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王锦春 付永奇

核心阅读：

1935年投身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出版报告文学《在汤阴火线》，获得茅盾等人的好评。

1940年冬，在周恩来关心帮助下，奔赴延安。

1942年，受邀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有幸聆听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参加小规模的接见与合影。

1947年，作为随军记者，参加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写下《挺进大别山》等战地名篇。

1949年，参加第一届全国文代会、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参加开国大典，并用相机记录那一伟大时刻。

1978年后，担任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领导小组党组成员。

我们叹服她的革命经历，折服于她的雄文大作。她的身世更让我们倍感亲切——她是周口人，她出生在千年古县太康。

在历史悠久、文脉悠长的周口，在众多周口文化人物中，曾克无疑是高举大旗走在前列的。

有点遗憾的是，许多周口人至今并不知道曾克，不知道她还是“著名”的周口老乡。

随军记者穿行枪林弹雨

1948年4月，刘伯承、邓小平率部进入豫西宝丰整训。曾克被临时调到新组建的《豫西日报》工作。一天清晨，通讯员送来通知，要她速回野战军政治部。曾克来到一个小四合院里，警卫员大声报告：“曾老先生，你的女儿回来了。”

从屋里走出两位瘦弱、疲惫、满脸皱纹的老人，曾克一眼就认出，他们正是离别8年的父母。烽火连年，音讯全无。见到父母，曾克泪水盈盈。投身革命后，她主动请战挺进大别山，出征时将孩子留在解放区，也无暇想念双亲。她没有想到，能在豫西解放区见到双亲。原来，我军攻克开封后，把一批教授、学者接到豫西。曾克的父母平安到达后，受到野战军首长的亲切接待。为此，《人民日报》1948 年11 月16 日以《河南老教育家曾次亮抵豫西》为题，报道了他携眷离开蒋管区、投奔解放区的消息。

此后，曾克随刘邓大军先后参加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以随军记者的身份记录时代风云，为后人留下许多珍贵资料。

1949年4月20日，解放军百万雄师强渡长江。一声令下，万炮齐鸣。英勇的解放军将士冒着冲天的炮火，乘船向对岸快速挺进，争当第一批登岸的勇士。许多随军记者也准备抢发第一条成功登岸的消息。曾克和同事杜宏随11军31师从安徽枞阳镇渡江，所在部队的第一船胜利冲上南岸。在一片狼藉的阵地上，曾克争分夺秒写出百余字的新闻，利用随身携带的电台，迅疾发出《胜利渡过长江》的新闻，经新华社总社向全国播发。10年后，著名诗人徐迟在收集百万雄师渡长江的史料时发现，曾克与杜宏的这则消息，是查到的最早一则报道解放军渡江成功的消息。

从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开始，曾克就到抗日部队或游击队从事文化宣传工作。来到延安后，她以作家、记者的身份采访八路军战士和太行山前线部队。她真正的新闻生涯，始于1947年主动请战正式成为随军记者和解放军女战士。

从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到解放大西南，曾克亲历解放战争全过程。战士与记者的双重身份，让她更全面地了解战场的真实残酷、战友的内心世界。她穿梭于前线，急救伤员、构筑工事；战斗间歇，为战士读写家信、起草立功喜报等。她和战友们挤在一个壕沟里休息，大家已忘记她的女性身份。弹片飞来时，战友用身躯掩护她；涉水过河时，有人背她前行。为记录所见所感，曾克在膝盖上、弹药箱上、公文纸背面，甚至最廉价的黄表纸订成的小本上记下素材，一篇篇战地新闻由此诞生。

曾克后来回忆说，参军并成为一名随军记者参加解放战争的岁月，是她一生中最重要、最宝贵的时期，也是创作实践得到充实的阶段。这个时期，她迎来第二个创作高潮，发表和出版了约30万字的小说、报告文学和散文。

邓小平政委送来“新武器”

1949年7月，新中国成立的礼炮即将鸣响。曾克先期抵达北平，参加第一届全国文代会。从10多岁开始，曾克便以笔为枪，歌颂光明、争取解放。此次她与参加大会的800多名代表一起，为新中国文艺事业发展奠定根基。

随后，曾克作为以刘伯承为团长的第二野战军代表团成员，参加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该代表团共有10名同志，包括：刘伯承、滕代远、杨立三、蔡树藩、钱信忠、高树勋、廖运周、布克（十六军组织部部长）、马宁（十二军随校副校长）、曾克（女，作家、记者）。值得一提的是，曾克是600多名参会代表中唯一的战地女记者。

