控制住激动的泪水,告别首长,连夜做出发前的准备。
曾克迎来了人生又一次的重要经历。她千里跃进大别山,一手拿笔,一手拿枪,参与并见证了中国革命的命运大转折。“请战”的经历,成为她后来岁月里经受艰苦、克服困难的勇气和动力。
挺进大别山写出经典巨著
在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洪流中,曾克和广大指战员一道,从鲁西南出发,冒着敌机轰炸扫射,越过陇海线,跋涉黄泛区,强渡沙颍河、洪汝河、淮河,进入大别山区。行军途中,她经常在宿营时,利用油灯、松明和黄纸,记下战斗行军的经历。
到达大别山区后,她和战友们到皖西军区岳西县,投入到重建根据地的工作中。在岳西县半年,她担任土改工作队队长,带领群众斗地主、分田地。这段时间是极其艰苦、惊险的。敌人用残暴的手段疯狂报复,曾克与同志们天天都在和敌人进行殊死搏斗。常常是忙活了一天,别人休息了,她又在如豆的灯光里记录整理,只怕那些感人的故事被遗忘。
20世纪80年代,曾克整理家中旧衣箱时,发现了当年她在岳西写下的不完整日记。纸已黄碎,字迹也不太清晰,却成为那段历史的珍贵记录。
曾克是一名战士,一名土改工作队队长,更是一名随军记者。在这段戎马倥偬的岁月,她记录了许多感人的故事,如“一个老英雄的决心”“送别”“把钱挂在瓜棚里”“船家娘”“陈锡联司令员会见了妈妈”“铁树开了花”等,结集为著名的报告文学集《挺进大别山》。该书出版时,茅盾先生写了序言并给予高度评价:“有一种新鲜活泼的气韵保存在字里行间,现在读起来,神味仍然是隽永的。”周恩来总理曾在一次讲话中提到这本书。书中故事如“铁树开了花”“陈锡联司令员会见了妈妈”还被改编成连环画。
直到1995年,应广大读者的要求,出版社还在重印《挺进大别山》。老将军李德生为该书再版作序,称读完这部书,“作为一名红军老战士,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这部书“为之吸引,不忍释手,愿意把它介绍给广大读者”。
《挺进大别山》如同一块基石,奠定了曾克在我国文坛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