会议期间，曾克看到不少记者带有照相机，非常羡慕。她向代表团负责人提出能否配备一台相机。负责人向邓小平政委汇报后，邓小平立即安排人从一家寄卖行买了一台半旧的蔡氏120相机。邓小平把相机交予曾克时，一再嘱咐：“这是给你装备的新武器，你要认真学会使用它……”

有了相机，曾克如虎添翼。她带着相机参加开国大典、“世界和平大会”以及解放大西南全过程，记录下许多精彩瞬间，留下诸多珍贵历史影像。

天安门城楼拍摄开国大典

1949年10月1日，曾克手持相机登上天安门城楼拍摄开国大典，这是一个最激动最庄严的时刻。近年来公开的一些资料还原了当时的情景：

开国大典的摄影工作由1949年全国政协第一届会议及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大会新闻处统筹，新闻处下设新闻科。开国大典场面宏大，新闻科摄影人员不够。新闻科就特别邀请其他单位的摄影记者参加。因此，参与开国大典报道的摄影记者共有30人，到天安门城楼上的摄影记者有5人，曾克是其中之一。

曾克得到了相机，但胶卷并不宽裕。在政协会议上，她没拍几张，省下胶卷准备全部用于开国大典。

10月1日下午，当毛泽东手持讲话稿，林伯渠、张澜、周恩来、李济深等人站立两侧时，曾克按下快门，拍摄了一张照片。她当时所在的位置不是很好，有点低，导致画面有些许不清，但这毕竟是战地女记者拍的开国大典的照片。在天安门城楼上，曾克还抓拍了蔡畅、康克清、李贞和杨之华四位大姐，刘伯承、陈毅、粟裕、滕代远等人观看阅兵式，以及民主人士、外国友人观礼游行盛况的照片。

开国大典聆听总理鼓励

曾克终生难忘的是，自己在天安门城楼拍摄时见到了敬爱的周总理。人群中，她忽然听到周总理大声呼唤自己，快步上前，总理马上握住了她的手。

总理第一句话就很家常：“你怎么还是这样的瘦啊！解放军不会吃不饱饭吧？对了，大概是在大别山跟‘小保队’（地主反动武装）斗争累了吧？在首都抓紧时间休息一下，可是不能停步哟！要记住毛主席的话‘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

曾克惊叹于周总理的记忆力和对干部的关心。她想起在重庆第一次见到总理的情景，如今再获总理勉励，仿佛见到久别亲人，激动地又一次流下热泪。

在北京开会期间，曾克有幸听到了邓颖超大姐的教诲。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和全国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期间，邓大姐在休会间隙及分组专业会上，都给予曾克无微不至的关怀。有一次，邓颖超还把曾克接到她在中南海西花厅的家里。邓大姐抚摸着曾克绿军帽上那颗红星和左胸前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胸章，深情地说：“佩戴五星帽徽的姑娘，你更漂亮了……作为一个女军人是值得骄傲的！希望你佩戴着它们，把革命进行到底去解放全中国。”

1977年1月，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逝世一周年之际，曾克撰文《心中的碑（一）》，深切缅怀总理。她重新走上周总理曾经登过的重庆枇杷山，把心中的碑文刻得更深，更深。

1992年7月，敬爱的邓颖超同志逝世。曾克含泪写下《心中的碑（二）》。曾克忍着心中的剧痛，在自己心中竖起的周总理的丰碑上，又添刻了纪念邓颖超大姐的碑文。

独家采访刘伯承司令员

1949年10月13日，中共中央任命邓小平为西南局第一书记，刘伯承为第二书记，贺龙为第三书记；11月23日，中共中央西南局在常德成立。

1949年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刘伯承为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1950年6月28日，任命贺龙、邓小平等 6人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

从来到刘邓首长身边工作以来，曾克经历了许多战斗、战役，领略了刘邓首长的雄才大略。无数英雄人物、革命故事在脑海里浮现，她有一个强烈的愿望——写一部反映第二野战军辉煌历程的小说。为此，她写信给刘伯承司令员，希望他能给一些指示。当然曾克也明白，大西南刚解放，百废待兴，许多重大问题都需要首长处理，一分钟的时间对他们都是珍贵的。

1950年5月的一天清晨，曾克接到通知，刘伯承司令员约她谈话。曾克准时来到接待室，刘伯承热情地与她握手，关切地说：“你要写一部反映解放战争的书，这个工作很好，要好好地完成。”

在接下来的交谈中，刘伯承陆续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和建议：

一个作家不仅要掌握丰富的生活素材和生动的故事，更主要的是要懂得政策，要使作品结合政策来表现主题。

作品的艺术水平同样是重要的。要懂得画龙点睛，懂得丢掉什么突出什么。不舍得丢掉什么，就不会突出什么。样样都突出，结果就成为都不突出。

刘伯承知道曾克的军事常识浅薄，谈到战役运筹、战场形势时，他习惯性地每讲一段，都要曾克在重要问题上作简单扼要的复述，只为让她正确地了解和记忆。遇到曾克理解不准确的地方，他还认真地纠正。

将军与战士的对话是真诚平等的。当谈及解放战争中艰苦卓绝的细节时，将军脸上的肌肉因激动而抽动，强烈的爱和恨不时从咬紧的牙缝流露出来。曾克全神贯注地记录，情绪随着将军的讲述而波动，有时甚至因感动而忘记动笔，泪水悄然滑落。

四个多小时过去了，刘伯承的谈话一直到午饭时间过去了好久才暂停。吃饭时，他还关切地再三提醒曾克写小说要注意的事项。他一再提醒曾克，要注意多写战士，他们用生命战胜了敌人；要多写群众的支援，没有他们，胜利是不可能的。

这次谈话，曾克深深印在脑海里，为她以后的创作提供了更加明确的方向。

到小平同志家做客

1973年初夏，曾克从四川来北京看望母亲。在与老战友聊天交流中，她听到的第一句话都是：“咱们的邓政委恢复副总理工作了，这是毛主席决定的。”

听到这个消息，曾克非常激动，不由自主地说：“能去看看他才好呢！”这不仅是曾克的心愿，也是许多老同志的心愿。一位老战友把邓小平的电话和家庭住处告诉了曾克。

曾克贸然用公用电话拨了过去。她心里有些紧张。电话铃一响，很快就接通了，对方自称是秘书。曾克通报了姓名，并特别说明是从四川来的，希望能见到老政委。秘书一一记下，并告诉曾克不要挂断电话，等候首长回话。

大约一分钟后，话筒中传来卓琳同志亲切的话语：“曾克同志，你好！小平同志和我欢迎你到我们家里来，具体时间请王秘书安排。你等着，他会给你电话。”

第二天，曾克接到王秘书的电话，通知她次日晚上到小平同志家里去，可是次日下午，她又接到电话，告知小平同志有急事要到外地去，见面时间再约。

一个星期后，曾克接到电话通知，第二天上午到小平同志家里去。这天晚上，曾克一夜未能安睡，30年来的许多事情涌上心头：1942年延安整风听毛主席报告时，她看见小平同志坐在主席台上精神焕发；1946年她到太行山深处，成为小平同志领导下的一名文艺战士；特别难忘的是，1949年全国第一届政协会议召开期间，小平同志亲自安排为她买来一部相机……

次日一早，曾克乘首班公交车来到小平同志住处，按响了门铃。秘书迎上来说，真不巧，昨天晚上首长接到今天上午接待外宾的安排，当即给你去了电话，但公用电话已不通。刚才要通电话时，你已经出发了。首长嘱我接你进去，他要见你一面，不论时间多短，也要说几句话再动身。

在秘书引领下，曾克走到小平同志住房附近，只见小平同志一身浅灰色中山装，背着手，精神矍铄，安静地站着。“客人来了！”他招呼卓琳同志和秘书一起把曾克带进简陋的会客室。

小平同志坐下后先开口：“我现在的工作主要是接待外宾，做外事工作，时间准确特别重要。事情通知得太晚，差点又对你失约了，现在只有长话短说了。”

“没关系，今天看到政委身体健康，精神这样好，我就高兴了！”曾克答道。

“这要感谢党、毛主席和周总理了。他们照顾我，也可以说是保护我，让我全家到江西，连老母亲都同去了。我又主动上了一次劳动大学。”小平同志像聊家常般说道。

小平同志亲切询问了曾克近年的情况。当听到曾克又提起笔创作时，他嘱咐曾克：“要多写，写好，这才是作家的使命……我支持你们。”

司机已经在门外催促了好几次，小平同志却好像忘记了时间。还有好多想说的话，曾克都咽了回去，最后只把一个打算说出来：“我们想到北京母亲家里住下来，争取能有些安定时间写东西，把失去多年的时间补回来。”小平同志不但表示支持，还意味深长地指出：“在失去的时间里，也不尽是空白，要善于从中总结经验教训，获得新收益。”说完，他站起来准备告别。

曾克恋恋不舍地说：“邓政委，希望我还会有时间见到您，我们可以留个影。”

小平同志停下脚步，说：“啊，我倒忘记问你了，你使用新式武器的能力，掌握得怎么样了？”

“我没忘记您的教导……”曾克答道。

小平同志让曾克留下来和卓琳同志多谈一会儿，又让曾克带话问好关心他的老同志们，这才缓缓招着手上了车。

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同志逝世。曾克得知这一噩耗，一整天魂不守舍，完全沉浸在50年来的记忆里。她挥笔写下《永远活在我心中——献小平同志灵前》，刊发在2月20日的《人民日报》（海外版）。文章以最真挚的笔触记述了她参加刘邓大军，在小平同志的领导和无微不至的关怀教育下，经历解放战争全过程，锻炼成长为一名文艺女战士的经历。

2004年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之际，曾克又撰写《谆谆教诲 殷殷思念——怀念小平同志》，刊发在《求是》2004年第1期，表达了一位耄耋老人对老首长的思念。

为她鼓掌 向她致敬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开展西南地区的文艺工作，曾克转业到地方。自1950年至1978年，她先后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及重庆市文联副主席、中国文联委员和中国作家协会第一至三届理事、四川省文联和作家协会副主席、云南省文联副主席。

这一时期，她在担任党政和文艺行政领导工作中，利用一切机会到工厂、边疆、海防部队体验生活，创作了不少反映工农兵生活的作品，同时完成了一些对外文化交流任务。

作为一名战士，曾克始终难以忘记战斗岁月。1962年起，她开始写反映解放战争的小说，并多次重返鲁西南、大别山等革命老区，重温那段历史。她的创作激情再次爆发，很快就写了20多万字的作品。

曾克的作品大受欢迎，在云南、四川等地文化系统，她的名字如雷贯耳。20世纪80年代，来自周口的军队作家王天瑞参加云南省作协创作座谈会。当与会作家得知王天瑞来自河南周口太康县时，会场上陡然响起热烈的掌声。作家们纷纷议论：“河南太康，曾克的老家，曾克的老家！”会后，几位作家还向王天瑞了解曾克老家的情况。王天瑞非常感动，他明白，作家们的鼓掌是对曾克的致敬，是对一位革命作家的礼赞。

再次迎来创作春天

1978年，曾克调到北京，担任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家协会领导小组党组成员。她参与中央军委组织的《刘伯承传记》编写工作，任中国作家协会专业作家、中国延安文艺学会副会长、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关心下一代艺术委员会顾问、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理事和《中国风》杂志社社长兼主编。

1978年后，曾克又迎来创作的春天。她用一颗“水晶般的心”，抒发对领袖的爱戴、对战友的思念、对人民的感恩、对历史的敬畏。

这一时期，她的主要作品有： 怀念毛主席的《红色江山万年青》，纪念周总理的《心中的碑（一）》，悼念邓颖超的《心中的碑（二）》，琐记刘伯承、邓小平关心知识分子事迹的《信任与力量》，散记刘伯承与孩子们的《水晶般的灵魂》，追忆刘伯承、邓小平的《关怀》《请战》《跃进前夜》《在小平同志家里做客》等。

1984年初夏，曾克重返延安。看到宝塔山，喝到延河水，她把延安称作母亲，以女儿般的感情写出了《五月的种子》《妈妈，我回来了》《母亲的深情》《延安情》等散文。

曾克的文学与革命道路，离不开一批老师、作家的指导鼓励。她饱含深情地写出了《战地黄花分外香——我所认识的丁玲同志》《礼重义更重——怀念老舍同志》《长虹永仙——怀念高长虹同志》《一代天骄——记红军文艺女战士危拱之同志》《引导我走向革命的恩师艾思奇》等文章，使得这些革命者、文化大家鲜为人知的故事留传长久。

《盗天火的诗人—— 回忆我的老师柯仲平》一文，是曾克对她在北仓中学的老师、著名诗人柯仲平的追思。1979年初夏，曾克动笔写这篇文章，就是要让更多的人知道柯仲平的革命故事，使其被历史铭记。文章写作期间，曾克在1979年“五一”突发重疾。经及时抢救，她脱离危险，在医院休养了一个月。出院后，她第一时间完成了这篇文章。1980年5月，该文在《 人民日报》发表，受到读者好评，随后入选人教版六年制重点中学高中语文教材，影响教育了一代人。

2009年，曾克逝世。

曾克是一位能文能武、勤苦干练、朝气勃勃的人民作家，是中国延安和解放区文学中的重要革命作家，也是一位记录历史的著名记者。

在民族解放的历史洪流中，曾克有幸作为见证人，用才华和心血为历史留下了200多万字的作品，为中国文坛夯筑了一块基石。

战地黄花分外香——这是著名作家林默涵借用毛主席诗词对曾克作品的赞誉，也道出了一代又一代读者的心声！